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需要精细化运营、回归商业本质的“白银时代”，保守主义者的春天也许刚刚开始。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马吉英
见习记者 陈浩
编辑｜马吉英见习编辑｜张昊
图片来源｜受访者
北京东四环外，一处由废弃锅炉房改造的名为“ONSITEEE·在场”的商业空间，陈长春特地把采访约在这里。
1月6日下午，落日余晖中，可以看到裸露的红砖和水泥墙，带着宠物狗的年轻人几乎占满了这个集酒吧、咖啡、简餐、公园于一体的商业体。离这里最近的地铁站超过一公里，这是典型的“城市边缘”，但在以算法著称的高德地图上，它高居北京市酒吧扫街榜第二名。
陈长春就住在附近，最近他频繁来到这里。作为高端乡村民宿品牌“隐居乡里”的创始人，他对消费人群有着敏锐的嗅觉。他发现聚集在这里的年轻人，与十年前第一批入住他们民宿的客群高度重合。
“你看门口停的那些车，包括摩托车，足以看出他们的消费力。”陈长春语气中带着一丝兴奋，“十年前，这群人开着同样的车去我们的山楂小院，一晚两三千元，眼都不眨。但今天，为什么这些人窝在这里，花几十块钱点一杯咖啡，在这个‘锅炉房’里消磨半天？”
他认为，这种变化折射出当今商业社会的某种潜流——人们对“摆大谱”式的炫耀性消费失去了兴趣，转而追求一种高性价比、具体、微小的幸福——所谓的“小确幸”。
“100块钱的消费，500块钱的体验，还要有调性，年轻人舒适的消费区间下移了。”他说。
过去十年，他一手将原本几百元的农家乐模式，升级为两三千元一晚的高端乡村度假产品，在全国40多个乡村运营着400多个院子，累计营收数亿元。但此刻，面对消费市场的变化，这位50岁的创业者谈到场景重塑时眼睛放光。
“一个‘微缩版胖东来’。”陈长春说，“胖东来成功的奥秘跟宜家一样，它做了一个从生产端到销售端的最短链条，在压缩成本的情况下，按照新时代的审美进行包装。”他想基于在乡村积累的供应链、运营经验，把休闲、简餐、商品三个场景结合，在城市近郊的闲置空间里重构一个消费场景。
在熟知他的人看来，陈长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弄潮儿”。出于对美感、新鲜事物的敏感和好奇，从千禧年初的天涯社区旅游版主，到PC互联网时代的旅游垂直门户创业者，再到新消费时代的乡村高端民宿先行者，他似乎总能踩中时代最早的节拍。
但创业近20年，他却始终没有成为站在资本塔尖的那个人。按照常规的商业逻辑考量，他嗅觉灵敏，却总是踟蹰不前，憾失大举进攻的良机，在最黄金的时代“偏安一隅”。他身上充满矛盾感——前卫和警惕不断纠缠。
在采访中，他不下10次提到“基因”这个词。他是一个被基因困住的人，出身陕西农村、在部队服役八年。这两段经历构成了他性格的底色：在产品和内容上完美主义、追求运营稳健，但对复杂的商业规则保持着疏离。
而如今，这位“保守主义者”想要发起一场对抗自身基因的突围。
被“基因”锁死
回到20年前，陈长春刚刚脱下军装。在部队阶段，他已是天涯社区旅游版版主——最早一代的互联网KOL（关键意见领袖）。他利用假期旅行，撰写攻略，积累了大量粉丝和声望。
带着这个光环，他一头扎进了创业浪潮。但第一次经历，成为他此后八年挥之不去的“梦魇”。
陈长春最早的项目叫“行走网”，在2007年几乎和马蜂窝同时起步，拿到了一位天使投资人的100万元种子轮投资。这在2008年是一笔巨款，他在部队的月工资不过5000元。出于“义气”，陈长春把85%的股份交给了合伙人，仅持有15%的股份，同时负责日常运营工作。
