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火灾报道记者：报道需要保持克制，但同样需要人性的温度|消防处|火场|火灾|王小青|财新

2025年11月26日，香港大埔屋苑宏福苑发生五级火灾。全苑共8座大厦，其中7幢起火。此次火灾事故造成168人死亡，成为香港近年最严重的居住楼火灾之一。

这一组稿件想完成的，并不只是对一场大火的复盘，而是尽可能逼近灾难的两重本质：一重是真相，火为何烧得如此严重，围绕事故产生的专业判断、争议与善后机制是什么；另一重是处境，身处其中的人究竟经历了什么，他们的沉默、创伤、犹疑和无措，如何构成这起事故最具体的一面。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选取了两篇不同路径的报道，并与其作者展开对话，追问报道背后的判断与过程。

财新文思敏、王小青从专业视角切入，围绕消防、工程与保险等维度不断获得信息增量；谢梦遥则从在场的第一视角出发，记录那些难以被数据呈现的细节与感受。

它们共同构成了理解这场火灾的两个入口：看见灾难，也看见灾难中的人。

（广福邨广场拍于27号凌晨）

Q：面对这起事故，你们最先捕捉到的核心线索或产生的核心疑问是什么？

A：财新文思敏：我们首先产生的核心疑问是：火灾为何会如此严重？毕竟香港过去从未发生过如此严重的维修工程火灾。这是最初驱动我们进行报道的根本问题。

围绕这个问题，我们从多个层面展开思考。一方面，从建筑本身入手，关注是否存在特殊结构，或在维修工程中埋下了安全隐患；另一方面，考虑到在香港很难直接采访到参与救援的消防员，我们转而寻找具备丰富实战经验的消防领域专家。基于这一判断，我们将目光投向内地消防系统。他们在高层建筑火灾处置方面拥有更成熟的经验和更充分的案例积累。

很幸运，我们采访到了北京市某区一位拥有30多年经验的消防支队负责人。我向他提供了现场图片、视频以及香港发布会披露的信息，他则从自身经验出发，分析了火势为何会急速蔓延。因此，在我们的稿件中，很早就明确指出，大火蔓延与窗口粘贴的发泡胶板有直接关系。这一判断，在火灾发生三天后消防处的调查中才被提及，而我们在第二天的报道中就已点明。

此外，这次报道还有一个值得分享的发现。火灾发生后，内地的舆论焦点大量集中在“竹棚”上，这有些出乎我们的预料。因为在香港本地的媒体报道中，这并非主要争议点。我们理解这其中可能夹杂着一些情绪：有人觉得香港如此现代化，为何还会使用看似“落后”的竹棚。许多媒体也着重渲染竹棚的悠久历史及其背后的利益保护问题。

但我们选择了不同的角度：竹棚是否真是问题所在？我们专门采访了香港理工大学研究木材防火与楼宇安全的专家，详细询问维修工程中哪些环节防火最为关键，并特别针对竹材部分进行了探讨。随后，我们单独发布了一篇报道，探讨竹棚在火灾中的实际角色。这篇报道获得了较多关注，也让我们深刻体会到：作为媒体，不应完全被网络上的声量所裹挟，保持独立判断至关重要。

Q：在报道过程中，你们如何确定报道切入角度？

A：财新王小青：由于我在财新负责金融领域的报道，因此很自然地从保险赔付的角度切入。在重大灾难事故中，除了政府的处置和民间的反应，市场化处理的部分往往是涉及金额最大的一环，保险正是其中关键的善后机制。我通过查阅大厦法团文件，梳理了其所购买的各类险种及其意义，并延伸到背后的保险链条，这构成了报道的专业基础。

财新文思敏：香港在处理此类重大事件时，几乎每天都会召开新闻发布会，这成为了我们重要的信息来源和选题参考。发布会不仅更新救援进展，也会直接回应舆论质疑。例如，当时内地舆论普遍质疑“为什么不用直升机灭火”或“云梯为何没发挥作用”，我们不仅传达了消防处的官方解释，还结合采访到的内地消防专家的分析，从专业角度解释了高空灭火的实际操作限制——比如云梯车需要足够的支撑空间，老旧小区的原有设计可能无法承受；直升机洒水对于高楼特定窗口的火灾难以精准施救。这些内容为读者提供了更立体、更专业的视角。

