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小、更快、更独立，也更全球化。
文丨祝颖丽
编辑丨赵磊
21 年前，时任软银亚洲负责人的阎焱发起了一场 VC 独立运动，他后来说，独立是每一个投资人的最高梦想；11 年前，互联网上市带来一批新贵 LP（投资机构主要出资人），中国风投行业也迎来了 2.0 时代，几乎每个月都有投资人从原有机构独立出来，成立新的基金。
过去的两个 10 年也是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生长的起点，这两个 10 年的创业浪潮哺育了红杉中国、高瓴这样的头部创投机构，也有了高榕资本、源码资本这样的新星。
时间来到了 2026 年，距离 ChatGPT 时刻已经过去了 3 年多，随着 AI 成为最热门的投资方向，VC 行业的新一波变化也在悄然酝酿。一家 FA（财务顾问）也感受到，随着智谱和 MiniMax 上市带来的财富效应，更大的钱正跃跃欲试地进入这个市场。
市场上钱多了，但行业进一步集中。从 2015 年到 2025 年，因为资管新规的发布，大量中小 VC 机构被淘汰出局，整个风险投资市场逐渐没有了天使投资，新一代头部美元基金的单期基金规模从早期的 2-3 亿美金膨胀到 10 亿美金以上。
早期和超早期的市场空白需要人填补；大机构的壮大也带来了组织 “熵增” 和低效，创造出新的机会；再加上从第一天就想做全球生意的新创业者，一个属于 AI 时代的 VC 市场在呼唤新一代的 GP（基金管理人）。
我们看到的变化是，在头部机构资金集中程度提高之外，一种新型的 VC 形态——更小、更独立也更全球化的基金——正在出现。
在美国，这种趋势已经很明显。根据股权管理平台 Carta 和数据调研平台 PitchBook 的数据，2024 年美国新成立的 VC 基金中，超过 50% 是由 Solo GP 发起——这在 2020 年之前还是非主流，这些新基金中有近 69% 都是规模小于 2500 万美元的微型基金。
在中国，一些原本就职于大机构的年轻人也开始自己出来做 1 到 2 个人的早期基金。
这些基金从绝对数量上来说并不多，他们自称是 “少数的勇敢者”。但在一个头部效应越来越明显的市场环境里，他们提供了一种新的 VC 样本：个体独立依靠智慧和敏锐，靠着非共识的判断、与创业者共生的关系来获得回报。
填补缝隙的 “小小基金”
刚从英国回来的创业者杨博麟第一次听说小小基金，还以为 “小小” 是个人名，小小基金是某个家族的继承人在搞投资。
等到与这家 VC 的 GP 向晓晗见了面，他的疑虑更大了，向晓晗从共享咖啡机给他倒了杯咖啡，杨博麟心里打鼓，“就感觉特不靠谱，是我见过最不一样的路数”。
这不是向晓晗的本意。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她觉得 “所有大的企业都从小发展而来”“社会的进步在于小的挑战大的”，再加上读音朗朗上口，正是她想要的 “有些可爱谦虚、又不那么严肃” 的感觉。
这家基金的诞生本身，也更像是一种感性和冲动，而不是严密计划的结果。
2024 年，晓晗还在人民币基金原子创投看硬科技，打交道的都是 70、80 后的老大哥。她去了一趟美国，发现咖啡馆、孵化器里所有人都在谈论 AI。但在中国，几家大模型公司的投资热潮之后，创投市场进入冷却期。晓晗看到身边也有一些年轻人在做 AI 项目，“很多人跟我说 5 万美金、10 万美金、20 万美金，他就能拿到一些结果”，但这些人很难融到钱。
当时，中国 VC 市场，尤其是美元基金，整体状态还处在一个低谷。一位头部 FA 机构合伙人回忆，到 2024 年，原来四大代表性天使投资机构（险峰、真格、梅花、九合）不是转换方向，就是规模收缩，而大的机构因为组织结构问题，根本不投 200 万美元以下的项目。