项目仅仅运行了一年，资金消耗过半，却没见利润进账。当时并不了解互联网增长模式的合伙人，对他从支持逐渐转向不信任，甚至投资人团队里有成员骂他是“骗子”。陈长春有口难辩，想去另找投资人入场，结果却被告知自己并非公司实控人，甚至没有资格谈融资。
“我是军人出身，有着极强道德洁癖，对方的指责对我来说是奇耻大辱。”出于赌气，他将网站拱手让给原有投资人，自己转身创办了“远方网”，“我要靠自给自足，用互联网赚到钱。”经此事后，陈长春便开始对资本避之不及。
但那时，中国在线旅游行业风起云涌。大公司怀揣巨额资金，疯狂烧钱圈地，他却封闭在自己打造的“桃花源”里。
远方网的模式，今天看已经有了MCN（服务内容创作者的机构）的雏形。陈长春利用自己在天涯社区积累的人脉，签约了全国200多个旅游达人。他支付稿费，让达人们生产各地的原创旅游攻略，然后分发给各大门户网站。
当时的网站极其渴求优质原创内容，他很快摸透了信息抓取逻辑，只要是他们发布的原创攻略，几乎都被平台赋予极高权重，时不时推送首页。凭借强悍的流量分发能力，远方网迅速实现了盈利。用陈长春的话说，各地民宿老板、小众景区“排着队送广告费”。
“一年营收几百万，养活20个人的团队，每年还能有超过一半的净利。日子过得很舒服，毫无压力。”他十分享受那段“小富即安”的生活。
但舒适背后是巨大的势能落差。去哪儿网于2013年成功上市，途牛旅游网也在2014年登陆纳斯达克；与陈长春同期起步的马蜂窝，拿下一轮又一轮的大额融资，估值一路飙升；同样做攻略社区的穷游网，也早已拿到了阿里巴巴的战略投资。陈长春却依然停留在“Web1.0”的逻辑里，打磨一篇篇精美的原创文章，以广告费为生。
八年时间里，不断有人劝他融资、走规模化道路，他内心并非没有波澜。他也曾试图接触投资人，但纠结过后还是婉拒了。“长期创作型人格总是有些‘清高’，我心底对过度的商业化是排斥的。”这让他选择了一条看似独善其身、实则逐渐被商业社会边缘化的道路。
“假如我是互联网大厂出身，可能就不一样了，但没有这种经历，只能赚辛苦而确定的钱。”这种务实守拙的生存哲学，让他在那个年代，像一个固执的手艺人，眼睁睁看着“时代列车”呼啸而过。
绝地求生
直到2014年，移动互联网浪潮拍了过来。
据CNNIC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4年6月，中国手机上网的网民比例首次超过传统PC上网。到了2014年第三季度，百度的移动端流量首次超过PC端。对于依赖PC端流量分发的远方网来说，这无异于灭顶之灾。
“一夜之间，商业模式全塌了。”陈长春发现门户网站式微，曾经的大客户甚至相继倒闭。用户的时间被微博、微信等移动端应用瓜分，没人坐在电脑前看长篇大论的旅游攻略。
此时摆在陈长春面前的，似乎有一条顺理成章的路：转型移动端，开发App，把远方网做成移动版的攻略社区。毕竟，他手里有内容、达人、品牌，但他还是放弃了。
“我太清楚自己的短板了。”陈长春分析了不得不“断臂求生”的理由。
首先是资本与技术的双重缺失。当时的移动互联网创业，已经进入了重资本时代，开发App容易，但推广需要烧掉的资金是天文数字。马蜂窝、穷游网背后都有巨头站台，而远方网账上只有自己攒下的家底。
“我没有技术合伙人，不懂代码，也不懂融资。如果是做App，我就是拿自己的短板去碰别人的长板，必死无疑。”他说。
其次是人才断层。2015年前后，正值中国房地产的黄金时代，也是互联网流量大战最焦灼的时候。优秀的销售人才要么去了房地产公司，要么就去了互联网公司。陈长春根本招不到人来卖广告，“同样是攻克一个客户，谈成一个工程的提成是几十、上百万，卖我的广告，提成最多只有几万块，人才都被吸走了。”
他开始重新思考商业模式——要转型，要做规模化的生意。