随着事件推进，一些更为特殊、但同样具有公共价值的环节也逐渐浮现。例如，香港在重大伤亡事件中会出动一支专门的遗体辨认队伍，其运作机制对公众而言既陌生又高度关切。这类选题并非事先设想，而是在持续跟进官方通报与现场信息的过程中，自然捕捉并深化出来的。

Q：在同题报道纷纷跟进的情况下，如何找到信息增量，确定有价值的选题角度？

A：财新王小青：我认为在于采访过程本身，即是否能够找到最合适的采访对象，并从中获取真正关键的信息。同一事件可以从许多角度解读，深浅程度也各不相同。记者的核心能力之一，就是判断谁最有能力解释这件事、谁能把问题讲清楚。所有报道最终都建立在采访基础之上，因此，采访对象的选择，以及记者在采访中辨别信息价值的能力，是需要在职业生涯中不断训练和积累的。

财新文思敏：具体到这次报道，我们并没有一开始就想着“一定要和别人不同”或“必须做出独家”，而是从最基本的疑问出发：火灾为何会如此严重？这是香港前所未有的情况。围绕这个核心问题，我们开始寻找能解答它的人。例如在寻找消防专家时，我们联系了多位消防员，但时间有限，必须快速判断谁最合适——需要依据其经验背景、是否参与过高楼救援等条件进行筛选。同样，在工程安全方面，也需要分辨：是该找实际施工人员、楼宇设计师，还是专门研究地盘消防安全的人？这类判断是在接到选题后首先要完成的。

在实际采访中，我们往往无法事先准备好所有问题。尤其在重大事件面前，很多时候是通过与采访对象的交流、不断追问，甚至向对方提供我们已经掌握的信息并邀请其分析，才能逐渐明晰问题的关键。例如，我们向一位消防支队负责人提供了现场图片和发布会信息，通过共同讨论，才梳理出火势蔓延的可能原因。

当然，部分选题事先有所规划。比如高层逃生策略那篇报道，我们预判读者会关心“如果我也住在高楼该怎么办”，这属于主动设置的议题。但更多时候，选题是在采访中浮现的。像“竹子脚手架是否导致火势蔓延”这个角度，并不是我们一开始的预设，而是在寻找消防安全专家的过程中，发现香港理工大学有相关研究，进而联系到专门研究消防材料的教授，才获得了对于竹材防火性能的专业解读，这成为了我们一篇重要的增量报道。

所以说，找到对的人，往往需要专业判断，也需要一点运气。尤其是在时效紧迫的情况下，能否迅速定位并采访到拥有权威观点的专家，有时直接决定了报道的深度与速度。

Q：我们注意到稿件中许多信息是通过检索公开信息或采访专家获取的，现场采访给你们带来了哪些信息增量？

A：财新王小青：到达现场后，最直观的感受是居民整体年龄偏大。尽管我们事先就知道这座屋邨居住着不少长者，但亲眼看到从火场疏散出来的大爷、大妈们，手里还拎着装有衣架等日常用品的购物袋，静静坐在临时安置点——这种感受，与阅读资料是完全不同的。这种体验会自然渗透进写作之中。报道需要保持克制，但同样需要人性的温度。记者的个人观察与情绪，往往会在成文时以一种不自觉的方式体现出来。

此外，现场采访也带来了意外的信息增量。我记得采访到一位大爷，他恰好是此前围绕该维修工程产生的纠纷中的反对方之一。从他那里，我获得了关于那场纠纷的一手信息，这是公开资料无法提供的。所以现场采访至关重要，虽然其中也存在一定的偶然性：你遇到谁、对方当时的状态，都会影响采访的走向。

在现场，我们会判断受访者的状态。如果对方正处于悲痛或高度冲击之中，我们不会贸然上前；如果状态相对平稳，我们会先表明身份，礼貌询问是否愿意交流。这位大爷当时情绪相对稳定，又恰好掌握此前纠纷的情况，于是我们的对话自然延伸到了这一部分。现场采访无法预设结果，也不必刻意追求煽情或某种预设叙事。能遇到这位大爷、并由此补充关键背景信息，确实带有一定运气成分，但这正是现场采访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

（广福邨广场俯视图拍于27号凌晨）

Q：采访亲历者时，面对其不确定的细节和内容，如何核实或处理这些信息?

