教师持续减负，云南教师却不负反增？|云南省|全校|减负|学校|教学|教师|教育|班主任|班级群

还记得求学时期，校园总会出现与平日不同的景象：或是组织全校师生上街清扫，或是老师临时宣布有任务，这节课改为自习。这种现象从小学一直延续到高中，那时的我常为此庆幸，仿佛又能"逃"过一节课。然而如今回想，却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韩愈在《师说》中曾言：“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此刻回想这些往事，不禁要问："究竟是何种任务，竟能让老师放弃课堂教学？"

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教师减负文件屡见不鲜。2020年教育部推出典型案例，各地措施相继出台，声势浩大。然而，在云南的某处县城，一位班主任向我们展示了他的手机：里面置顶的工作群多达27个，分别对应着教育、卫生、消防、文明办、街道、妇联等不同条线。他苦笑着说：“文件说不能摊派巡河护林、上街执勤，但任务改头换面就来了。现在是‘家校协同防溺水，鼓励教师志愿参与水域安全宣传’，实质还是周末巡河拍照打卡；‘创文’不上街了，但要组织学生搞‘文明小卫士’实践活动，方案、简报、照片九宫格一样不能少。”

减负，在精妙的文字游戏下，演变成一场负担的“形式创新”。一位老师在《三联生活周刊》的采访中直言：“现在除了畜牧局和殡仪馆没派过任务，所有部门都派过。”当学校成为社会治理的“万能接口”，教师便成了最终那个承载一切指令的“基层硬盘”。

如果说来自各方的“派单”是外部重压，那么系统内部衍生出的“数字官僚主义”，则构筑了一座精致的内部牢笼。技术，这本应赋能教学的工具，在云南许多校园里，异化为监控与折腾教师的利器。

在云南一所中学，教师们被迫适应一套复杂的“痕迹管理系统”。学生心理辅导，核心不是倾听与沟通，而是完成表格填写并拍照上传平台；爱国主义教育，成效不看学生感受，要看是否收集了够多的活动照片和点赞截屏；甚至备课质量，也取决于教案在系统中被检查、打分、排名的频次与结果。

“我70%的精力，耗在了应付各种打卡、留痕、填表、提交电子材料上。”一位年轻的年级组长坦言，“备课和批改作业，反而要靠挤占睡眠时间来完成。我们都戏称自己是‘表叔’‘表婶’，教学倒成了副业。”当教育工作的价值被简化为手机屏幕上一个个待完成的“红点”和硬盘里一堆堆分类整齐的“痕迹”压缩包时，教育中最珍贵的人与人之间的温度与启迪，便已悄然流失。

与沉重负担相映成趣的，是另一项本应体现关怀的政策——教育系统提前退休（女50岁，男55岁）的扭曲执行。这项初衷是为无法胜任工作的教师提供退出通道的政策，在基层实践中，时常异化为一种需要争夺的“福利”或充满玄学的“资源”。

在云南部分县区，“提前退休”存在隐形的“名额”限制。能否获批，有时不全取决于病历的厚度，而取决于资源的交换与平衡。真正积劳成疾、渴望休养的教师可能苦苦排队，而一些“有门路”者却能捷足先登。这导致一种更隐秘的疲惫：那些身心俱疲却无法退出的教师，不得不继续在形式主义的泥潭中挣扎，而他们空出的教学责任，往往又压在了本就负担沉重的同事肩上。

负担无法卸下，出口却又狭窄不公。这套组合拳，让许多教师陷入“走不了，又活不好”的职业倦怠深水区。

追根溯源，教师负担的雪球为何越滚越大？核心在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在权力结构中处于末端，却在实际功能上被当成了“无限责任公司”。

任何部门都能以“从娃娃抓起”“家校共育”为名，将自身职责向学校摊派。安全检查、普法考试、人口普查、医保催缴……无数顶着“进校园”帽子的活动，最终落地为教师，尤其是班主任案头的一项项硬任务。学校作为事业单位，几乎无力拒绝任何来自“上级部门”的指令。

于是，教师被迫成为“全能战士”：他们是保安（负责各类安全平台学习与打卡），是会计（催收各种费用），是宣传干事（制作公众号、拍视频），是表格员（填写无穷无尽的统计报表），甚至，在防溺水的季节，他们真的成了“巡河员”。一位班主任自嘲：“我们是全职保姆、街道干事、文案写手、数据录入员……只是偶尔，才是个老师。”

云南教育有其独特的省情。一方面，部分偏远地区师资紧缺，一名教师往往要承担更多跨学科教学或额外管理工作；另一方面，在迎接各种现代化检查、评估时，标准却是与发达地区看齐的。这导致了形式主义负担的“超前消费”：硬件要赶超，材料要精美，活动要创新，但支撑这一切的人力与专业资源却捉襟见肘。

负担，在这里产生了叠加效应。昆明等中心城市的教师疲于应付各类“创新”评选和展示活动，而州县教师则可能困在更基础的数据填报和重复性迎检中。共同的，是他们都远离了安静的讲台和从容的育人过程。当年轻教师入职后发现，自己主要的“师范”技能是处理行政杂务而非钻研教学法时，职业理想的幻灭与人才的外流，便成为难以避免的苦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