“PC时代的逻辑是流量分发，我很擅长，但移动时代的逻辑是场景和服务。”陈长春很明确，用户需要的不仅仅是“去哪里玩”的信息，更是“去哪里住、哪里吃”的解决方案。
他先排除了当时火热的亲子游和自驾游俱乐部，“亲子游责任太重，孩子磕着碰着就是天大的事，风险不可控；自驾游太非标，组织起来极其麻烦。”
2015年，他把目光投向了乡村民宿。做远方网时，他服务过大量自驾游用户，这个群体最大的痛点不是没风景，而是没地方住，甚至没地方上厕所，存在着巨大的供需错配。
“那时莫干山的农家乐才开始兴起，这启发了我——可以盘活国内大量的闲置农宅，改造成自驾游爱好者的载体，围绕周边的玩法，做‘无门票式’旅行。”他听过太多民宿老板的“血泪史”，也知道问题大致在哪里：不能自己投重资产，服务也必须标准化。
改造一个院子，赋予它美感和调性，这不正是自己喜欢的事吗？于是，他做了一个令所有员工震惊的决定：关掉旅游攻略业务，保留核心团队，全员转型做民宿。一群写文章的编辑，就这样冲进了北京延庆的农村，开始和泥土、砖块、村民打交道。
打破“基因”束缚
2015年冬，陈长春的第一个试验性项目“山楂小院”在北京延庆开业。
这原本是一个农民的破败院子，陈长春花了30万元，用了30天时间进行改造。他保留了外观的沧桑感，内部则完全按照星级酒店的标准装修。每个院子配备一名当地“管家”，照顾旅客的衣食住行。
他拍脑袋定了一个价格：1800元一晚。这在当时是一个疯狂的数字，周边的农家乐最多几百元。但结果令人咋舌：上线三个月，一房难求，春节期间更是连续爆满，价格涨到2500元，依然挡不住进村度假的用户。
但在乡村做生意，真正的麻烦是复杂的人性博弈。陈长春深知如果处理不好利益分配，今天还是网红民宿，明天就难以为继。
他最初想使用加盟制。以北京的项目为样板，投资者负责改造，隐居乡里来运营。“我实现一个类似滴滴的模型，就是农宅版的滴滴。”但一个阶段之后，他发现加盟的不确定性很大，标准很难规范，要么资金不确定，要么品质不确定，弄来弄去还不如自己投。
“那时很迷茫。”陈长春也在寻求投资人的帮助，但民宿这个概念不受资本追捧。经纬中国创始合伙人张颖和他加上微信后，有一年多都没有交流过。
2018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张颖入住了“姥姥家”小院，亲自体验了隐居乡里的服务。他回到北京很快就约见了陈长春，表示愿意投资。“我们最起码把服务体系搭建起来了，已经在高不确定的环境下掌握了最核心的确定因素——交付环节。”陈长春认为这是张颖投他的核心要素。
有了资金的加持，陈长春逐渐摸索出一套“四位一体”模式：政府+企业+村集体+村民。
据隐居乡里联合创始人任涛介绍，在这个模型中，政府出资搞当地基建，村集体出面整合房子，农民自己出钱或者利用乡村扶贫资金改造房子。除运营成本外，隐居乡里负责设计、运营和营销，分流水的20%；村集体负责资产整合与改造，分流水的30%；政府负责基础设施建设和政策背书；而村民，则是资产的持有者和服务提供者。
隐居乡里很快在圈子里有了名气，吸引了陕西省留坝县政府，他们极力邀请陈长春去改造当地乡村。2019年，隐居乡里第一次走出了北京，扎进了秦岭深处的留坝县。
当时的留坝，没产业、没资源，离最近的城市西安要开车5小时。所有股东都反对，认为这违反了“周边游两小时车程”的铁律，但陈长春还是拍了板。这是个好机会，当地政府为了摘掉贫困县的帽子，不仅承担了基础设施建设，还承担了大部分软硬件建设，隐居乡里只用付出治理成本和经营成本。
2019年，名为“楼房沟”的民宿开始运营，又是一炮而红。在客单价2000元一晚的情况下，院子入住率常年在80%以上。当地村民在看到第一家院子赚钱后，纷纷拿出积蓄参与改造，甚至形成了民宿产业集群。
