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会丨《地泉涌动：“到民间去”与1920年代中国的文化再造》|周作人|地泉涌动：“到民间去”与1920年代中国的文化再造|读书会|顾颉刚

2026年3月11日晚，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民俗学专业举办第八次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线上读书会。本次读书会围绕青年学者袁先欣的《地泉涌动：“到民间去”与1920年代中国的文化再造》一书展开。杨静同学担任主讲人，王小萌同学担任主持人，张明慧同学和艾莉娅同学担任与谈人。民俗学专业多名硕博生共同参与研讨。

一、主讲环节

杨静同学首先解释了书名的含义。她指出，“地泉涌动”这个名字取自阳翰笙以笔名“华汉”出版的中篇小说集《地泉》。在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人们常用“水”来比喻普通民众。“地泉”指的是广大乡村、偏远边疆的普通人，以及那些被正统历史遗忘的劳工和少数民族。“涌动”则强调这场运动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持续生长、不断深化的过程。这股力量从中国社会底层像地下泉水一样涌出来，最终汇成了历史的大潮流。

杨静同学接着梳理了“民”这个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四次关键变化。第一次是传统中国时期，“民”是王朝治理下的“子民”。第二次是晚清时期，梁启超的《新民说》把“民”重新定义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国民”。第三次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周作人提倡《平民文学》，“庶民”和“平民”的范畴正式诞生。第四次是1920年代大革命时期，“民”的内涵进一步聚焦为“民众”和“工农”。

与“民”的概念演变同步，“民间”这个范畴也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第一个阶段是1919年到1920年，北大《歌谣周刊》创刊标志着“民间”概念的正式诞生。第二个阶段是1920年到1925年，北大风俗调查会的成立推动了“民间”概念的拓展，知识分子开始关注民众完整的生活方式。第三个阶段是1925年到1927年，五卅运动爆发后，“民间”逐渐被政治化，成为革命的核心场域。第四个阶段是1927年到1930年，大革命失败后，统一的“民间”范畴走向分化与崩解。

杨静同学重点分析了李大钊与周作人代表的两条不同路径。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到民间去”思潮的重要传播者。1919年2月，他在《晨报》发表《青年与农村》，号召中国青年效仿俄国民粹派，到农村去。在李大钊的设想中，青年到农村去是一种双向互动：一方面，青年在和农民的相处中陶冶自身；另一方面，青年把现代文明输入封闭的乡村。但杨静也指出，李大钊的思路仍带有启蒙主义局限，他更多强调单向的文化输入，没有意识到乡村自身也有内生的文化形态。

与李大钊的激进实践不同，周作人走的是温和的学理路径。1907年他就接触了俄国的“到民间去”口号，1918年又把它重译为白话。但当周作人真正面对现实中的民间时，他陷入了困境。胡适的批评让他看清，现实的乡村不是理想中的乐园，而是充满鸦片、缠脚和迷信的黑暗世界。周作人无法像李大钊那样走向社会革命，也无法忽视民间的负面性，最终选择退回学术与文艺。他开始用英国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的方法，一方面批判民间文化里的愚昧因素，另一方面从民间文学里发掘普遍人性。周作人的思路深刻影响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发展，为这门学科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杨静同学指出，李大钊与周作人代表了“到民间去”运动中两条不同的路径，但它们并非绝对对立。这两条路径都源于五四对“人”的发现和对“民”的重视，都以改造中国社会为最终目标。随后，她接着介绍了这场运动的具体实践。早期歌谣征集活动是这场运动的先声，1918年北大启动歌谣征集工作，1922年《歌谣周刊》正式创刊。歌谣运动有两个核心目的：一是在学术层面，用科学的方法搜集研究民间歌谣，为中国民俗学打下基础；二是在文艺层面，给新文学运动提供鲜活的素材。顾颉刚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追溯了这个故事两千多年的演变过程，提出“不立一真、惟穷其变”的研究方法，把民众对故事的改编也看作历史的真实。

1925年的妙峰山调查则展现了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之间的裂痕。1925年4月底到5月初，顾颉刚和容庚、容肇祖等人以北大风俗调查会的名义，去妙峰山调查民间进香风俗。这次调查后来被称为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目的的专项田野调查。但调查结果刚要发表，五卅运动就爆发了。学生运动、群众运动迅速从上海蔓延到北京，一场急风暴雨般的社会运动席卷全国。在这种发动民众、组织民众的紧迫现实需求面前，妙峰山调查这种静态的学术活动显得格格不入。五卅运动后，顾颉刚也参与过救国团的工作，但最终因为厌恶政党争斗，退回了学术领域。

