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野心，未必总是坚船利炮。19世纪的法国精英如何以丝绸和香槟实现“柔性”全球征服。
☆Choice年度杰出学术资源奖、经济史协会“乔尔吉·兰基”奖（Gyorgy Ranki Prize）获奖作品，吕一民、乐启良联袂推荐。
☆拿破仑之后，法国如何重返世界舞台中央？追溯现代全球化进程中被忽视的“法国基因”，挑战以英美为中心的全球化叙事。
☆“法式风格”何以引领世界潮流？这并非偶然的商业成功，而是一场由国家精英主导的顶层设计。彼时的法国将宫廷生活方式、审美风尚与奢侈品输出作为帝国战略，将法式生活艺术塑造为精致品位的全球模板。
☆突破传统殖民史领土征服的陈旧叙事，以跨国史的新视角，追踪人口、商品、资本与品位的全球流动，重绘19世纪的世界权力图景。
阿尔及利亚：非正式帝国的失败
1876年，约瑟夫·鲁邦在阿尔及尔附近海岸遇险，下船后便着手勘探这片地域。他漫步于两旁种植着橙树和柠檬树的小径，来到了一座小山顶上的雅致观景亭。远眺之下，一片辽阔平原展现在眼前，上面遍布着连绵的麦田和繁茂棉花，似乎丰收在望。随后，鲁邦顺着一条桑树小道走向一座农庄，途中穿过一片不同寻常的小树林：“聚集了富含胭脂虫的仙人掌、果实稀疏的柠檬树、棕榈树、面包果树、无花果树、咖啡树、梨树、可可树、杏树、丁香树，以及李子树、桃树、橙树，还有诸多他未曾见过的其他树种。”在这片小树林中，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得知他的不幸遭遇以及他的法国身份后，邀请他参观农庄，并向他介绍了她那尊贵的老“摩尔人”祖父（沿海地区的穆斯林原住民）。晚餐时，那位年轻女子的父亲（一名“法国人”），以及两位邻近的农民——一位说柏柏尔语的“卡拜尔人”和另一位来自内陆的“阿拉伯人”，与鲁邦和农庄主人一同进餐。他们之间“愉悦、有趣且富含启发性”的对话彰显了“前阿尔及尔摄政国居民的文明已臻成熟”，而在他探索该国其他地区时，他发觉欧洲人与原住民之间“团结一致”。当鲁邦醒来后，意识到自己仍处于1836年，而所经历的一切不过是一场“幻觉”。但他坚信，未来四十年里，他的梦想终将化为“真实的现实”。
鲁邦之梦虽然文学价值平平，却因其与随后四十年间，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活动的强烈对比而变得格外引人注目。即使参照现代殖民征服中那微不足道的道德标准，法国军队展现的暴力，特别是在1839年至1847年镇压阿卜杜勒·卡迪尔领导的抵抗运动期间的暴行，仍然异常骇人。为了描述当地平民在深洞避难时遭受的悲惨遭遇，“熏杀”和“封围”这样的词汇应运而生，而历史学家也有理由质疑法国的反叛乱战术是否应被视为种族灭绝。被征服后的法属阿尔及利亚也成了现代殖民社会中种族隔离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少数的欧洲公民（包括1870年被授予法国公民权的犹太人）与占大多数的讲阿拉伯语或柏柏尔语的穆斯林居民之间存在尖锐的紧张关系。此外，与鲁邦所憧憬的成为法国制造业所需大宗原料（例如棉花）生产地的状态大相径庭，阿尔及利亚的经济长期低迷，直到1880年葡萄种植业兴起后才走出困境，成为主要的葡萄酒出口国——在法国本土，葡萄酒并不是稀缺商品，不过从阿尔及利亚进口的葡萄酒可能促进了法国南部劳动力从农业向服务业和工业转移。而欧洲移民在当地所享有的优渥生活水平，也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穆斯林的财政剥削和法国政府的巨额补贴之上，与美国、澳大利亚或阿根廷等其他殖民地社会的惊人经济成就相比相形见绌。
我们如何解释约瑟夫·鲁邦的梦想与法属阿尔及利亚现实之间的悬殊差异？鲁邦的愿景并不是特例。身为银行家和马赛市议会成员，鲁邦正是那群不断为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确立支配地位而努力的马赛显贵的典型代表。他对社会和谐与经济繁荣的憧憬与18世纪末期启蒙时代的殖民计划不谋而合，而且直到1840年，许多法国政治精英仍与他共享这一愿景。这个田园诗般的未来可以视作结合了有限殖民定居的法国非正式帝国计划。在梦中，鲁邦并未明确前阿尔及尔摄政国的政治地位，但他称之为“文明的国家”“文明的王国”或“新王国”，这暗示它虽受法国支配，但并非完全在法国主权之下。无论如何，它既没有像1848年那样被法国吞并，也不像在1870年那样被划分为三个省份。那么，为什么这一非正式帝国计划最终失败，阿尔及利亚反而成了正式殖民中最为残酷的案例之一呢？
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历史研究往往将法国侵占阿尔及利亚视为其现代殖民帝国的起点，误导了我们对19世纪中期法兰西帝国宏图的认识。这种观念最早可以追溯至西方历史学家还在纷纷歌颂欧洲殖民主义的时代。加布里埃尔·埃斯克尔在1923年出版的作品《帝国的开端》是对1830年阿尔及尔被攻占的有力陈述，其书名本身就颇具深意。作为共和主义的坚定拥护者及学界领军人物，埃斯克尔力图通过其作品彰显第三共和国的殖民成果，这与当时许多关于殖民史的学术作品有着相似之处。此书在探讨殖民起源时，着重展现那些看似能预示未来共和帝国之兆的元素，而有意忽略了与之相悖的内容，尤其避免将殖民远见归功于君主制，并贬低除定居者殖民主义之外的一切选择，认为它们都是走不通的死胡同。因此，这种叙述呈现出明显的矛盾性：一方面强调法国入侵阿尔及利亚的“无辜”，将入侵归咎于未开化的土耳其官员的挑衅；另一方面，则坚决主张采取严厉的正式统治手段，认为这是维系法国霸权的不二法门。
