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工，时代终于追上了你”|中国建筑史|建筑学|徐志摩|林工|林徽因|林长民|梁思成|金岳霖

在这个四月天的开头，我想写写林徽因。

我是带着一种“翻案”的心态在写她——不想写民国才女、江南美人，不想写绯闻轶事，不想写“人间四月天”。

忍不住在此多提一笔：其实“人间四月天”五个字的出处，与任何一段才子佳人的情爱故事都无关。它出自林徽因本人笔下，是她写给儿子梁从诫的诗句。

“父亲曾告诉我，《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是母亲在我出生后的喜悦中为我而作的，但母亲自己从未对我说起过这件事。”

——梁从诫《倏忽人间四月天——回忆我的母亲林徽因》

言归正传。翻阅过她的一生后，你会发觉，那些常与她相伴的标签，都太轻了。

而我想写的，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师，林徽因。

她爱“上房揭瓦”，能穿着旗袍、戴着斗笠，攀上屋梁进行测绘；甚至怀着孕的时候，也敢在梁上攀爬。去野外考察古建筑是她最喜欢的事，即使条件艰苦，常有跳蚤臭虫环绕，她也觉得是“快乐得值得歌唱的日子”。

她坚持这项志业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1955 年 4 月，她因肺结核去世，墓碑上只刻了七个字：“建筑师林徽因墓”。

图源：@馬飞实验室

这几年，我经常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一句台词，“我的事业会是我讣闻的开头。”这句话掷地有声，砸在很多女性的心上。林徽因的人生终点做到了这句话，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挖掘她作为职业女性的人生切面，称呼她为“林工”，以新的目光去重新理解她。

但我总觉得还不够。

我不想只在她生命的尽头才真正看见她，看见她所钟爱的事业。我想在故事的开头就认识她，那个作为“自己”的真正的她。

这是我今天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我想把林徽因作为建筑师的一生，从头讲起。

这是新世相栏目「她的事说来话长」的第二期，我们想打捞一些复杂、真实的女性样本。她们或许活在遥远的过去，却像一面镜子，照见我们的此刻。

林徽因从小就是个有主见的女孩。

她爱看书，爱提问，爱跟人辩论。在那个女孩“安静顺从”被视作美德的年代，林徽因常常被说“太不安分”。祖父给她起名“林徽音”，取自《诗经》的“大姒嗣徽音”，希望她有太姒的美德。她厌烦跟另一个作家重名，自己做主改成了“林徽因”。

父亲林长民常年在外工作，林徽因从 6 岁起便代写家信，跟父亲汇报家事和自己的读书近况。林长民回信也从不把她当小孩，而是像朋友一样跟她谈心、谈理想。12 岁那年，林徽因的祖父去世，她正式开始“管家”，大到照顾母亲和七个弟妹，小到家中空置的房屋要请人打理，事无巨细都是林徽因来安排。

早熟和早慧塑造了她的底色——坚定，利落，认准了的事就立刻行动，想做的事就一定要成。弟弟林桓形容林徽因，是“事必果敢，心想事成”。

少女时期的林徽因

1920 年，16 岁的林徽因收到父亲的信，说自己即将被派往欧洲访问考察，要带她同去。坐船去欧洲的途中，林徽因晕船，经常哇哇大吐，但她不愿放弃难得的景致，每天早晨都去甲板看海，练写短句。林长民在日记里写她，“不怯不躁，灵气尽显”。

带着灵气和一颗意志坚决的心，少女林徽因抵达伦敦，第一次遇到了“建筑学”。

在伦敦，林徽因常常跟她的女房东一同外出。女房东是一位建筑师，徽因喜欢跟着她出门写生画画，看着她一笔一笔地把欧洲的古典建筑落在画板上。

在跟女房东的交流中，林徽因第一次知道了“建筑”与“盖房子”的区别。她看着眼前的西方建筑，脑海里闪过从小到大因为家庭搬迁去过的城市、见过的庙宇和殿堂，就此萌生了以建筑为未来事业的想法。