不止晓晗，锦秋基金的投资人石亚琼在 2024 年也发现了当时创投机构和市场需求的严重不匹配。她此前曾是 36 氪一级市场的负责人，连续研究、报道中国创业公司近 10 年。她观察到，当时并不是市场上投早期的钱不够，而是 VC 的组织形态根本就不是为小项目搭建的，200 万美元投五笔，和 1000 万美元投一笔，付出的时间和人力成本是五倍。
石亚琼当时所在的极客公园变量资本，在意识到这个问题之后，专门做了一支 Founder’s Fund，用来投资 AI 应用公司。为了提高效率，还确立了 “333 原则”：创业者给到 BP 后最多三天答复见不见；见完后三天内答复投或不投；完成投资前最多与创业者聊三轮。
到 2024 年的 Q2，中国市场上的部分 VC 也开始进行投资策略与组织调整。比如，锦秋基金推动做了一个 “Soil 种子投资专项计划”，线性资本推出了 Liner 项目。这些基金从几亿美元的整支基金中单独拿出了一部分，主要的策略就是投这些早期的 AI 应用。因为调整迅速，锦秋基金也成为这一轮 AI 投资中投得最多、最快的机构之一。
晓晗也看到了这个市场的裂隙。但决定出来做小小基金，她首先要面临 “凭什么” 的质疑——6 年的从业经历，在这个行业只是 “Nobody”；她只在人民币基金工作过，要组一支新的美元基金去投 AI，需要很大的跨越。一位前辈甚至直接说，她在毁掉自己的职业生涯。
本科在中文系，硕士读了一个 “全球事务” 专业，从零开始学投资，晓晗入行六年，本身也是抱着做一年是一年的心态，“我觉得我没有被教化，本来也不是金融行业出身，对于 VC 这个行业我没有严肃感。”
凭着那股劲儿，2024 年 7 月晓晗正式辞职、年底这支基金完成了首关募资，2025 年初正式投出了第一笔钱；过去一年多，这支基金已经投出了 13 个项目，预计在今年下半年开启第二期募资。
Raymond 是原子创投的创始人，也是小小基金的个人 LP，他认为，即便红杉和高瓴也在做种子基金，但 100-300 万美元的额度仍然偏大，市场仍有极早期的小缺口。因为钱不多，小小基金每轮投出去的钱也不能太多，但在那个特定窗口期，早期项目融资困难，小小基金填补了这个真空。
他在行业 20 年，从美元机构到自己创业做人民币天使投资，看到的规律是：任何成功的基金，规模都会越来越大，而前一代的人越成功、基金越大，就越会留出一个更早期的缺口给新一代的人。
除了资金错位，晓晗觉得自己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弥合了一些其他 GAP。首先是一些年轻的、背景不闪耀的创始人并不符合主流美元基金想要的画像；而在一个机构里，有年轻的投资经理能看到这些项目的闪光点，但投资委员会上真正有决策权的人并不是他们。
她相信新的创业者需要新的 VC 支持，“新时代年轻人想要的信任网络，老的 VC 很难去建立，或是下面年轻投资经理个人层面的建立，而不是品牌的建立。” 而她和这些创业者是站在同一个叙事体系下的。
杨博麟去年 7 月拿了小小基金的种子轮投资，对小小基金的 “不靠谱印象”，在见到晓晗的第 20 分钟就被扭转了。最打动他的是，晓晗一见面先做了自我介绍，将自己的出身、学校、工作经历，以及为什么做这个基金都和盘托出。这让他感受到了一种极为稀缺的平等感受。
晓晗的快速果断也让他印象深刻，只聊了 3 个小时，他就拿到了人生的第一笔 VC 投资，“我记得很清楚，她把手伸出来说 OK，let's do it，我觉得特别开心。” 虽然有 FA 劝他不要拿小钱，可以帮他第一轮就融到 200 万美金，但他还是听了晓晗的建议，拿一点钱先做起来。
投后情绪价值也给得到位。杨博麟记得，第一版产品出来后，晓晗特地从杭州买了一个大蛋糕，写上他们公司的名字，赶过来为他们庆祝；00 后的团队成员们没见过投资人，觉得神秘、酷，晓晗跟他们一一认识，加了公司所有人的微信；团建的时候，晓晗也被喊上，有人问为什么支持他们，她回答说觉得他们在做的事情有价值、有意义，感受到大家年轻有干劲。