一些批评法国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的历史学家，如夏尔—安德烈·朱利安和他的弟子夏尔—罗贝尔·阿热隆，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揭穿了支撑这种殖民叙事的神话。特别是，他们论证了阿尔及尔统治者侯赛因·德伊用苍蝇拍击打法国领事皮埃尔·德瓦尔三下的事件（俗称“扇击事变”），实际上并不构成 1827—1830年法阿冲突的真正或主要原因。然而，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视角，强调法国国内政治动因的重要性——特别是强调一场试图利用阿尔及尔的军事胜利来颠覆法国宪章的保皇党阴谋，而这又以新的面貌重塑了殖民的“无辜性”。在他们看来，这场自1802年重夺圣多明戈失败以来法国最大规模的海外军事行动，只不过是“出于国内政治考量的权宜之计”。朱利安和阿热隆也对共和殖民主义言论中关于法国统治益处的官方话语展开必要且严厉的批判。然而，可能是因为他们研究的重点依旧停留于共和殖民主义，对1870年以前的法国霸权持有相对温和的态度：或是全然接受19世纪30年代法国自由派所宣扬的帝国谋略，或是将拿破仑第二帝国中止定居者殖民主义计划的努力贬抑为不切实际的幻想。在他们的笔下，法国统治的剥削和压迫虽让人遗憾，但似乎也不可避免。
朱利安、阿热隆甚至埃斯克尔的学术成就都值得我们钦佩。他们的解读方式在不同层面上富有说服力，至今仍对学界关于法国对阿尔及利亚早期统治的研究颇有影响。然而，正如任何解读一样，他们的研究同样基于对证据的选择性利用，这一过程往往受到政治动机的影响——埃斯克尔赞颂殖民主义，而朱利安和阿热隆接受非殖民化的现实。因此，通过重新审视某些证据并突出其他证据的重要性，我们得以探索其他可能的解释路径。在本章中，笔者希望勾勒出一种替代性的视角，更专注于探讨法国侵略者追求而未能实现的目标，而非阿尔及利亚的最终面貌。本书主要关注19世纪中叶阿尔及利亚在法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而不是单纯追溯近代阿尔及利亚的殖民史或20世纪法国共和殖民帝国的起源。
这一视角受到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贝利所做研究的启发，他提醒我们，不应将全球革命时代的欧洲扩张简单看作是19世纪末“真正”帝国主义的序章。本章首先旨在阐明，1830年的远征阿尔及尔既非完全脱离其殖民野心，也并未全然追求领土支配。实际上，这一行动部分源于对一处小型沿海定居点的规划，同时伴随着对阿尔及利亚腹地进行非正式支配的模糊设想。这一计划源自启蒙时代及自由主义对帝国的思考，并在1830年革命后继续指导法国的政策，这从官方的“有限占领”口号及将阿卜杜勒·卡迪尔新建立的阿拉伯酋长国转化为附属国的努力中可见一斑。这一政策的失败或许是不可避免的。然而，法国与阿卜杜勒·卡迪尔在君士坦丁省东部的领土争夺、1840年欧洲战争引发的恐慌等一系列偶然因素，无疑加速了这一过程，从而凸显了法国在北非海岸定居点的脆弱性。正是在这之后，法国政府才决定执行明确的领土征服政策。然而，领土统治带来的经济回报并不理想，促使拿破仑第二帝国尝试转向一种较为非正式的支配方式，即试图将这处法国殖民地变为一个“阿拉伯王国”。尽管这种部分回归非正式统治的尝试可能同样注定失败，但19世纪60年代末的连续干旱（让人们对其所谓经济优势产生质疑）以及1870年波拿巴政权的突然垮台，显然加速了这一进程。
本书虽然强调法国对非正式统治的愿望，并不意味忽视了另一种常被某些法国士兵和定居者表达的野望——实施一种更正式、更严酷的统治。实质上，笔者希望深入分析这一非正式殖民计划的持续吸引力，从而更全面理解阿尔及利亚殖民暴力的动态机制。罗宾逊和加拉格尔所构建的范式并未排除正式征服的可能，而是把它视为非正式统治失败时的备选方案：“尽可能通过非正式手段实现至高无上的统治，必要时则通过正式吞并来确立主权。”这一阐释让我们想到托克维尔，在放弃对法国温和统治的希望之后，他以“不幸的必需”这种悲哀的语调宽恕了法军的暴行。此外，这也有助于理解如弗朗索瓦·基佐和布热奥将军等法国精英人士的态度转变，他们在19世纪30年代曾热衷于与阿卜杜勒·卡迪尔合作，却在1840年至1847年间成为残暴征服的主要推手。这同样也提醒我们，反对征服并不等同于反对帝国本身，甚至也不等同于反对暴力：作为1850年之后主张建立阿拉伯王国的先驱，伊斯梅尔·乌尔班在19世纪40年代部队服役期间，并未对法国的做法表示反对；而阿拉伯王国的目标是通过更灵活的手段巩固法国霸权，而非将其废除。阿尔及利亚成为正式殖民地不完全是有意为之，亦可视为失败的非正式帝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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