但在那个年代，女性连建筑学系的门槛都迈不进去。

1924 年，林徽因和梁思成、陈植一起前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求学，却被告知，建筑系只收男生。校方给出的解释是，建筑系的学生需要经常在夜间画图，而“一个女生深夜待在画室是不恰当的”。

“事必果敢、心想事成”的林徽因当然不肯放弃。她拜托当时的“中国妇女出国留学委员会”秘书麦米伦夫人给宾大写信，推荐自己入读建筑系。后来，宾大建筑系档案馆发现，当时为林徽因争取入学的信笺前前后后加起来有近 10 封。负责整理资料的档案馆长威廉·惠特克说：

“那些信让我再次确信，她有多想成为一名建筑师。”

林徽因的志愿最终也没有达成。她决定“曲线救国”，改报了宾大美术系，同时选修建筑系所有她可以选读的课程。

美术系的课程对于在绘画和制图方面缺乏系统训练的林徽因来说，几乎是从头学起，她还要同时应对建筑系繁重的课程。大学期间，她的父亲去世，林徽因失去了经济支持，开始半工半读。她打两份工：一份是在建筑系做教师助手和设计指导，课余时间再去餐厅洗碗补贴收入。她经常打完工再回学校画图到半夜，回到住处没东西吃，就喝凉水充饥。

学建筑很苦，但林徽因沉浸其中，出色地完成了所有课业。她修完了两个专业的 33 门本科课程和 1 门研究生课程，因为成绩好，学院还批准她跳了一级。在宾大后来公开的林徽因的成绩单上，留下了 10 个醒目的“Distinction”（杰出，即最高等级的成绩）。

林徽因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

我在一位与林徽因同时期的宾大女学生写给家乡《蒙塔纳报》的文章中，读到了这样的学习日常：

“她坐在靠近窗户的椅子上，俯身面对一张绘画桌，那里能够俯视到校园的一条小径。她那瘦削的身影匍匐在巨大的建筑习题上……当她的习题同其他三十到四十张习题一起挂在巨大的判分室的墙上时，总会获得很高的奖赏。”

“这样说并非捕风捉影。她的作业总是得到最高的分数，偶尔排第二。”

那篇文章的标题叫《中国女孩拯救她的祖国的艺术》。林徽因在接受采访时说，她不喜欢“一个女孩子的价值完全取决于她的家庭”。

她不想成为谁的附属。她有重要的、钟爱的、属于自己的事业要去实现。

很多人都有一个模糊的错误认知，以为林徽因是梁思成的助手，负责帮他测绘、整理资料、画图等工作。但事实是，梁思成投身建筑学，是受林徽因的启蒙。

1922 年，林徽因和梁思成已经相恋，从伦敦归来的林徽因告诉梁思成，她以后准备学建筑。彼时的梁思成对建筑一无所知，以为建筑学指的就是“home”（房子）或者“building”（建筑物）。

是林徽因告诉他，建筑是一门融合了艺术和工程技术的学科。她神采飞扬地谈起自己见过的建筑，形容它们是“凝固的音乐”、“石头的史诗”。梁思成被她感染，确定了自己的职业选择。

可以说，林梁二人一生事业的起点，正是林徽因对建筑的那份热忱。

宾大毕业后，梁思成接到东北大学的邀请，前去担任建筑系的系主任。林徽因同去，成为专业英语和美术装饰史两门课的老师。这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第一个建筑系，被视作中国建筑事业的奠基。

这块建筑的地基，林徽因敲下了一半。

1931 年，梁思成受邀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担任法式部主任，林徽因被聘为学社的“校理”。她在社长朱启钤的引荐下，拜古建筑行的老工匠为师，学习古建筑行业专业术语。六个月后，她发表了第一篇建筑学研究论文——《论中国建筑的几个特征》。这也是史上第一篇由中国专业学者发表的关于中国建筑的理论文章。

她曾怀着孕爬上沈阳故宫的横梁。跟梁思成和助手一起去天坛祈年殿测绘时，林徽因穿着的是长旗袍，手里拿着斗笠，那身装扮很不便于攀登，但她还是跟其他人一起爬上了祈年殿的宝顶——她也由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登上祈年殿的女性。

