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三年的那场大雪，差点把开封城给埋了。
为了不让老百姓冻死，大宋朝廷干了一件特别“打脸”的事儿——官府开仓放粮的同时，竟然主动给灾民发了一种叫“毡笠”的帽子。
这事儿现在看着没啥，但在当时绝对是个炸雷。
要知道，这种帽子是典型的“胡服”，就在几十年前，宋仁宗还特意下旨严禁汉人穿戴。
这哪里是救灾，分明是老天爷在给大宋朝廷上了一堂最狠的实用主义大课：在生死存亡面前，所谓的华夷之辨，连个屁都不是。
咱们把时间轴往回拨一拨。
你看宋朝皇帝的画像，或者看像《清平乐》这种考究点的剧，你会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宋朝皇帝穿得那是真“素”。
你看以前的皇帝，恨不得把全宇宙都绣在衣服上，尤其是那明晃晃的龙纹。
可到了宋朝，皇帝大多时候就穿个单色的红袍子，身上光溜溜的，既没有金龙盘绕，也没有啥花里胡哨的纹饰。
乍一看，除了头上那个帽子不一样，这身打扮跟个普通的红衣高官没啥区别。
难道是大宋缺钱？
开玩笑，宋朝那是出了名的富得流油。
其实吧，这一身“红袍”背后，全是心眼子。
当年赵匡胤那是咋上位的？
“黄袍加身”啊。
这四个字听着霸气，说白了就是兵变。
老赵心里虚啊，他太知道武将手里有兵权是啥后果了。
所以他一坐稳江山，第一件事就是搞“转型”。
皇帝脱下金龙战袍换上红官服，其实就是一场为了洗白自己的大型“政治路演”。
他就是要告诉全天下的读书人：哥们儿我现在不是那个骑马砍人的军阀头子了，我是跟你们穿一条裤子…
不对，穿一样衣服的“官家”。
大家一起坐下来喝喝茶、治治国，多体面。
说到这身衣服，就不能不提挂在宋朝君臣脖子上那个奇怪的白圈圈——“方心曲领”。
你看古装剧里，宋朝官员脖子上都套个这玩意儿，上面圆的，下面方的。
这东西在隋唐那会儿，本来是衬在内衣领子里用来定型的，属于纯纯的“内衣外穿”。
结果到了宋朝，这帮人把它翻出来，挂在最显眼的地方。
为啥？
上圆象征天，下方象征地，这玩意儿就是个随身的警示牌，时刻提醒你：受命于天，脚踏实地，别乱来。
宋朝这帮人，在那会儿其实挺憋屈的。
北边有辽国，后来又有金国，打仗那是真打不过。
战场上找不回来的场子，就得在精神上找补回来。
这是一种近乎偏执的倔强。
但是呢，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那个让宋仁宗气得直跺脚的“胡服”，根本就禁不住。
为啥？
因为太好用了啊！
就拿开头说的那个毡笠来讲，那玩意儿源自东北的契丹和女真，挡风遮雪的效果比汉人那个轻飘飘的冠冕强了一百倍。
你去翻翻《水浒传》，林冲雪夜上梁山那一段，头上戴的是啥？
就是毡笠。
施耐庵写书那是真有生活，在北宋末年，这种“胡人帽子”早就成了民间爆款，满大街都是。
官府想禁？
根本禁不过来。
更离谱的是，这种“胡化”连皇宫都没守住。
宋朝流行一种叫“吊敦”的裤子，其实就是现在的紧身连裤袜，方便骑马用的，也是胡人的发明。
有一次宫廷聚会，艺人穿着这玩意儿直接给皇帝表演，皇帝看着乐呵呵的，压根没想起来这是祖宗严令禁止的“奇装异服”。
到了南宋，那个被金人吓破胆的宋高宗赵构，私底下为了保暖，自己都戴毡笠。
嘴上喊着抵制，身体却很诚实，这就是典型的“真香定律”古代版。
这事儿跟吃牛肉是一个道理。
大宋律法严禁杀牛，牛是战略物资，杀牛是要坐牢的。
可《水浒传》里那帮好汉进店就是“小二，切二斤熟牛肉”。
为啥敢这么写？
因为在当时，法律的红线早就被供需关系给冲烂了。
老百姓兜里有钱，想吃肉，市场就有供应，“禁令年年下，牛肉日日吃”。
衣服也是一样。
当一种服装更适合干活、更适合打仗、更暖和的时候，你跟老百姓谈什么民族大义，那是扯淡。
这是一个极其纠结的朝代。
这种拉扯感，贯穿了整个宋朝。
历史有时候特别喜欢开玩笑。
宋朝皇帝努力用宽袍大袖把这一亩三分地围起来，想跟“戎狄”划清界限。
结果呢？
那些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尖头靴、紧身裤，最后全都融进了中华服饰的血脉里。
你看宋朝折腾了半天，最后也没挡住金人的铁骑。
那些挂在脖子上的“方心曲领”没能救得了大宋，但那种在乱世里还要讲究体面的劲头，值得人琢磨。
靖康二年，金军攻破开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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