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坐带来的人类身体的变化|世纪|久坐|伦敦|尼安德特人

人类有些像塑料积木——事实上，任何生物都是如此。氨基酸是生命的基石，这些微小的有机化合物组合在一起形成（数百万种）蛋白质。蛋白质继续组成细胞，细胞又结合成组织。组织构成器官，而当它们共同运作时，便形成了一个生物体。此种过程于一片草叶或是一株山毛榉树、一只海星、一个软体动物、双棘龙甚至一个人而言，都是一样的。

正因如此，人类身体的历史实则十分漫长，我们身体中某些器官的形成时间比人类这一物种的诞生要早数亿年之久。距今200多万年前，已知的最早人类物种开始在这个星球活动，自此之后，人类历史又历经几番新人种的诞生、消亡与融合。其中，智人似乎是（诸个物种中）唯一能够充分适应“更新世”与“全新世”的恶劣气候变化的物种。他们在“人类世”中的表现还有待观察——你确实需要对一个以拉丁语单词“智慧”自我命名的物种表示担忧。事实上，有些人认为现代人（貌似比他们的祖先更具智慧与技能）的正确称谓应该是现代智人，而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使用智慧这一名称了。

（与我们最为相像的）晚期智人最早出现于旧石器时代中期；2017年在摩洛哥发现的已知最古老的化石，其年代可追溯至30万年前。虽然尼安德特人经由诸种象征行为充分展现了他们的创造冲动，但智人还被认为具备规划和抽象思维的能力（不过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尼安德特人亦是如此）。

物种和亚种的出现是物竞天择的结果之一，随机突变使生物体在诸种特定环境里具有或大（或小）的成功繁殖的可能性。但是，我们所感兴趣的过程与变革却并非进化的，而是文化的，正是这些文化层面的变革进而导致了解剖学上的革命。在后者的革命过程中，人体经历了一些或一系列的变化，进而促使其特征或运行方式为契合周遭环境或工作模式而不断发生改变。

对于灵长类动物的变化，有些关键的文化变革或转向会历经数千载岁月，而另一些则可能只需要几十年的时间。

第一个转折点是发生在距今大约1万年前的进化缓慢的农业革命或谓新石器时代的革命，其间人类从游牧的狩猎采集者进化为定居者和种植者。此次农业革命不可与其他同名革命混为一谈。前者特指数千年来在世界各地的文化和国家中所发生的由狩猎采集向定居式农业转变的过程。然而，此间发生的人口结构的变革，远非农耕与生产技术的发展所能涵盖。狩猎采集者逐渐开始定居于村庄和城镇，而所有相关的环境影响都与粮食生产相勾连，比如灌溉，甚至森林砍伐。也正是在此时，我们看到了一些因为太过基本以至于会让现代人怀疑其发明之必要的技能：储存。

在一个社会中，只有当捕猎和生产的物资供大于求时，储存才会显出其必要性——而在此之前，人类从未有过此种困扰。首先，人类需要发明像“罐子”这样简单的容器。继而，“罐子”需要被安置于“架子”上，而“架子”又需要被放置于橱柜里，以此类推。几千年后，我们在城镇周围建造起24小时灯火通明的现代大型自助仓储设施。我们将物品堆砌于此，只因家中已无多余的空间，更因为获取之乐远甚于储藏之乐。

下一个转折点我们可以称之为都市革命或城市革命，即从农业或乡村生活转向城市生活。这是我们进入“人类世”及其主体发展的第二个关键节点。从我们的角度看，这段历史似乎仍很漫长，但实际上，此次变革的时间已然远远短于农业革命的时间。

如果说农业模式是人类进化形态的2.0版，那么城市模式便是2.1版。诸如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约旦河西岸的杰利科、希腊的雅典和阿尔戈斯、保加利亚的普罗夫迪夫等城市都有人类的定居痕迹，早期的定居点可追溯至11000年之前，当时它们还未发展为城市。据估计，美索不达米亚的古城乌尔在它的鼎盛时期约有居民65000人——这是大约4000年前的事了。那时，它几乎是唯一可被称作城市的地方，而在同一时期，世界人口规模估计在2700万到7200万之间，由此可见，与生活在乡村的人口相比，城市人口显得格外稀少。但几千年之后，情势将彻底改变。

