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法国国宝级演员、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得主，朱丽叶·比诺什本月初来到第六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担任本届宣传大使的同时，携新作《亦吾亦舞》参与系列活动。这位曾与基耶斯洛夫斯基、侯孝贤等世界级导演合作的传奇影人，从《蓝白红三部曲》中的忧郁妻子到《英国病人》里的深情护士，比诺什用她细腻的表演征服了全球影迷。此次海南之行，她以电影为桥梁，与亚洲观众分享了她对表演艺术和转向导演身份过程中的独到见解，电影节期间她也接受了多家华文媒体群访。
采访正文
媒体提问：
我们非常高兴您能担任本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的宣传大使。请问，您接受这一邀请的主要动机是什么？以及这次来到海南岛，您的感受如何？
朱丽叶·比诺什：
海南岛电影节举办的第一年我就曾来过，这里对我来说充满了欢乐的回忆，所以这次能回来我非常开心。同时，电影节愿意放映我的电影《亦吾亦舞》，也让我感到非常兴奋。因此，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
媒体提问：您觉得出演舞台剧，与您以往的电影表演相比，在感受上有什么不同？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朱丽叶·比诺什：
在舞蹈的结尾部分，我称之为“死亡之舞”（笑），你可以看到我大汗淋漓、上气不接下气。这种表演绝对需要持续的训练，以及完成这场疯狂演出的强烈意愿——这也是我和编舞家Akram Khan彼此之间的承诺。
一开始我没想到会这么难，但这段经历让我更打开自己，也让我意识到自己的潜力与能力。共同创作也让我非常兴奋，因为你会与对方分享想法，呈现彼此的不同与共通，这让我们更加紧密。
不过，它也让我看到了自己未曾预料的局限。我曾以为自己能在动作上极具创造力，仿佛内心住着一位舞者，但实际上，我只是一遍遍重复着相似的动作。我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明白自己需要编舞师的引导与帮助。
与排练总监兼训练师Suman的合作也非常美好。她出生在台湾，16、17岁时立志成为舞者，之后移居欧洲，与许多优秀的编舞家合作。她在我的身上看到了她自己17岁时曾拥有的舞者潜力，这让我深受鼓舞。我感觉自己被她的信念托起——因为如果没有信念，尤其是在艺术领域，你很难坚持下去。艺术家需要巨大的信心，因为这条路并不容易，必须日复一日地训练，克服种种困难。
所以，整个过程带给我多层次的情感与兴奋。
媒体提问：
这次参加海南岛电影节，是否让您对中国电影有了更深的了解？有没有特别欣赏的中国导演？
朱丽叶·比诺什：
其实我目前了解得还不多，因为我一直在连续工作，但我希望未来能有机会在电影节上静静观看，更多地了解中国电影。
至于中国导演，我对毕赣的作品印象深刻。我认为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思考者与创造者，拥有多元的视野。我甚至曾向评审团提议，能否为他颁发一个特别奖项，因为他的作品独一无二。我们应该珍惜那些真正在创造新世界、为电影艺术开拓可能性的电影人。
导筒：
在您的表演中，肢体表达的比重似乎一直在增加。您认为对于表演而言，身体和灵魂哪个更重要？
朱丽叶·比诺什：
在我的作品《亦吾亦舞》中，身体与灵魂是一个整体，它们不可分割。阿库·汉姆既是编舞家也是舞者，而我是一名演员，我们共同创作这场演出，正是希望将灵魂注入动作之中——这是我们的初衷。
所以影片一开始，苏珊·巴特森出现并说道：“从感受出发。”动作应当源于内在的体验，而非某种抽象的理念。身体与灵魂是共同作用的，这部电影也正是想表达这种合一性，而不是将二者分开看待。
媒体提问：
在您看来，一个好的电影节应该是什么样的？
朱丽叶·比诺什：
国际电影节应当充分展现创作者、电影人以及演员们所承担的“风险”。通过这些作品，我们能看到来自不同世界、不同背景的创作勇气，从而理解彼此的差异。这种风险可以是政治上的、情感上的，也可以是视觉语言上的创新——总之，是一种迈向未知、尝试新事物的跳跃。
