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44岁的张大千，收了一个16岁的女徒弟学画画，没过多久，女徒弟说：“师傅，我已经怀孕了，是你的。”张大千说：“放心，遗产有你一份。”
这一句既是安慰，亦是许诺，把所有质疑化成潇洒一句，却把师徒恋推向风头浪尖。
那是1947年，成都，彼时张大千刚从敦煌归来，画室里香墨氤氲，外头动荡不宁，城里关于“张大千又收女弟子”的传言早已司空见惯。
这一次不同，这个女弟子太小，年仅16岁，她叫徐雯波，来自成都市井人家，父亲开当铺，母亲信佛念经，后父母去世由姑母照料。
徐雯波自小画画，宁可偷偷攒钱买毛笔，也不愿学穿针引线。
她小时候听母亲反复念叨“女子无才便是德”，却只当耳边风，眼里心里都装着纸墨，彼时向往张大千，是所有成都学画女孩的一道共同心事。
为让徐雯波入大千门下，颇花周折，外头讲究的拜师，哪是敲门就能遇到贵人。
亲戚往返数次，自谦家世，言明雯波画仕女有天分，孩子愿做杂役只求沾大师余香。
张大千翻过那一摞稚嫩习作，漫不经心道：“来吧。”
徐雯波就这样进画室，开始蹲守虚静日子，她年幼，守着一腔狂热，常常早上天未亮先来了，夜里大师挥毫，她就在角落帮磨墨，看师傅画残荷残云，生怕自己打扰出声。
画室是很奇妙的地方，磨墨、拣画、清理檐灰，做杂活像是进庙门的小和尚，但徐雯波愈加珍惜。
艺术的崇拜最容易变成情感的投射，那里的气氛外人看着平静，内里却悄悄生出别样的烟火。
笔墨间，年少的懵懂和中年大师的孤寂，开始互相招引。
流言从来止不住，有人开始窃窃私语：张大千身边女孩越来越多了。
这些年他名满天下，才华横溢，不乏贵妇名媛相伴，身边常有新面孔，但这次“徐家姑娘”的年纪惹眼。
张大千自知外界言论，不置可否，他更关心画布上的飞白，和家中的寂寞。
对于徐雯波，她的一腔风热，他有几分动容，两人的距离在画案前重复拉近拉远，画室的空气总是不一样。
谁也没想到事态会失控得这么快，徐雯波怀孕了，消息在画室悄然积蓄了几天，直到那天她抱着肚子找到张大千。
16岁，实在太小，连声音都是稚嫩的，对这种“坦白”，张大千明显震了一下，有爆裂感的慌乱，但很快，他收拾下情绪，直接做了答复。
那一刻，师徒关系瞬间撕裂，身份重新洗牌，成都文艺圈像被炸开锅，豪门贵妇、文人雅士都在说张大千终于“玩大了”。
有人怒其不道：“四十多岁，和十六岁姑娘，简直荒唐！”
有人嘲讽徐雯波家庭：“养了个心机女，不安分。”
徐雯波也成为长街短巷的谈资，被视为靠近大师的“野心者”，张大千本人的形象亦跌入谷底。
老一辈画家私下谈论这段“师徒恋”时，有人憎，有人羡，几乎没有人看好。
外界风声越来越紧，张大千不得不做出决定，他主动与原配交涉，将徐雯波收入门下，转而扶正。
这个过程自然有一番波折，毕竟名声与家庭已割裂，身边的朋友都在劝。
家庭风暴、道德批判后，剩下的，是生活的现实修补，徐雯波一步步从学徒变成了张大千身边的重要人物。
从单纯少女到合伙人，她用极大的成长力融入张大千的生活，漂泊流离的日子，她打理家务，管理画作，圈内人都知道张大千的行程、作品或出售渠道，都是“雯波夫人”打理。
赴台、落脚巴西、再转美国，每一次迁移，徐雯波都捧着行李走在前头。
张大千那句“遗产有你一份”并没有成为空话，晚年更是直接将部分遗产以及部分重要画作留给了她。
徐雯波并未陷在绯闻的泥潭中无法自拔，相反，她抓住命运改写起点细节，稳步掌控新格局，张大千晚年动辄目疾，很多宏幅巨制都有她在一旁调色、配画。
有人专门研究过《庐山图》——其中勾线、配色风格，能模糊看到徐雯波的手法锤炼印迹，也许她本人也在这段“争议”爱情里变成了更完整的自己。
这种成长，出乎所有旁观者的预料。
很多人愿意用八卦去解读这段关系，但真实的生活是不断修正、妥协、挣扎、再生长。
张大千和徐雯波的结合，本身跨越了道德想象力的边界，却在岁月里变成了彼此之间最不可替代的存在。
这些年，关于张大千最被广泛讨论的，已经不止于金碧山水、泼墨泼彩，也不只是一幅一画的流转，人们私下谈论的，是他的“风流轶事”。
这个故事有别于那些使人莞尔的才子佳人戏，它有争议，有牺牲，有世俗冲击，更有彼此成长。
在晚年，朋友们去张家做客，时常能见到徐雯波端水递茶，处理所有琐碎细节；张大千偶尔发脾气，最后只信任身边那个最小的女人收拾残局。
外人看，是枕边人；但只有他们自己明白，那已经远远超越了当年师徒、恋人、家属的简单定义。
这段故事，成为成都文艺史上最让人津津乐道的“传奇”，至今，在艺术论坛、历史茶馆、学者讲堂，都有人以此为脚本，探讨“道德与天才的边界”。
用现在的眼光回望，很容易用标签去判定：权力结构不对等，情感起点模糊，年龄巨差有悖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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