转折点出现在1851年。

19世纪中叶，伦敦是世界的中心。英国即将迎来其发展巅峰，新兴的北方城市是推动制造业和出口的引擎，而伦敦则是整个英国的文化和商业中心。今时今日，伦敦的人口约870万，但在1851年，此项数据则仅有200万左右。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人口密度的差别确有如此之大。数字上的差异主要由19世纪和20世纪期间伦敦的城市地理面积增加所引起，而人口分布也因此更加分散。

整个19世纪，伦敦人口急剧膨胀。从1841年的220万，到1881年的480万，增加一倍有余。这种增速在今天看来似乎不足为奇，但在此40年间所发生的事，实则是一个更宏大、更有意义的故事的一部分，它标志着我们与地貌、环境、疾病、发病率乃至一切事物的关系皆已发生改变。

在1841年的人口普查中，英国城镇人口占比为48.3%。但到下一次人口普查时，数据却出现了根本性的逆转。1851年，该比例骤增至54%。此次转变的意义极为重大。在此之前，从未出现一个国家的城镇或都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的情况。这一趋势持续发展。到1891年，城市人口已增至全国人口的75%以上。整个19世纪，城市人口每隔10年便会有超过20%的增幅。

人类历史上的另一个高峰，自然是工业革命，那是人类从手工生产方式发展到机械生产方式的时代。工业模式乃是一种全新的人类社会形态，或谓3.0版本。

伴随着铸造业的兴盛，各种发明层出不穷，包括蒸汽动力、纺织、造纸、水泥和混凝土生产、煤气照明、矿产开采、铁路和其他运输方式等新技术不断涌现。工业革命是19世纪劳动者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原因之一，其影响可谓无处不在。

技术创新的速度和世界人口的飙升一样快。1750年，世界人口数量约为7亿；时至今日，则已经突破70亿大关，且仍在加速增长，一如技术发展之一日千里。现在每4天半的时间里，世界人口数量便将增加100万左右，据估计，在未来10年内，世界人口总量将达到80亿。尽管估计数据或许存在差异，但可以确信的是，在地球上曾经出现过的人类物种中，仍有约10%存活至今。

就本质而言，人口增长的原因乃是出生率超过了死亡率，而医学的进步（尤其是新生儿领域）亦大大提高了人们的平均寿命。因此，我们今天得以真正跳脱出物竞天择的窠臼。随着医疗技术与科技的发展，食品种类和数量的增加，以及关乎生活常识的教育优化，使不发达国家的婴儿（和父母）死亡率也大幅下降。在2016年6月至2017年6月的一年中，英国人口增长速度达到194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生育高峰）以来的最高值。而此种人口激增的原因究竟为何？令人担忧的是，除却出生率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超过死亡率之外，并无其他特别的原因。

工业革命对人类影响极大。在此之前，劳作的范围颇为广泛，劳动方式亦十分多样。我无意对前者进行任何美化，其中多数都非常艰苦、令人生厌，甚至危及生命，且对身体的活动范围要求颇高。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在19世纪中叶研究过曼彻斯特的工人阶级，在他看来，18世纪的农村劳动者已经足够幸运，“他们在勉强称得上舒适的环境中平静度日，秉持虔敬与正直的态度，过着朴重安宁的生活；而他们的物质条件远优于后来者”。

在从手工劳动向机器劳动转变的过程中，特别是自19世纪上半叶开始，手工劳动者（他们被称为手工业者）的身体活动范围明显缩小。需要手工制作的品类亦不断减少，最终变得像糖三明治里的碳水化合物一般精细。

在19世纪，人们十分关注由生产方式造成的大量事故和可怕残疾。为保护工人阶级（包括儿童）免受雇主广为报道的虐待行为，一系列法案得以出台。所列举的证据多是穷人因工伤或残疾而无力谋生，或因长期过度疲劳而健康受损。其中，有许多悲惨的故事，诸如有工人被机器剥去皮肤，还有人失明、被毁容甚至被截肢。

在此后的百余年时间里，新的生产方式得以不断精进，其完善程度几乎不可想象。整个19世纪，冒着黑烟的烟囱在城市中比比皆是，它们作为一道独特的城市景观，标示着全新生产方式的出现。