营造学社的成员莫宗江后来回忆林徽因，“凡是男子能上去的地方，她就准能上得去。”

林徽因登上祈年殿的宝顶

建筑的野外测绘工作异常艰苦，林徽因经常打趣自嘲，说他们是“几个死心眼的建筑师自讨苦吃”。但事实上，她最乐在其中。

他们去山西考察云冈石窟。那里地处偏僻，空旷的山崖上连树都见不到一棵，林徽因他们便去农户家投宿。借住的房子没有门窗，四壁透风，夜里盖着棉被仍冷得人缩作一团。每天吃的都是煮土豆和玉米面糊糊，偶尔能吃到一点咸菜就非常难得。

但林徽因写给朋友的信里却满是愉悦：

“天是透明的蓝，白云更流动得使人可以忘记很多的事，更不用说到那山山水水、小堡垒、村落，反映着夕阳的一角庙，一座塔！景物是美得使人心慌心痛。”

她形容这趟山西之行，“旬日来眼看去的都是图画，日子都是可以歌唱的古事。”

1934 年，林徽因和梁思成二访山西，考察赵城县的广胜寺，条件艰苦程度比第一次去更甚。当时的山西正在修铁路，一下雨，路就全变成寸步难行的烂泥塘，马车、驴车都过不去。300 多里的路程，林徽因他们是徒步走完的。

夜里在寺庙借宿，林徽因没有选择更舒适的房间，而是拉着梁思成躺在大殿里，因为这样睁开眼就能看到屋顶的斗拱和阑额。旅途劳顿已累得她睁不开眼，林徽因却还在不住地说着“幸运”：

“走不动的时候，真是后悔，想着吃这份苦值不值。一到了这儿，就庆幸多亏走了这一遭。”

去五台山寻找佛光寺，蝙蝠、臭虫在他们身上肆虐；去洛阳考察龙门石窟，每晚睡觉都要跟跳蚤大战。林徽因一铺床，床单上就密密麻麻爬满一层跳蚤，抖都抖不尽。她被咬得浑身是包，却在给友人的信里写：“可真真累得不亦乐乎。”

1932 年到 1937 年，五年时间里，林徽因和梁思成与营造学社的其他人辗转于北平、山西、河北等 15 个省份、190 多个县，实地测绘考察了 2738 处古建筑，绘制完成 1898 幅测绘图。

190 处测绘代表着 190 种环境的艰苦。但这个时期的林徽因，却写出了一首心情异常轻快的诗《旅途中》：

我卷起一个包袱走，

过一个山坡子松，

又走过一个小庙门

在早晨最早的一阵风中。

我心里没有埋怨，人或是神；

天底下的烦恼，连我的

拢总，

像已交给谁去，……

前面天空。

山中水那样清，

山前桥那么白净，——

我不知道造物者认不认得

自己图画；

乡下人的笠帽，草鞋，

乡下人的性情。

很多人觉得，这首诗中有她过去诗作从未有过的宁静。那是她沉浸在事业之中，内心所获得的安宁。

她握着皮尺，卷起包袱，脚步轻快地走在这条自己选择的路上。

1936 年，林徽因在兴隆寺塔做测绘

然而这条路上也充满了遗憾。尽管林徽因已经尽自己所有努力，去成为一名建筑师。

她有天赋，有志气，有毅力，有在建筑领域留下姓名的决心，但几乎在职业生涯的每一个阶段，“女性”身份都曾成为她的阻力。

在宾大读书时，林徽因修了所有可以选的建筑学课程，但有两门课程她始终无法参与，一门是人体素描，因为需要画裸体男性；一门是施工工程，因为需要去工地现场勘查——而当时的女性不被允许进入工地，女性走进工地被视作不吉利。

因为没有获得宾大正式的建筑学学位，也没有学术机构研究员的身份，林徽因的很多作品都没有署名。1944 年出版的《中国建筑史》，林徽因负责其中宋、辽等章节的撰写及绘图，但最终成书上只有梁思成一个人的名字。

为了获得实业部注册的建筑执业资格，林徽因曾在 1936 年给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出求助信，希望学校可以提供证明，证实自己在校期间修读了建筑学专业，并曾担任建筑系的助教。