“早期我们没有什么正反馈，就是做产品、做技术，每天都特别忙。但有人相信我们做的事情，而且是这种 Blind trust，这对大家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到后面，杨博麟一两周就会给晓晗打个电话聊聊自己的状态，还邀请晓晗参与他们公司的每一个节点。
能和创始人快速建立这种信任关系，也成了晓晗筛选项目的核心标准。她会在一两次的交谈后，看对方能不能很轻易跟她处成交心的、有信任关系的朋友；也会看对方是不是看重她。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早期创业产品和路径有太多不确定，而以自己为坐标，寻找气场氛围很搭的人——“世界上另一个我”——反而是更确定的事。
成为创业公司的 “联创”
距离小小基金的办公地点（上海复兴中路的 Wework）约 7 公里的女青年会大楼，在今年 1 月刚迎来了一家新 VC 机构 Creekstone。
1989 年出生，做过并购、创过业，在包括东方富海、元璟等投资机构工作过 8 年的李一豪是这家机构的 GP。2025 年 3 月，他和高中同学钟陆欢出来创立这家机构，他主要负责投资，陆欢更偏重募资。
李一豪觉得上一代的投资逻辑越成功，脑海里的 “大规模用户”“网络效应” 等，越会成为一种模式化的 “脚手架”，这些旧东西是投资者的包袱；他认为，投 AI 的投资人，一定要是没有被这些旧逻辑洗礼过的年轻投资人，“就是 AI everything”。
一位 2026 年刚出来做新基金的 GP 这样对比两个时代的不同：移动互联网时代，优秀的创始人很容易在一开始就想到本质问题；而在 AI 时代，技术本身仍然在快速进化，创业公司最重要的不是一眼看到底，而是快速拥抱变化、快速行动。
但是，过往的成功让大基金里的 GP 慢了下来，核心诉求变成了 “巩固生态位”，一线投资经理背负着生存压力，节奏也多是投完一个项目就得赶紧找下一个。而对李一豪而言，现在是去搏一个颠覆性新机会的时刻。
基于他过往投资经历的 “伤痛”——因为错失对 Transformer 架构的关注，错过了大模型的早期投资，他总结出了投 AI 的方法：了解技术的新趋势，提前预判和布局；然后广泛覆盖、深度孵化相关背景的创始人——这两点也成了 Creekstone 最核心的打法。
比如 2024 年，李一豪第一次听说 Post training（后训练），意识到深度领域的 RL（微调）的价值，开始只看 “垂直化” 的项目；基于对模型底层理解，和对 agent 自我进化的信仰，在做了一系列的研究后，他们开始投构建记忆和人类偏好相关的项目；到今年，随着 OpenClaw 火爆，他们变得更加激进，“还在做面向大多数人类用户的产品，我们基本不看了。”
人的层面，他们主要的精力扑在字节上，非常看好字节的组织能力和人才储备。2023 年开始，李一豪和钟陆欢就系统性地去接触字节的团队。到 2024 年中，已经把字节 AI 核心产品团队诸如豆包、Coze 以及飞书、剪映里面的成员扒了差不多，“甚至有些刚实习的，我们全都覆盖了一遍”。
在李一豪还没有单独出来做的时候，这套投资路径就已经成型了。明超平的 Coding 项目 Youware 是这套打法的第一个成果。李一豪回忆，他们陪伴了明超平一年多，看了视频生成、眼镜等诸多方向，也帮他找了很多人，确定做 Coding 方向后，他们还拉了美国五六家做 Coding 的公司创始人一起聊。
这种深度共创，和创始人一起探索方向的做法，被李一豪认为是他们最核心的特点，“我们跟创始人几乎思考一样的问题，到底创业往哪儿走，到底怎么切入这些东西，它又成为我去判断下一个项目和激发下一个创始人的能力。”
Creekstone 的被投项目 Odyss 的创始人潘宇扬来自字节，他说李一豪和钟陆欢很擅长帮助大厂员工迈出变成创业者的第一步。在创业的早期，Creekstone 会跟他一起讨论创业的方向，给他输入各种市场上的信息，也会告诉他一些创业本身的 know how，比如怎么融资，怎么搭建公司架构，在找合伙人上，也会帮他做一些判断。