A：财新王小青：一方面，可以通过记者本身原有的知识储备去判断事情的处置流程是否合理，另一方面则是通过不同受访者之间的信息进行交叉验证。我们很难确保写出来的内容完全没有错误，但应该在有限的时间范围以及人力可及的范围内，尽量去做好信息的交叉验证，并在日常生活中多补充积累相关的行业知识。

Q：采访专家时，如何确保观点的客观，做到平衡报道?

A：财新王小青：我们经常会遇到不同的采访对象间观点不一致的情况，这是正常现象。每个人对事件的理解，除了专业的看法之外难免也会有个人的主观看法，甚至主观看法会影响到专业看法。记者无需裁定观点的对错，只需真实地去呈现不同的声音——只要该观点出自受访者本心且不掺杂其他的意图。针对这个事件，我认为在符合写作主题的前提下，受访者真实的表达是可以在报道中呈现的。若信息存在事实性错误，必须予以剔除；如果仅为观点上的差异，则应允许其呈现在报道中。

财新文思敏：我在完成这篇稿件时采访了多位站在不同立场上的相关人士。一位香港建筑设计师向我们分析了竹制脚手架的优缺点。他指出，内地早已普遍采用钢结构脚手架，虽然成本较高，但结构更为牢固且可重复使用。而从事建筑工程的受访者则表示，香港的很多街道很狭窄，竹子因其具有柔软性，搭棚会更快也更方便，成本也比较低。专业消防人员则认为竹子无疑是重要的助燃物，他们类比烧柴情况，认为竹子这种纤维物质肯定也能被火点燃。香港理工大学专门做消防安全研究的学者则指出，在燃烧的初期，竹子跟木材一样难以点燃。

他们从各自专业出发，去分析竹子的结构以及竹子在燃烧中期变得更加易燃的原因，而这些内容我们都一一作了呈现。获取了多元信息后，我们（记者）的任务并非是对某一方的观点下判断，而是把内容综合呈现出来，给读者自行判断的权力。

Q：在组稿、信息编排的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

A：财新文思敏：当时火灾发生在星期三的下午，我们最晚周五中午就得截稿了，时间上非常紧迫。我们的操作模式以实时更新网络稿件为主，多数稿件在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就随之发出，而不是把所有的素材攒到最后集中刊发在一篇封面稿件中。按照正常的操作流程，完成一篇封面稿件至少需要数个星期。这次采写时间压缩到只有两天。

财新王小青：一直以来，财新在做报道时团队之间的合作非常紧密。当需要现场报道时，为了节省时间，住得离现场较近的记者会优先前往。我们也会尽量参加线上发布会，从而减少通勤耗时。

同时，记者也不要害怕去提问。首先，需要引荐联系相关专家、火场的灾民或其家属，这时记者心中难免会产生共情，不太想去太触及他们的创伤，但为了真实呈现灾情与影响，仍需要了解他们的财产损失或者是当时的经历等等。记者需要把自己摘出来，当成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角色。

Q：这次香港火灾的报道，在信息获取、线索梳理的过程中，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地方？

A：财新王小青：香港的信息非常公开透明。维修工程纠纷、法团换届等关键信息在法团的网站上都是公开的。我们也能够调阅相关的法庭文件和其他官方文件，只要细致梳理，即可从中提取出相关的信息线索。

财新文思敏：香港跟内地在灾难报道上存在一定差异，内地通常以通告的形式结束官方对事件的调查。但香港在这种巨大灾难发生时，几乎每一天都会举行一到两场发布会，实时跟进事件进展。会上，官方会通报现场的救援情况、人员的伤亡情况等最新信息，也会有侧重地去回应舆论关切。

