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吕 晶
《烽火长歌医者志：协和人的抗战故事》由来自国内外的十位学者共同撰写，不同学术传统与史料来源在书中形成了有益的对话，使这部以协和人抗战经历为中心的著作在视角与材料上呈现出较强的开放性与综合性。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宏阔历史图景中，医学群体的行动与贡献长期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而本书以协和师生为研究对象，系统呈现其在战时医疗救护、医学教育与公共卫生实践中的多重角色，从而为理解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的责任选择提供了新的观察维度。作为一部兼具医学史与抗战史意义的研究成果，该书不仅丰富了相关领域的学术积累，也为重新审视“以专业能力参与民族动员”的历史路径提供了重要文本。
多元的史料
从研究基础看，本书最为突出的特点在于其扎实而多元的史料建构。编写者长期从事档案爬梳与文献搜集工作，系统利用了北京协和医学院档案中心、洛克菲勒档案馆、贵州省档案馆等机构保存的一手资料，并结合私人书信、日记、工作报告、学籍档案及口述回忆等不同类型文献，使许多长期沉寂的历史细节得以重新进入学术视野。书中既通过林可胜、李宗恩等关键人物的私人通信，揭示其在战时抉择背后的复杂考量，也借助普通师生的回忆材料，呈现战争年代医学教育与医疗实践的日常状态。例如，协和校刊《协医校刊》中关于1931年学生救护队组建过程的原始记载，使战前医学青年参与社会动员的具体方式得以清晰呈现；而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的经费往来档案，则从制度与资源层面揭示了大后方医学教育得以延续的现实条件与结构性限制。
立体的历史图景
在史料运用方式上，作者并未止步于材料的堆砌，而是通过宏观叙事与微观书写的结合，构建出较为立体的历史图景。一方面，书中对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的组建、战时血库的建立等重要事件进行了系统梳理；另一方面，又通过个体命运的展开，使宏大的历史进程具体化、可感化。例如，聂毓禅护校西迁的艰险经历、吴英恺放弃海外条件回国参战的选择等。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对中英文史料的交叉使用，使国内档案记录与美国医药助华会（ABMAC）报告、外国传教士观察日记之间形成相互印证，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论述的可靠性，也拓展了抗战医学史研究的国际视野。
文学性的叙述
在叙事策略上，该书未采用传统史料汇编式的书写方式，而是通过较具文学性的叙述，将协和人的战时经历置于具体情境之中加以呈现。书中人物并未被简单塑造成道德化、符号化的“英雄”，而是以其现实处境中的犹豫、抉择与坚持，展现医学知识分子在非常时期所承受的多重张力。作为全书的重要线索人物，林可胜从协和生理学研究者转变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领导者的经历，被置于具体历史环境中加以呈现：科研条件的骤然中断、生活保障的急剧下降，与其对专业使命与国家责任的坚守形成鲜明对照。通过对林可胜在贵阳图云关时期工作状态的细致描写，读者得以理解战时医学制度建设并非抽象理念，而是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中不断调适与推进的过程。
除核心人物外，书中对周美玉、朱章庚以及普通学生群体的书写，同样拓展了医学抗战史的社会维度。这些来自不同专业与岗位的协和人，通过护理培训、公共卫生实验、医学教育延续等方式参与抗战，其行动既体现出专业理性的延伸，也反映了个人选择与时代需求之间的深度嵌合。正是在这些具体而细碎的实践中，“医者仁心”得以从伦理命题转化为历史行动。
医学精神与爱国情怀
从思想层面看，本书的价值还体现在对医学精神与爱国情怀内在关联的揭示上。协和自创办以来所强调的科学精神与专业伦理，在抗战语境中被重新赋予了国家与民族层面的意义。书中所呈现的协和人，并未将爱国理解为抽象的情感表达，而是通过改进战地救护技术、延续医学教育、推动公共卫生防疫以及开展科研工作等方式，使专业能力成为抗战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以专业报国”的实践路径，为理解中国知识分子在战争时期的行动逻辑提供了具有解释力的案例。
同时，书中对协和精神延续性的讨论，也为理解战时经验对战后医学发展的影响提供了启示。抗战时期形成的公共卫生意识、教育理念与社会责任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此后协和及相关医学机构的发展方向，使战时实践不再只是非常时期的权宜之计，而成为制度与理念演进的重要环节。
尚待完善之处
当然，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该书仍存在进一步深化与完善的空间。由于作者背景与研究取向各异，分章撰写在带来多样视角的同时，也使部分主题在不同章节中出现交叉重叠，个别事件与案例的分析未能形成明显的递进关系，整体叙事的结构张力有待进一步整合。若能在总体框架上强化时间线索或问题意识的统摄，或可使历史脉络更为清晰。在理论层面，书中虽多次提及“协和精神”在抗战中的体现，但对其在战时情境中的内在转化机制仍有进一步讨论的可能。例如，战前强调精英医学教育的理念，与战时急需普及性医疗救护之间所形成的张力，协和人如何在保持学术标准的同时回应现实需求，这些问题若能得到更系统的分析，将有助于深化对战时医学实践复杂性的理解。此外，对战时经验如何影响战后学科布局与教育模式的长时段考察，也仍有展开空间。在具体呈现层面，沦陷区协和人的生存状态与行动选择、部分实践成果的量化呈现以及基层医护个体更为深入的生命史书写，均可作为未来研究进一步补充的方向。这些并非本书的缺陷，而是其所开启的研究议题所自然延伸出的学术空间。
总体而言，《烽火长歌医者志：协和人的抗战故事》以扎实的史料基础、生动的叙事方式和清晰的问题意识，成功地将协和人的抗战实践置于中国抗战史与医学史的交汇点上加以考察。它不仅丰富了我们对抗战时期医学群体历史角色的认识，也为理解专业知识如何在民族危机中转化为社会行动提供了重要启示。重读这段烽火岁月中的医学实践史，不仅有助于深化学术研究，也为反思专业伦理与公共责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持续的思想资源。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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