可惜，比起她在事业上的曲折与努力，人们始终更关心她的绯闻轶事，好奇她与别人的关系。

1931 年 11 月 19 日，徐志摩坠机身亡，报纸头条都在说，徐志摩是为了回北平听林徽因的演讲才匆匆搭乘邮政飞机。近百年来，这件事一次又一次被当作故事的韵脚，把林徽因拉进“多角恋”的绯闻当中。没有人再关心林徽因的那场演讲——那是她第一次在学术场合公开亮相。她做了一个题为《中国的宫室建筑艺术》的报告，用流利的英语介绍了北京的建筑，故宫、北海、天坛。

林徽因曾直接表达过对这种“忽视”的不满。她不满于人们的目光只停留在她的外表，更厌恶人们将这种偏移的视角当成对她的“赞美”。

有一次，好友金岳霖在闲聊时给林梁二人送了一副对联，调侃经常攀援上房的他们是“梁上君子，林下美人”。林徽因不喜欢这个比喻，直截了当地说——

“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的，好像一个女人就没有什么事可做，好像只配做摆设似的。”

研究工作之外，林徽因要操持繁重的家务。时局开始动荡后，林徽因家最多时住了 17 口人，她每天要一一张罗所有人的饮食起居；战争爆发后，家里经济困难，林徽因手头最常做的事除了看书，就是给梁思成缝衬衣，给孩子补破袜子。

林徽因的儿女后来回忆，他们举家搬迁到昆明后，她没有书房，用儿女的话说，“林徽因主要在厨房”。他们总记着妈妈“披头散发”坐在那里洗衣服的样子。

细碎的家务对时间与精力的蚕食，让林徽因感觉无比痛苦。她眼睁睁看着日子像水一样从指缝流走，想看书写作却总也坐不下来。她写信向好友费慰梅倾诉：

“当我在做那些家务琐事的时候，总是觉得很悲凉，因为我冷落了某个地方某些我虽不认识，对于我却更有意义和重要的人们。”

这些性别带来的偏狭之外，身体上的病痛也在摧折着林徽因。

林徽因的肺一直不好。早年间在东北，天气寒冷，她忙于工作，一场小感冒常常拖很久才能痊愈。1937 年，战争爆发，林徽因和家人开始了漫长的迁徙：从北平南迁至长沙，后又辗转前往昆明，最后跟着营造学社落脚四川李庄。路途的颠簸劳累再次诱发林徽因的肺病，她刚到李庄就彻底病倒，连续高烧 40 度不退。

从那时起，林徽因便因肺结核缠绵病榻。到 1945 年，她的心肺、肾脏已严重感染，医生断言她活不过五年。

但这些身体上的苦痛，精神上的搓磨，都没有中断林徽因对建筑的热爱。

在昆明和李庄时，营造学社陆续恢复了运转。林徽因那时病得几乎无法下床，常常咳嗽得缩成一团，嘴唇憋得发紫；她整夜盗汗，光擦汗的手巾就要用掉七八块。

但她没有停止手头的工作。《中国营造学社汇刊》要恢复编辑发行，李庄条件差，林徽因就和其他人一起手抄文字、手绘图片，再亲手折页、装订、包装。最后，在抗战最艰苦的年代，汇刊印了 400 本，发往全国各地。这几乎耗尽了林徽因的全部心力。

1942 年，林徽因和梁思成开始着手撰写《中国建筑史》，同时，用英文撰写说明并绘制一部《图像中国建筑史》。林徽因的床前堆起了成山的书稿和《二十四史》，用作资料准备。她仅靠着一盏马灯照明，做完了全书 11 万字的校阅。

除了营造学社的集体工作，林徽因病重之时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研究。当时的中国战乱频仍，林徽因以建筑师的眼光敏锐地预见到，战争结束后，房屋重建将成为人们生活最紧迫的问题。她开始留意和收集世界各国各地区有关民用住宅的实验设计，将它们分析、翻译，整理成一篇四万多字的论文——《现代住宅设计的参考》。