在21世纪的城市景观中也有类似的建筑：办公大楼。这些新建筑展示了人类社会形态的4.0版本，亦宣告了生产方式的进一步完善。毫无疑问，这些建筑的环境相较于之前的工厂而言更加健康，但那些明亮的平板玻璃窗、灯带照明设备和防污地毯，或许掩藏了形塑我们“人类世身体”最重要的因素。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虽不像第一次工业革命那般百弊丛生，但始终存有负面影响。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我所做的可能是世界上一半以上的人正在做的事情：坐着。时至今日，地球上大部分的工作都以这一姿势进行，身体弯曲成两个直角坐在椅子上，弯腰驼背，上半身略微前倾，将宽厚的肩膀与颈后部的颈椎韧带之间相啮合，以阻止头骨撞到键盘上。

无论我们的看法为何，椅子的普及历史实则远比我们以为的更加短暂。虽然其存在的时间已然十分久远，但在历史上却极少出现。在古巴比伦尼尼微古城的遗迹中，留有刻着华丽椅子的纪念碑。在希腊的花瓶和雕刻的石碑上，在中国和日本的早期文化中，也有关于椅子的图像与记载。千百年来，它们一直被视为权威的象征（在笔者的专业领域，最高的学术成就——讲席教授，亦由“椅子”这一词语所指代。译者按），也许正是因为椅子所具有的如此重要的身份象征意义，才使得它长期未能得到广泛普及。

在家庭生活中，长凳和板凳已然被使用了数百年，但直到近代早期，椅子才成为家庭中常见的家具——硬邦邦的、木制的、直立的椅子居多。正因为居住、工作和生活方式都很艰苦，工业革命时期也是一个人们渴望舒适和休闲的时期。18世纪初，法国宫廷的礼仪风尚发生了转变，从笔直站立的形式转而为半躺的更为闲适的社交方式。全包覆式椅子出现后，此种风尚（或是坐姿）亦随之流行开来，在这样的椅子上，人们可以舒适地坐上好几个小时。

此外，电影、电视和电子游戏的发明，使久坐的工作和久坐的休闲共同形成了一场完美的风暴。由此带来的身体活动失衡显得格外极端，久坐不动的工作者每天用手指在手机屏幕和电脑键盘间上下翻飞，移动距离可长达好几千米；与此同时，一些研究表明，他们的双脚在整整一个月里却只走了1千米（0.6英里）。

我们谁也无法在每天坐8个小时，充分体验到缺乏运动对身体所造成的可怕影响之后，寄望于30分钟的瑜伽或动感单车课能神奇地消除身体如大理石般的僵硬感。

久坐不动的工作者，其背部肌肉会因缺乏使用而日益衰弱；他们仅有的工作量被减少到偶尔移动30～50 千克（66～110 磅）的躯干重量。而当坐着的时候，他们甚至连这样的运动都不会完成。当身体的肌肉组织变弱时，关节就更容易出现功能性的障碍，继而经由活动、受力和弹性的减弱，进一步改变脊柱的力学结构。

在《美的分析》（见下图）中，18世纪的艺术家威廉·荷加斯写道，“挥舞着的蛇形”S形曲线是一种“美的线条”，它“引领着双眼进行恣意的追逐”。这位大师研究的重点是一些关乎平衡、对称、变化、简明、规律及繁复的原则，在他看来，S形完美地体现了这些原则。因其所具有的强大功能性，人类的脊柱也呈现出类似的美丽线条。这种形状可以在双脚运动时保持良好的重心，同时也能起到一种类似弹簧的作用，在跑步和走路时缓解冲击力。但是，一旦到了40岁，从事过久坐工作的大多数人都无法拥有正确的站姿，因为我们完美的S形曲线已经开始慢慢变为Z形（S形比Z形更能有效地吸收垂直冲击力）。

波浪形的，蛇形的，或谓脊状的美丽线条在荷加斯《美的分析》的第一部分中随处可见

当年迈的久坐工作者的脊柱从S形退变为Z形时，椎间盘便会因压力分布不均，以及远不如前的弹性而承受额外负荷。在20岁到40岁之间，椎间盘此种应力遮蔽能力的退化，可使脊柱后缘承受的压力激增，最高可达500%。更为糟糕的是，不断萎缩的肌肉可能逐步牵引骨盆错位，使此类久坐工作者即使在站立时，也很难找到一个非病态的姿势，因其脊柱的力学结构已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基于迈克·亚当斯和帕特里夏·多兰在脊柱生物力学方面的研究，举例说明脊柱负荷如何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化，《生物力学杂志》，2005年