（香港宏福苑大火发布会现场受访者供图）

作品链接:《宏福苑这一年：从大修开始，至大火结束》

一、我对自己只有一个要求，看到什么就记下来

我是26号晚上7、8点左右知道发生了火灾，当时报道事故已造成四人遇难。看到不断蔓延的火势，我明白伤亡情况很可能更残酷。

到现场后，我发现了两件格外反直觉的事：

第一，我原以为这么严重的火灾现场，几百米内都非常炙热。到了离宏福苑一街之隔的位置，隔着马路看火场，我却完全没有热的感觉。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第二，现场的火光没那么耀眼。我从地铁口出来时离火场大概四五百米，如果不定睛看、只是用余光瞥到，根本不会觉得那是火灾。仔细看会发现，火场的每个房间都亮着光，像开着大功率的电灯，但外面看不到明火。焦味也很淡，不特意去闻根本闻不到。

在突发现场，每个人都像无头苍蝇。我只能看到什么就先记录什么，替现场的人们讲出他们的遭遇。我到了现场也一样，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知道受灾的民众在哪里，一切都跟着感觉走。出了地铁站，看到有不少围观的人往一个方向走，我就跟着他们。看到人来人往，我有一个大概的想法：写火烧起来的第一晚，记录这一个不眠之夜。

我对自己只有一个要求：把眼前的一切都记下来。我没想过最终要写什么，只是尽量把自己的眼睛当成摄影机，记录下眼前的一切，后续再整理。

二、第一晚最深的感受是安静

27号凌晨，我在火灾现场能采访到的灾民其实不多。大部分人都转移了，留在现场的都是那些舍不得离开、要看着火灾把家烧完的人。

我看到有人正在接受其他记者的采访，就凑过去跟着聊了一会。其实算不上是采访，因为一旦提起“采访”，他们就会变得戒备。我只是随意搭话，同时观察着周边的环境。

做这种围绕事故的稿子，写作者自身的感受很重要，你要调动所有的感官去感受现场的一切。第一晚给我特别深的感受是“安静”。

想象中，现场应该是所有人在哭、在闹、在流眼泪，但实际上，很多时候都只能听到人们小声交谈，没有人在大声演讲，没有人会大声控诉，所有声音都很轻。很多人还站在那里，痴痴地盯着燃烧的楼栋，那一幕非常震撼。他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看着那些东西被大火一点点吞噬。一切都是很安静地进行。那晚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我稿子里有写到那对一直坐在路边台阶的夫妇。他们基本上没有对话，彼此的交流全靠动作，比如男人轻轻摸了摸女人的头，示意她吃饭，女人扒了两口就把盒饭放在边上，直到夜里三四点都没动。我特别想和他们聊一聊，但看着他们沉默的样子，始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后来现场的人越来越少，我心想，再不抓住机会，可能再也没有交流的可能，于是鼓起勇气上前问那位先生愿不愿意和我聊几句，他拒绝了。那样的安静里，我实在不忍心再去打扰他们，只好在旁边默默观察着他们。

火灾现场是完全开放的，你不会受到任何限制与干扰。临时安置点理论上不让外人进入，但想进去并不难。我当时在安置点里可以采访，那里有很多人坐着歇息，但我没有采访。

我现在也不知道那样做是不是一种失职，一方面我极度社恐，一方面是觉得自己不该去打扰他们。后来我又感觉如果能够去跟他们聊一聊，采访到一些故事也挺好。我一直是处在很矛盾的心理。

回去整理录音的时候，才发现这次采访做得太差，真正有效的内容只有最初两个采访对象的表述，根本凑不成一篇稿子。加上我自己也没信心，就想要放弃这个选题。

但到了28号，我的心又扬起来，觉得这么重大的事件不能这么错过。要写稿的话，肯定还得再去现场，于是当天下午过去，我又在那边待到深夜。

那时广福邨社区会堂被征用，供家属辨认遗体，大量的人聚集在现场。他们刚刚经历过巨大悲剧和创伤，要跟他们开启对话很难。我自己也有心理障碍，不知道该怎么搭话。很多时候都是从寒暄说起，问他们是不是住在这儿、今天过来做什么，就这么慢慢聊起来，从聊天的过程里看他们愿意说多少，再一点点往回问。也不是那种你问我答的方式，更多是他们在借着这个机会倾诉。