为了解决服务标准化的问题，陈长春建立了一所“民宿学院”，专门培训当地妇女。孙培是民宿学院的负责人之一，她向《中国企业家》表示：“这些曾经只会干农活的村民，经过1到2个月的系统培训，就能成为会插花、冲咖啡、做西餐的‘金牌管家’。”
据《南风窗》报道，村民殷书丽负责两个小院的管家工作，在旺季没有休假的情况下，一个月有4800元的工资，这与当地县城的上班族薪资相差无几。
从2015年到2025年，隐居乡里在全国12个省落地了400多个院子。陈长春似乎打破了“基因”的束缚，找到了一条既能满足理想情怀，又能获得经济收益，还能带动乡村百姓在地共生的完美道路。
慢生意的困境
但危机的种子，也埋在了最高光的时刻。
2023年暑期，陈长春期待的“报复性消费”并没有如期降临。相反，由于长途旅游市场复苏，城市周边民宿市场反而遭遇了寒流。
与此同时，隐居乡里庞大的线下版图开始边际成本递增——分散在全国各地，管理半径过大，运营成本居高不下。在一些项目上，隐居乡里一年的利润是50万元，而当地人自己开的民宿也是这个水平。
更焦虑的是，他引以为傲的“四位一体”模式，在资本眼中并不是一门性感生意。有投资人曾直言不讳地对他说：“花费大量时间与各方主体打交道，这哪是做生意，成本太高了。”陈长春不得不承认，这本质上是一个“慢生意”，扩张严重依赖于合作方的决策效率和资金到位情况，这使得模式的可复制性大打折扣。
“我不能再只赚运营服务的钱了。”陈长春意识到必须再一次进化。
他尝试着不再局限于民宿和旅游业，而是试图构建两个更宏大的商业闭环：打通乡村供应链与城市闲置资产的新场景重构。
在陈长春看来，单纯的住宿是低频的，但生活方式和农产品消费是高频的。一方面，他手中掌握着过去十年积累下来的20万高净值会员数据，这是他手中最值钱的“矿藏”。另一方面，他在全国有几百个乡村“据点”，稍加改造，便有机会打造成乡村商品供应链。
“乡村现在最大的痛点不是建房子，而是卖货。”他发现近几年很多乡村建设得很好，但山野产品却面临滞销。
他试图打造一个“非典型”的直播电商模式。不同于直播行业在公域流量里的厮杀，陈长春选择深耕私域。当地政府承担供应链建设和冷链物流的投入搭建，这也是他们愿意做的事，而懂流量和运营的隐居乡里团队，则负责把商品更有效地卖出去。
比如让管家成为“小主播”。“管家和客人之间有天然信任。客人住过你的院子，吃过你做的饭，他们就更信任管家推荐的蜂蜜。”任涛说，这种基于线下真实体验建立的信任关系，是线上直播无法比拟的护城河。
类似“ONSITEEE·在场”的城市空间，则是他第二块“试验田”。
“城市里有大量的闲置资产，就像当年的农村一样。”陈长春从一些地产行业朋友那里得到了启发，这些资产的位置不够核心，但只要赋予内容，就能焕发新生。
他的逻辑是：既然大家消费方式改变了，不愿意花2000元去山里住一晚，那我就在城市近郊，建造一个不用过夜、但同样有山野调性的“微度假”场所。
陈长春兴奋地比画着。当客人在这个充满审美调性的空间里喝着咖啡，旁边货架上摆放的是秦岭蜂蜜、延庆板栗，场景、体验、产品，在这里完成了闭环。
采访最后，陈长春聊到自己，他承认正在努力学习拥抱资本，像一个真正的商人那样思考规模、效率、杠杆。但他依然会因为“社会价值”而兴奋，“做这件事情让多少人挣到钱，比自己挣到钱更开心”。
而“基因”的影响还有残存。“我对爆发的通道总是很紧张。”陈长春说他的每一次折腾，似乎都是在对抗某种不确定性。
他错过了那个资本狂飙的黄金时代，但也许在这个需要精细化运营、回归商业本质的“白银时代”，这个保守主义者的春天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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