许多运动和物理治疗专家怀疑，当萎缩的肌肉将腰椎牵拉变形时，其根本问题出在一组被称为髋关节屈肌的肌肉群。上述肌肉萎缩的过程耗时漫长，但我们在某种程度上给了它相当充裕的时间。我们每周坐着的时间有70～100个小时，而每10年中即长达4～6年，实则比我们睡觉或做其他任何事情的时间都长。每周一次的普拉提练习中，用于拉伸髋关节屈肌的时间仅有几分钟而已，很难有效地缓解该肌群的萎缩，后者的进展一如北纬地区冰山堆积的威胁。我们的身体注定要在中年早期的某个时候撞上这些“冰山”，而我们大多数人对此都无能为力。

我第一次感觉到背痛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使用电脑时，我只需要在正确的方框中输入正确的数字，执行一些指令，然后继续下一项任务（这正是现代化工厂劳动的本质特征）。我有一把办公椅（我之前还从未坐过），我的办公桌靠近窗户，从那里我可以欣赏窗外的美丽景色。对于一间办公室而言，这样的条件可谓相当不错。那是一个更为朴素的年代：鼠标还带着滚球，男士短裤只有两个口袋，文件箱总是被备忘录和内部信件塞得满满当当，因为电子邮件还没有被发明出来。不知为何，我办公桌上方的墙壁上挂着一幅A3纸大小的图画。这是一幅看起来像碰撞试验假人的素描，它没有关节，而是用大的、圆形的铰链和线条来表示活动范围。它的脊背挺得笔直，双脚平行地放在地板上，摆出一副气定神闲的姿态。

它就是我（和那些在我之前的临时工们）的翻版，一个以一种精确的、看似完美的姿势被锁在办公桌前的机器人，一个理想的人与机器的综合体，生物和机械科技在其中以激光微米级的完美90度角相结合。那幅画中的人是一位模范员工，从不停歇、聊天，没有丝毫懈怠，也从不在座位上乱动，更不会在工作隔间里说长道短。这位员工的眼睛总是盯着显示器，且身高也与电脑的高度完全匹配，好似一位理想的伴侣。因为姿势“正确”，此种精确的静止状态可以保护它免受伤害。

当时我便清楚这幅图定是虚构的。没有人会这样工作——在完全符合人体工学的优化状态下完成所有动作。任何长期保持固定坐姿的人都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重复性劳损（RSI）、眼睛疲劳、坐骨神经痛，以及其它数百种已知与久坐生活和工作方式相关的疾病困扰。

这种生活方式便是导致我背部问题的罪魁祸首。这并非由于我的身体太弱以至无法适应现代生活，而是人类的身体从来就不应该以这种方式来体验现代生活。如今，以任何姿势保持静止和僵硬，都会成为引起背部疼痛的为数不多的已知原因之一。

然而，这并非我个人的独有经历。

我是身体被现代生活所改变的亿万众生之一。我们需要感谢的东西有很多：中央供暖系统、舒适的床铺、更长的寿命——我们的生活水平比中世纪的君主还要高。现代生活的福利清单中还包括许多其他项目：牙科镇痛剂、交通及数以亿计的处方药——我们当然也应该感谢这些——但在感激之余，我们也需记住，它们所解决的大部分问题都是由我们现在的生活方式造成的，有鉴于此，我们的感激之情也应有所克制。

本书的多数读者可能不会死于自然原因，而是死于某种错配性疾病，这并非天生就有正确的（或错误的）DNA的结果。诱发错配性疾病多被认为是源于我们的身体和其所处新环境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些疾病大多是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似乎是天然存在的疾病。例如2型糖尿病，自人类诞生之初就已经出现，但受限于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环境和饮食，很难有机会显露出该疾病的遗传倾向。且当时也没有任何加工食品和糖分来加剧此种情况。时间快进200万年，同样的遗传倾向正存在于一个更为有害的环境中，这样的环境鼓励人们进行过度消费，而一袋果酱甜甜圈的价格甚至比一颗牛油果还要便宜。