随着大革命的推进，“民间”成为不同政治力量争夺的场域。国民党在1924年一大上确立了“唤起民众”的核心纲领，但他们仍把民众当作需要被唤醒、被教育的对象。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则把农民看作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深入农村组织农会，开展土地革命，让农民从研究对象变成历史主体。

大革命失败后，统一的“民间”范畴彻底崩解，朝着两个核心方向发展。杨成志的云南调查就是从“民间”到“民族”转向的代表。1928年7月，中山大学和中央研究院指派史禄国、杨成志、容肇祖三人去云南调查彝族群体。杨成志孤身一人在凉山待了七个月，学习彝族语言，记录当地风俗。他带着“到民间去”的热情出发，产出的却是关于“民族”的科学知识。书里指出，民俗学走向衰落而民族学越来越兴盛，根本原因在于二者与国民政府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契合度不同。民俗学关注的对象正是官方想要取缔改造的民间信仰与习俗，而民族学对民族的描述恰好为边疆治理提供了知识和工具。

杨静同学最后把目光投向1940年代的延安。毛泽东在1944年给周扬的信中提出，文艺的意义就是把群众分散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联合起来。延安的文艺工作者高呼“到群众中去”，像1920年代的前辈一样深入乡村和边疆，搜集民歌，改造秧歌，最终创造出属于“人民”的新文艺。1949年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扬把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解放区文艺概括为“新的人民的文艺”。1920年代“民间”运动对乡村、边疆、地方形式的关注，被有机整合进了“人民文艺”的范畴里，“民间”最终汇入了“人民”的历史洪流。

二、与谈环节

艾莉娅同学

艾莉娅同学着重分享了第五章《从“民间”到“民族”》的阅读体会。她指出，这一章展现了一个充满理想的学术口号如何被时代的力量重塑，最终变成一套为国家治理服务的“民族”知识生产体系。1928年杨成志孤身闯入凉山彝族地区，践行了“眼光向下”的精神，但他产出的《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却呈现出一个有趣的矛盾。这份报告的核心不是在讲述民众生动的日常生活，而是在做一套严谨的科学工作：测量体质、记录语言、分类族群。杨成志把历史上彼此混杂的人群，绘制成一幅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民族分布图”。艾莉娅认为，这种转变背后有三重原因。第一是时代变了，1928年国民政府建立后，知识生产的逻辑从社会启蒙转向服务国家治理。第二是学术工具变了，杨成志使用的西方民俗学和人类学方法，本质上把人群当成可观察、可测量的对象。第三是政治需要，国民政府面对边疆危机，急需清晰的知识来整合边疆族群。相比之下，民俗学在这一时期遭遇困境，因为它关注的民间风俗与国民政府想要塑造的整齐划一的国民文化相冲突。艾莉娅强调，从“民间”到“民族”不只是研究对象的转移，而是一场深刻的知识范式转变。这段历史提醒我们，任何知识的生产都离不开具体的政治和历史语境。

张明慧同学

张明慧同学则分享了自己的阅读感受。她认为，这本书用很接地气的方式讲清楚了上世纪二十年代那场“到民间去”的文化运动。这本书没有堆砌难懂的理论，而是把历史写得真实可感。书中最打动她的一点，是把“到民间去”从一句口号还原成了一件件具体的事情。无论是顾颉刚收集民间歌谣，还是青年们下乡办夜校、搞平民教育，或是学者远赴边疆做田野调查，都体现了这场运动不是浪漫的想象，而是脚踏实地的付出。知识分子放下架子，走进村庄和工厂，把新文化和新思想真正送到普通人身边。同时，这本书也没有刻意美化历史，而是真实写出了知识分子在启蒙民众、研究学问、社会改造之间不断摸索时遇到的矛盾和困惑。书名中的“地泉”比喻得很贴切，民间就像地下涌动的泉水，看似安静却蕴藏着巨大的力量。这场运动不仅催生了民俗学、人类学等新学科，也拉近了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距离，还启发今天的青年思考如何面向社会、走向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