在李庄，病床上的林徽因

林徽因对建筑的执着，渗透在她生活的每一个缝隙之中。她跟梁思成的结婚纪念日，是宋代著名建筑学家李诫碑铭上的日期；她给孩子起名“梁从诫”，希望孩子能“师从李诫”，也成为出色的建筑学家。

林徽因人生中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翻译爱尔兰诗人奥斯卡·王尔德的《夜莺与玫瑰》。她给自己起的笔名是“尺棰”，取自《庄子》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那时她只有 19 岁，建筑已经浸润她的生活。

生命进入倒数时刻时，她病痛交加，形容自己像“一个被淹到水底的人，一盏快要熬尽灯油的灯”。1947 年，她做肾切除手术，仍然不忘在给朋友的信中介绍住院的房子，“是巴洛克风格的”，她还在用建筑的语言轻松地宽慰朋友：

“你不要担心我的手术，用我们的建筑术语来说，我就是来修修窗户，来补补纱窗。”

查阅林徽因的生平资料时，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发生在 1937 年。那时，林徽因一家刚刚为避战祸迁到昆明，梁思成病倒了，林徽因挑起家庭的经济重担。

她为了维持生计，去云南大学给学生补英语，每周六节课，每次去上课需要来回翻越四个山坡。昆明的海拔高，林徽因有肺病，讲课、走路都会气喘。

一个月下来，她领到 40 块钱的薪水。经过日用商店时，她看到一块漂亮的扎染布料，质感和图样都是她喜欢的。她犹豫了很久，想着或许该用这笔钱给母亲买一顶御寒的帽子，给孩子买一双新鞋，或者给全家买点肉。

最后，林徽因没有买这些从她脑海中闪过的东西，她买了一把皮尺——那是外出考察古建筑必不可少的工具。皮尺 23 块钱，是她半个多月的薪水。

建筑就是林徽因生命中最重要的那把尺子。战争、困厄、病痛带来的磨砺，以及女性身份带来的偏见与阻碍，都未能折断这把尺子。

她决心用这把尺子丈量自己的人生。

写这篇文章时我一直在想，一个女性选择一条路作为自己的毕生志业，这件事究竟意味着什么？

在林徽因身上，我找到一种答案：

当一个女人选择自己的志业，实质上是在选择一种与世界沟通的方式。

回看林徽因的人生，她选择建筑学几乎是一种必然。

她写诗和散文下笔轻灵又浪漫，擅用大量灵动的比喻，常常出现“百层塔”、“琉璃檐”、“鸟雀盘旋”这类充满建筑美的意象。

她小时候生水痘，旁的小孩都因为需要闷在家中“坐牢”而感到不快，但林徽因很开心。因为家那边的方言管“水痘”叫“水珠”，她喜欢“出水珠”这个美妙的说法。

在东北大学任教时，夜里常有土匪出没争抢地盘，当地人称他们“胡子”。胡子的马队从屋外跑过时，家家户户都不敢开灯，徽因就隔着窗子往外偷看，她看到土匪披着红色斗篷在月光下骑马奔驰，心中不似别人恐惧，想的是，“这场景倒很罗曼蒂克”。

这些气质中浪漫的底色，被林徽因全部融入到她对建筑学的思考中。在论文《平郊建筑杂录》中，林徽因用散文诗般的语言，提出了“建筑意”的概念：

“这些美的所在，在建筑审美者的眼里，都能引起特异的感觉，在‘诗意’和‘画意’之外，还使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愉快。”

在她眼中，建筑是美的，是有意味的，值得细细品鉴，如同诗和画一样。

轻盈灵动之外，林徽因的性格底色中也有厚重如建筑的一面——坚韧、顽强，如同庙宇中擎天的立柱，构筑成她笔直的、不被轻易打倒的筋骨。

在北平时，徐志摩、陶孟和等人常常去林徽因家聚会，谈史论今。有一次他们突然聊起王国维投水自杀的事情，徐志摩赞同他的气节，“活着不能改变什么，便决意牺牲自己的生命以警醒时代”。在场不少人觉得徐志摩偏激，林徽因却十分赞同观点，忍不住鼓起掌来。