早期人类每年的糖分摄入量仅有大约10汤匙，而在现代西方饮食中，摄入相同分量的糖分却只需要一天的时间。

如果我们试着画一个曲线或饼状图来显示上述一切变化发生的速度有多么惊人、我们的环境变迁有多么迅速，而我们的身体与时代的关系又是如何在近年来（如哈姆雷特所说）变得颠倒混乱，所有这些都很难由简单的比例来加以说明。饼状图中包含了人类的每一次变革，但其中唯一可见的（与我们人类物种的全部历史相比）就是我们开始从事农耕的那10000年。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狩猎采集中度过。城市兴起的时代、工业革命的时代、我们从事久坐工作的时代，如若从人类的角度考量，它们看起来都颇为寻常，甚至十分传统且日久岁深——毕竟已然存在了好几代人。然而，于人类物种的全部历史而言，它们实则是微小到几不可见，甚至在电脑屏幕上，都无法构成某个单独的像素点。

换言之，如若把类人物种的时间线压缩成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日，你需要等到下午4点58分才能看到农业革命。而即使是最小的城市，也要到下午4点59分才建成。至于工业革命？其开始时间在4点59分58秒，你必须目光敏锐才能注意到它。事实上，几乎所有我们知道，并与之相交互的技术，从出现到消失所需要的都不过只是打一个喷嚏的时间。

在这张饼状图中，都市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已被计算在内，但它们的规模相对于人类物种的历史而言实在太小，以至于无法显示

最终，我们的身体因这些变化而大受冲击。现代生活对人体的冲击，犹如坠入冰窟般刺骨残酷。而我们的身体也在不断适应环境以保护和改变自己。当我们的边缘系统发现自己正身处并不熟悉的城市环境中时，便会引起我们神经的高度紧张。从意识的层面来看，这些环境貌似十分正常，但在无意识的层面上，它们却缺乏传统的食物或水源，因此，于我们原始的大脑而言，它们会认为我们选择了在贫瘠的荒漠中定居。

随着创新的源泉在现代生活中继续流动，比如转基因作物、虚拟现实、增强现实和人工智能的加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工作被机器人取代，新的病态将会出现，因为我们的身体渴望在户外做一些它们认为是狩猎和采集的模拟活动（那些通过身体进化得以开展的活动）。

这些渴望与我们的理性思维过程全无干系，而这些活动正是我们的身体所能得到的最实在的满足。它们的数量之多，令人惊叹。也许，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途径来满足这些需求。后者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在整个人类世时期的身体上留下了印记。这种印记遍布我们全身，从我们的脚趾到膝盖和臀部，贯穿我们的关节、骨盆和胸腔，绕过我们的肩膀，沿着我们的手臂到我们的指尖，顺着我们弯曲的西里尔脊柱，穿过我们千人千面的脸庞，直到我们低垂的头顶。我们只需要一个密码就能读懂它们，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学习如何改造和恢复我们现代的、松弛下垂的躯壳了。

本书中的例子在某些情况下是根据我自己的身体及其相对共性来选择的，我是一个普通的西方男性，神经发育正常，身体健康，但因人到中年，难免开始出现一些大家司空见惯乃至普遍共有的病症。对现代身体的完整分析需要一个图书馆，里面有从母乳喂养、避孕药、整容手术、抗生素到各种癌症、神经退行性疾病和过敏性疾病等方面的全部书籍，因此，本书重点将主要集中于特定的身体部位在我们历史上的关键节点是如何变化的，或者这些关键时刻对上述部位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饮食似乎也是人类世时期的人们所痴迷的一个主题，但在本书的诸多章节中，它多以背景的形式出现，原因很简单，关于这一主题，已经出版的书籍数量之多，早已使书店的书架不堪重负。从“红酒”饮食到“原始”饮食，各种内容应有尽有。

总之，让我们带着这些认知来回望过去，以便更好地理解我们正在成为什么样的人。

本文摘自《你真的是你吗？“人类世”如何重塑人类自身》，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注释从略，原章节名为《我们的身体比我们更古老》，现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