那天我也被拒绝了很多次。我遇到过几个亲身经历过火灾、从着火楼里出来的人，聊了没几句，我想再深入问一点细节，他们就匆匆要走，我想跟他们交换联系方式，也被拒绝了。这种情况下采访真的挺难，我只能顺着他们的意愿来，不勉强，尽量让他们能借着聊天表达出自己的诉求。

当时居民对立案法团的意见很大，后来我遇到的受访者也基本围绕着几个话题展开——这几年小区的维修状况怎么样、多年前刚搬进来时是什么模样、这些年又经历了哪些变化，我发现这些话题能让他们更愿意聊下去。

我稿子里提到的一个年轻人，他在门口举着一面牌子，上面写着“免费接送家属前往殓房与医院”，就那样一直沉默地站着。我去问他能不能聊几句的时候，他展现出了很大的敌意，眼睛都不看我，只是冷冷地说：“不聊，没什么话说。”我又试图解释，但他还是非常有敌意，我就只能把这一幕记录下来，最后也写进了稿子里。

（傅一波摄）

三、现场出现了一道彩虹

28号，我遇到了Herman。他是个年轻人，但当时我没有跟他聊太多，只记了联系方式。因为那时我还是想找到最“惨”的人——家烧了的人、逃生的人，或者那种最有“戏剧性”、最和核心现场有关的故事的人。当我知道Herman是唯一没烧那栋楼里的住户时，并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很重要的采访对象。

回来之后，我跟Herman通了一个多小时电话。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他的讲述非常深入，很具体，有丰富的细节。很多东西不是我问出来，而是他自己讲出来。

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尽量把一个人的感受都往外掏。他在现场看到了什么、想了什么、那一晚是怎么结束的，这些我都会问。我觉得每一个人对第一晚都会有自己的感受，这些都可以问。再往前，我也会问他在这里居住的经历，比如这些年这里是什么样子，他也补充了很多细节，比如过去的生活状态。

客观来说，他并不是那种最有“戏剧性”的受害者——他身边没有人去世，他的房子相对完整，最悲惨的事情没有发生在他身上。

但很意外的是，我从他身上挖出来了一种新的感受，一种“幸存者的愧疚”。这是我一开始没有预料到的。他讲的很多，其实是一种自我折磨。

他会问自己，作为唯一没有烧掉那栋楼里的住户，这个身份是不是要跟随自己一辈子？为什么我的房子还在？活着的人就更好吗？“幸存者”这个标签，是不是要一直带着生活下去？

这部分其实很重要。即使是一个在外界看来相对幸运的人，也在承受着很大的痛苦。你可以想象，那些真正失去亲人的人，或者有过直接创伤记忆的人，他们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人生状态。

我当时也确实没有采访到那些人，所以Herman的这部分感受，就成为我能写出来的一部分。我觉得它有分量，也有价值。

“彩虹”这件事，就是那次通话里他说出来的。我想让他把整个故事从头讲起，他就提到当时他看见了彩虹。我那时觉得非常神奇，因为我在任何一篇报道里都没有看到过这个细节。我的采访里，也没有其他人描述过在现场看到彩虹。

这个细节给我的冲击很大，因为它太反差了。我们想到灾难悲剧现场，通常都是黑烟、哭喊，如同地狱一样的世界，但那里居然出现了一道彩虹。这对我来说非常诡谲，我会去想，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我当时的理解是，彩虹在他的人生里，可能再也不只是美好的象征了。

所以我在稿子里写了一句：彩虹在他余生记忆中，将永远与死亡、灾难绑在一起。

Herman没有亲口告诉我这句话。这是我赋予这处细节的一种感受。但我觉得，既然他讲到了那道彩虹，而且他明确讲了那是非常恐怖的感受，我可以这样去写。

四、稿子的结构，是后来慢慢长出来的

这篇稿子的结构，是在采访过程中慢慢长出来的。

因为相关采访不够充分，“宏福苑第一夜”这个主题走不通之后，我就一直在想要不要放弃。

后来南方周末的吴筱羽一直鼓励我。她跟我分享了南周何海宁老师的点子，建议我把时间线拉到事发前一年，写宏福苑这一年里那些预示风险的不安信号是如何一点点出现，又被大家忽略，最终走到这场火灾。