战争结束后，有一天，儿子梁从诫跟林徽因聊起战时，问她如果当时日本人打到李庄怎么办。林徽因说：“念书人总还有一条后路，我们家门口不就是扬子江吗？”那一刻，梁从诫被妈妈平淡语气中的凛然震动。

轻灵与厚重，纤细与坚韧，诗意与刚直，这些看似矛盾复杂的特质，从林徽因跌宕又壮阔的生命经验中缓缓释出，指引着她，最终走向了建筑这门学科。

林徽因曾说，建筑最高的美是诚实。她诚实地面对世界，直视人生呈给她的所有艰难与开阔，也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心，就像她自己说的，“如果你负了自己的天性，你就负了你自己。”

她喜欢直视镜头，一生留下无数直视镜头的照片：在宾大校园，在天坛祈年殿的屋梁上，在无数山野荒村之中和庙宇楼阁之下。最令人震撼的，是 1945 年拍摄的这张：

她目光坚定，两颊比起大众熟悉的少女时代，已瘦削了几分。

但始终诚实地，不带任何犹疑和怯懦地，直视世界。

这张影像，后来被用作林徽因追悼会上的遗像。

1955 年 4 月 1 日，林徽因去世，年仅 51 岁。梁思成为她设计了墓碑，上面镶嵌着林徽因的设计——那是她生命最后时刻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花环刻样。

墓碑只有七个字，“建筑师林徽因墓”。

林徽因一生绘制过的图纸上，诞生过无数的恢弘与伟大——东北大学的校徽和图书馆，梁启超的墓碑，战时西南联合大学的校舍，还有新中国的国徽和人民英雄纪念碑。

但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设计，是 1932 年，她为北京大学女生宿舍做的楼梯。在设计时，林徽因特意让楼梯扶手比一般宿舍楼的略窄一些，因为考虑到女学生的手比较纤小。

这是建筑师林徽因对于细节的专业考量，也是一个女性对另一群女性的最真诚的关切。当我们握住窄小的扶手，就像遥遥握住了林工的手。

而林徽因对女性的影响远不止于此。更多无形的东西被留存了下来。

1934 年，美国汉学家费慰梅跟林徽因、梁思成同游山西。她一路都被林徽因吸引，望着她在曲曲折折的山路上跋涉，望着她因为有新发现而情绪激动。从此，她也迷上了中国古建筑。多年以后，费慰梅基于对中国山东武梁祠重建的构想，写出了《“武梁祠”祭坛》，使她在美国建筑学界享有声誉。

1951 年，清华大学的几名女学生，与抱病工作的林徽因一起，加入挽救“景泰蓝”传统工艺的工作。她们组成美术小组，一起去工厂做调研，设计绘制了一批新的图案。其中的两名女学生，后来都在工艺美术的领域走出了很远的路——常沙娜成为了北京工艺美术学院院长，钱美华成为北京珐琅厂总设计师。

1959 年，林徽因的侄女林璎出生。她的父亲，也就是林徽因的弟弟林桓，自小钦佩姐姐。他说，想要一个姐姐那样的女儿。后来林璎果真也成为了一个建筑师。她在 21 岁时设计了“越南战争纪念碑”，为耶鲁大学设计过一张“女性桌子”，上面刻着从 1701 年耶鲁大学建校到 1993 年每年的女性学生注册人数。林璎说，“我的一生都围绕着父亲对于林徽因的敬重。”

2024 年，宾夕法尼亚大学追授了林徽因建筑学学士学位。曾经因女性身份将她拒之门外的学校，在 100 年后承认并弥补了这个错误。

林徽因的学位证上，毕业年份是“1927”。在校史中，宾夕法尼亚大学第一次为女生颁发建筑学位是 1936 年。严格来说，林徽因其实是第一个从宾大建筑学系毕业的女生。

她曾经走过的窄路已经越来越宽了。如今，宾大建筑系硕士项目中，有 58% 的学生为女性，教职工中女性占比也超过 50%。建筑系不再只是男性的领域。

很多曾经对女性关闭的海域，都不再阻碍女性的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