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有人向你提问：“日本是否属于亚洲？” 由于这近乎常识性的基础问题，大多数人或许会觉得无需作答。然而，若将此问抛给当事者日本人，情况则远非如此简单。因为即便在今天，仍有不少日本人会对这个问题犹豫不决、难以立即回答。当然，他们并非否认日本地理上位于亚洲的事实。只是在心理或集体情感层面上，他们倾向于认为亚洲与日本是相异的。这种现象的根源，深植于日本独有的近代化经验之中。其第一颗纽扣，便是“脱亚入欧”的理念。我们所知的“近代日本”社会，正是在这一口号所标榜的、与落后亚洲的差异化、以及与先进西洋的同一化方向中形成的。
有一句耳熟能详的说法：“近而远的国家”。意指地理上邻近，情感与文化上却感觉遥远的邻国。若追溯此表达的源头，恐怕要归结到福泽谕吉的《脱亚论》。福泽主张，应“远离如中国、朝鲜这般固陋的东方恶友，与西洋文明同甘共苦”，这才是近代日本应循之道。此主张在当时属于常识范畴。那是一个报纸社论（《时事新报》，1884年11月11日）以“日本不应是东洋国家”为题刊登也毫无违和感的时代。脱亚论底层流淌的，是西欧帝国主义所传播的“文明／野蛮”二分法的世界观。脱亚论的主要论点在于远离被旧习束缚、改革消极的亚洲，其目的在于否定那种即便对文明化态度积极的日本，也仍将其视为亚洲一部分的西洋视线。因为在西洋势力眼中，只要日本仍被视作亚洲一员，就随时可能成为侵略的对象。
“亚洲”这一名称，是欧洲人创造的。古希腊人称“日出之地”、“东方”为“Asu”，“Asia”一词由此衍生。18至19世纪，欧洲为从东方的“他们”中区分自我，并构建地理与文化统一体，便活用“亚洲”这一术语，以自身价值判断为框架观察并裁定亚洲，捏造了亚洲的地域一体性。换言之，亚洲/东方，是欧洲白人社会为确立其优越的自我认同，并在政治、经济、文化上支配劣等的非西方有色人种而发明的空间性“他者”。
◇ “日本性”是如何被建构的
“在非西方国家中，唯有日本成功实现了近代化”——日本人自身的这种自我认识，为他们提供了从亚洲剥离自我、获取第三种独特身份的动机。其最初的尝试，便是始于19世纪末、以西洋史、东洋史、国史（后改为日本史）三分科体制为起点的历史学科体系，这亦是日本的发明。借此，日本得以逃避自身虽常言亚洲之后进性、却根本属于亚洲一部分的矛盾。想象并主张一种以亚洲为中心、欧亚大陆西端为欧洲、东端为日本的三极构图，对日本而言，是既能主张自身相对于亚洲的先进性，又能主张与西方对等性的、最佳的地缘操作。
对日本人而言，亚洲是确证自身近代性的、后进而停滞的空间。“我们与他们不同，故我们非他们”——以这种否定方式构建自我认同，是人类社会肇始以来便已固化的惯例。与对方的文化差异愈显著，则“我们”与“他们”的边界便愈明确，为此，这种差异常被向更否定的方向夸张，甚或有时被捏造。对于在战争（对中、对俄）中取胜、跻身列强之列的日本，被外界视作“东洋中的西洋”、“亚洲的白人”，并无迹象表明有日本人对此感到不快或予以拒绝。日本的例外性成功被强调得愈甚，日本国内将自身与东洋/亚洲差异本质化的尝试便愈强。
日本漫画家细木原青起在杂志《日出》1942年2月号刊登的插图《大东亚共荣会议》。
日本近代史并非始终单向朝脱亚方向行进。亦有高举“兴亚”旗帜的亚洲主义崭露头角的时期，尤以满洲事变（日本侵占我国东北）为契机、日本退出国际联盟的1930年代为甚。其虽有大义名分，即应与亚洲各国联合对抗欧美帝国主义侵略，然本质上，其核心构想乃是以日本为中心的“日本版”华夷秩序之建构。然而，无论脱亚论抑或兴亚论，在与扩张主义相结合这点上，亚洲依然是日本对外扩张欲望的对象。最终，位于欧亚大陆两端、均欲重构亚洲并施以政治文化威压的两股扩张势力，通过太平洋战争将东南亚各地化为战场，这或许是一种必然的走向。
战败后，高举文化国家旗帜的日本，在日美同盟体制下强化了与欧美关系。经全力投入经济复兴，终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跻身西方发达国家G7之列。日本对亚洲的关切并未特别增大，但形成了以经济大国日本为中心的区域国家间分工体制，即所谓“雁行模式”。雁群飞行之姿，呈倒V字形。日本领头，其后紧随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再后则是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东盟诸国。这是众人记忆中的1970-80年代东亚地区产业发展模式。虽与可炫耀武力的过去性质不同，但可以说日本维持了其作为亚洲盟主的地位近一个世纪。
然而，1990年代后，随着中国加入国际分工体系，韩国、中国台湾等在部分尖端产业赶超日本，雁行模式遂告崩溃。这意味日本自我认同的危机。同时，“失落的三十年”这一困苦时期亦随之来临。
◇ 中心主义倾向带来的弊端
日本有位作家名叫多和田叶子。她二十多岁移居德国，此后四十余年间，以日语和德语创作小说、诗歌、戏剧，堪称“精神流亡者”，虽精通日德语言文化，却刻意拒绝归属于任何一方。其作品中，常出现对西洋人二分法思维的揶揄与批判——“虽说不清楚／但我们已／离它无法生存”。意即：若无亚洲，欧洲人便无法维系其自我认同。自多和田写下此诗约四十年后的今天，曾被西洋人轻蔑的“亚洲前提”之大本营——中国，正以尖端技术与产业实力威胁西洋，推动世界向美中两极体制重组。他们（西方）不得不生活在一个延续数百年的、他们所熟悉的亚洲已不复存在的世界。
日本亦然。如今，日本不仅与中国，亦与曾为其殖民地的韩国、中国台湾之间，陷入激烈的技术争夺。名为“亚洲”的、曾映照出其作为模范生、盟主的优越自我形象的镜子，已不复存在。亚洲需被重新定义，而这最终亦是自我的重新定义。日本始终是通过亚洲与西洋两面镜子交互映照，来确立自身位置。无论哪面镜子，它都追求从中心主义视角映出最积极的自我形象。中心主义的心理人皆有之，然其带来的弊端巨大且持久。
注释：此文为引述韩媒报道，不代表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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