对我来说，这正是电影节应有的选片方向：我们不想看那些重复了无数遍的作品，而是期待看到源自一个国家灵魂与视野的独特艺术形式。电影也应当具有政治性，因为它始终关乎人。
作为评审，我最享受的是讨论的过程——交流彼此对作品的喜爱与否，分享不同的视角与感受，这非常令人兴奋。我也热爱在电影节上看电影的过程：一部电影可以打开一个世界，甚至改变人生。走进影院时，你应当抱有“它或许会改变我”的期待。电影不仅仅是画面与镜头的组合，更是某种能深入你内心、与你共鸣并留下永恒印记的东西。
媒体提问：
三亚与戛纳自1997年起就是友好城市，同时也都以举办电影节闻名。从您的角度来看，您认为这两座城市在电影产业方面是否有合作的可能？
朱丽叶·比诺什：
戛纳的魅力在于，它不仅展示大片，也能让小型电影脱颖而出，被世界看见。有些影片可能规模不大，却因为其独特性与真诚打动人心，从而走向国际。
我希望三亚也能孕育这样的可能性，让这里既欢迎大片，也拥抱小成本佳作。因为电影的本质不只是被多少人看到，更在于它如何讲述故事、传递观点、触动内心，并留下长久的回响——这才是电影节存在的意义。
媒体提问：
拍摄纪录片往往会有大量素材，您在剪辑过程中是如何找到叙事平衡的？
朱丽叶·比诺什：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常有人说“纪录片是一种虚构”，其实我们不这么看，因为内容都是真实的——但最终成片确实取决于你的选择：选择哪些镜头、如何组织它们。所以剪辑非常重要，也往往很难找到平衡。
我自己也有倾向与盲点，因此需要与剪辑师紧密合作，这非常关键。归根结底，剪辑要服务于你想讲述的故事脉络。
例如，我有一段很喜欢的艾扬格瑜伽片段，记录了我的身体变得更强健的过程，但在成片里却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因为影片临近结尾时，叙事有其自然的节奏与势头，加入这段反而可能打断情绪。我不得不忍痛舍弃，尽管遗憾，但必须为整体效果与观众体验考虑。
影片最初有两个半小时，现在缩短到约一个半小时，我剪掉了许多内容。长短感受因人而异，但作为导演，我必须确保作品能始终保持观众的注意力。
此外，影片中我与其他人的关系也需要平衡——与Akram Khan、Suman等之间，这是一个整体的把握。我曾保留了一段Suman训练我旋转的片段，但最终也拿掉了。我向她道歉，因为这段展现了我们工作的某一面，但她理解这是为了影片的整体性。
这些选择是心碎的，但当一切为了电影，个人情绪必须退后。
导筒：
多元文化的工作环境对您来说是挑战还是机遇？
朱丽叶·比诺什：
它绝对是一份礼物，是生命自然的状态。人生本就馈赠我们许多新鲜的遇见。正因如此，电影节才如此重要——它让我们看到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思考方式与创作视角。多元环境本身就是一个礼物，而在差异之中，我们反而更看清彼此相通之处，走向团结与共存。这看似矛盾，实则统一。
仅仅是品尝异国食物、闻到陌生香料的气息，就足以令人兴奋，仿佛踏入另一个世界。味觉如此，听觉、思想亦然——它为我们带来全新的生命源泉，美妙而珍贵。
与来自不同地方的导演合作时，我甚至会忘记他们来自哪里。在我看来，我们共同站在“人”的位置上，试图捕捉生命中那些特别、明亮、充满情感与渴望的部分。
媒体提问：
您的很多电影都在巴黎拍摄，您如何看待电影与城市之间的关系？
朱丽叶·比诺什：
电影是呈现生活的一种方式。我个人的巴黎，与电影中常出现的巴黎景象并不完全相同——当我开车、走路、坐地铁穿梭其中时，这座城市承载的是我自己的故事，因为生活发生在各处。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城市记忆。
如果要谈具体电影，或许我可以举例。比如在《新桥恋人》中，我们原本计划八月在巴黎实景拍摄，但因演员受伤，无法按计划使用那座桥，于是我们在法国南部的博物馆里重建了桥的一部分进行拍摄。所以，那既是巴黎，又不是真实的巴黎——因为电影始终是虚构的。
我对拍摄地总有强烈的记忆，但电影最终构建的，是一个既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的世界。
编辑整理：林小菲
导筒x海南岛国际电影节系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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