这个思路让我意识到，可以把现场、历史、隐患和灾后串在一起。

虽然之前的采访素材很杂，但我有关于现场的内容，还采访到了知道整个事故是如何酿成的潘焯鸿，他提供了非常多的信息。我有了大概的写作思路，开始试着写。

我把现场看到的一个个场景，都记在脑子里，回到家后就立刻开始动笔，重现那个现场，把我感受到的一切都写了出来，后来逐渐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叙事框架，大致分成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写第一晚发生了什么，把灾难最直接的现场感放进去。

第二部分是写这栋楼原来是什么样子，住着什么样的人。虽然外界普遍认为这里老人很多，但实际生活中，它并不是一个高度紧密的社区，很多人彼此并不熟悉。

第三部分是写维修和隐患的问题，也就是那些最早出现的不安信号——有哪些原本可能阻止灾难发生的节点，被一步步错过了。

第四部分是把视角再拉回到灾后，写这几天发生了什么，到落笔时的状态，有哪些人在救助他们，这种救助是如何展开的，以及整个城市是如何被动员起来的。我在现场看到的一些细节，以及Herman的“幸存者愧疚”，也被放在这个部分里。

大致是先有了这样一个分块，再把素材往里面填，能用的尽量用，把它们“榨干”，放进结构里。

五、从个体出发，走向公共性

文章初稿第一段写出来后，我感觉有些像随笔，文中的自我感受会更多。比如初稿里有一句的大意是“人们在等天亮，没有文学指向的天亮，只是等新的死亡数字会到来”。再比如我初稿写了一些我问他答的过程，“我问他，他回答我‘不用问我任何问题’”。

后来我把这部分删掉了。这种写法太像随笔，可能会被人解读为轻佻，甚至是卖弄文字。所以我在后来的行文上更克制了，多用一些白描，这样会更有力道。

写作上的克制是第一层。与此同时，记者也必须处理事实问题。

住户有时会在采访中讲错事实，需要一点一点交叉验证。特别是当受访者做事实描述时，比如一些指控、吐苦水的内容，都要去验证，对时间线、看公开的官方信息，有时也需要结合其他媒体的报道。事发当天晚上，有人跟我说这个房子特别差、特别便宜，但其实这个地方对很多本地人来说都是一个好住所，它近海，甚至算是“楼王”，大家都很羡慕（居住的人）。

报道里有一部分提到香港的工程围标现象，我在报道中加上了一句“但目前并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宏福苑存在这些问题。”这种关于管理不当等重要事实的指控都要谨慎核实。但记者的能力有限，很多时候采访不到目标对象，比如掌握招标全貌的法团主席。所以我采用这样的方式，让不同的说法一起呈现，把判断交给读者。

很多时候特稿中的某个故事都由单人讲述，世界上没有真相能够百分百确定。我觉得即使官方有一个说法，但官方也有可能出错。所以我首先会有初步判断，然后去阅读大量的信息，判断这一事件的真实性。

更多是一种经验，让你决定这个无法被百分百核实的“事实”要不要写。在不完全确定的情况下，我更倾向于把判断的重心放在具体的“人”以及所经历的事上，而不是先去构建一个问题。

因此，公共性不是一开始就设定好的目标。不是一开始就带着一个目的，比如我要通过这个人的故事去验证一个制度漏洞。

我更关心这个人的情感世界，他经历了什么，他在被什么困扰，他如何面对这些东西。当你足够进入这个人的时候，他最终面临的那些问题，往往会和外部的制度、结构发生关联，这些东西是自然浮现出来的。

所以我觉得，不同类型的报道有不同的公共性。这些路径并不冲突，它们都可以实现公共性，只是方式不同。

有一些报道很硬，比如油罐车事件，它的公共性非常直接，揭示制度漏洞、明确责任归属。但也有一些报道更像“文艺片”，它关注的是人，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和同情，从而让更多人意识到这件事与自己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