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最大的时候,一群人正蹲在六道湾的冻土地上挖煤。
有人冷得直打哆嗦,有人手上磨出血,还有人在不停往下喊:“还有多深?”一个穿着旧棉衣的中年人站在一边,眼神却一点没飘。
他看着那片土地,像是早就知道答案。
“这儿,往下三十六米。”他说话不大声,但听得很准。
谁能想到,这个刚从监狱出来的人,说的第一句话,不是问自由,而是指着地说煤在哪儿。
他的名字叫王恒升。
很多人都不熟,但那时候的新疆,正是靠着他这句话,把一整个冬天烧热了。
那是1949年后的事儿。
新疆刚解放不久,王震被派过来负责接管。
表面上看,任务是“安定秩序、恢复生产”,但真干起来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那时候的新疆,不是说没煤,是开不出来。
别说设备,就连能看懂地质图的人都找不到几个。
王震急得团团转,白天开会,晚上翻资料,最着急的还是冬天临近,老百姓取暖都成了问题。
有一次他进村,敲开一户人家。
门一开,那股凉气扑面而来,比外头还冷。
屋里一个老头裹着破棉被坐在炕上,脸冻得发青。
“冬天怎么过啊?”王震问。
老头只是瞥了他一眼,说了句:“没有火,就等死。”
就是这六个字,把王震惊住了。
他回到指挥部,一夜没睡。
第二天,他给北京拍了电报,提的只有一件事——煤。
没几天,周总理的秘书把电报送到眼前。
周总理看完,第一句话是:“找李四光。”
李四光接到电话后,第一反应是:“新疆我不熟,不过...我有个学生,行。”
说到这,他顿了顿,“不过他现在,在监狱。”
王震听了,没吭声。
过了两秒,直接说:“告诉我在哪儿,我去见他。”
王恒升当时在监狱里,已经蹲了好几年。
原因也简单,说是他和国外学者有书信往来,被认为“不够警觉”。
那时候的标准就是这么严,一封信就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可也正因为这封信,一个能指着地说“这儿有煤”的人,被埋了好几年。
王震见到王恒升时,是在一所低矮的牢房里。
那人正蹲在窗边,用手拨弄一撮黄土,嘴里低声念着什么。
“石英、云母、碳酸盐……”像在自言自语。
王震一句废话没说,直接开门见山:“新疆的冬天,等不起了。
你出来帮我,我给你当副手。”
王恒升愣了几秒。
没人想到一个将军会说出这样的话。
他站起来,拍拍手上的土,说:“走,去六道湾。”
那天之后,整个部队都动了起来。
几千人带着铲子、推车,一路往六道湾开去。
风大雪厚,路不好走。
有人脚冻伤了,有人衣服都湿了,没人退缩。
“哪儿挖?”
“这儿。”
“多深?”
“三十六米。”
结果挖到三十五米,煤就出来了。
黑黝黝的一大片,像是从地底下醒过来一样。
那一刻,没人说话。
所有人就站在那儿,看着那层煤,就像看着整个冬天的希望。
这不是运气。
王恒升之前在新疆跑了十几年,地质图、矿脉脉络全在他脑子里。
别人没法弄清楚的冻土结构,他心里门儿清。
可惜,他的专业和经验,却被一纸误判压了几年。
王震后来才知道,王恒升本来是留洋归国的高材生,回国后主动申请到新疆搞地质勘探。
那时候新疆条件差、路不好走、水不好喝、气候也恶劣。
但他没退,反而说了一句:“越是没人愿意去的地方,越需要我们去。”
可惜,那样的人,被关了整整六年。
开采成功后,王震才想起一件事——王恒升的身份还没恢复。
也就是说,他现在还是“有案在身”的人。
王震找他谈话。
“你信我吗?”
王恒升点头。
“那就把你那点事儿都告诉我,我帮你翻案。”
王恒升讲得很简单,就是跟国外朋友通信,聊聊矿产、科研,那会儿不懂政策,没多想。
王震听完,皱着眉头问:“这也叫‘问题’?”
王恒升笑了笑,没说话。
他知道,很多事说不清楚,也解释不通。
但这次不同了。
王震亲自写信、跑程序、找人,几个月后,王恒升彻底平反。
他重新回到地质队,又干了好几年,后来还参与了新疆多个重点矿区的勘探。
再后来,他的名字出现在了多个矿产开发项目的技术图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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