Mizzen 的创始人孙克强还在上一段创业时，李一豪就找到了他。现在 Mizzen 所做的用 AI 做用户调研的方向也是他们一起共创讨论出来的。孙克强说，那段时间几乎每隔几天，他们都会有一次深度长谈，探讨最近看到的方向以及思考的角度。
孙克强评价李一豪，几乎相当于一个 “联创”。他甚至会关注被投项目的产品宣发，小到一个视频，都想帮创始人思考怎么呈现更好。
李一豪也创过业，那次经历让他意识到自己更适合做 “联创” 而非 CEO，“我不需要在每个成功里都是那么重要的角色，但他们的成长之路里有我的一部分，这是非常快乐的感觉。”
李一豪也很自信，自己是创业者第一个阶段最坚定的支持者。随着他的被投企业变多，这些成为明星创业项目的创始人又变成了他的资源。
现在，他会拉着明超平和潘宇扬这样项目估值已经涨到 2 亿美金以上的创始人去和新的创业者聊天，榜样的激励是非常强烈的刺激，“他会有非常强烈的感觉，我也想成为这样 CEO ，想几年就干到 1 亿美金、2 亿美金。”
和创业者一起，Day 1 就全球化
以一个相对严苛的标准去看，晓晗和李一豪在独立之前，并不算成功的投资人。Mandy 不同，她是典型的 “somebody”——曾任百度国际化产品经理，2015 年从斯坦福毕业后，加入金沙江创投，一直做到合伙人。
2025 年底，Mandy 离开金沙江创投时，她已经在这家机构的硅谷办公室工作了十年，横跨中美 AI 市场的投资，投出 DeepMap（英伟达收购）、非夕科技、Liblib/Lovart、影刀、黑湖科技等明星创业公司。期间还下场做过 DeepMap 中国区总经理，从零到一搭建业务与团队。
创立新基金对她而言，是看到了一个更大的机会，她的长期愿景是可以重新定义和建立一个比肩红杉、Benchmark 的新基金。
早在 2022 年，Mandy 就感受到一种微妙的变化。移动互联网时代，金沙江、红杉、IDG 这类头部美元基金的 TS，是创业公司梦寐以求的通行证。但随着大模型浪潮爆发，新一代 AI 创业者从第一天就立志做全球化公司。他们需要的不只是钱，还有能在海外落地的真实资源：本地客户、合规架构、创投生态、人才网络。而能在海外提供这些能力的基金太少了。
这种需求缺口在硅谷创业者身上非常明显，“想创业的朋友经常找我聊，说想组一个能搞定供应链，把产品卖到全球市场的团队，问我能不能提供支持？”
前 IDG 的投资总监周良成也看到了这个趋势，他发现中国制造业的 value add 达到 4.7 万亿，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际 LP 在中国 GP 上的资产配置却缩水了 80%。这意味中国企业家正在疯狂地向全球输出产能、技术和优秀的供应链能力；但资金端，优秀的中国企业在这个阶段很难拿到美国的乃至全球的钱。
周良成在普林斯顿做了 8 年的半导体研究，2018 年加入 IDG 做投资，因为技术背景深厚，在 IDG 的 7 年里，他投中过壁仞获得了高额回报。2024 年，随着中美科技博弈的加剧，美国出台了对外投资审查等一系列政策，作为拿到美国身份的投资人，他也受到了限制。机缘之下，他开始想，不如自己出来做一个纯美国的美元基金，“重新定义” 中国人做全球化公司的机会。
Mandy 想成为那些做全球化公司的人第一个想要聊的 VC 品牌；周良成也说了类似的话，“希望能够做大家国际化出海的第一张支票。” 他们都有定义一个新时代的愿望。但面对的挑战已经不同——20 年前红杉来到中国时，赌的是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而中国创业者走向全球、在全球取得影响力，不确定性更高。
Mandy 和周良成都相信自己在这条路上有独特优势——Mandy 上一个投资周期就关注 AI，周良成有深厚的技术背景。对他们来说，做 VC 不只是一门生意。Mandy 和很多被投公司的创始人都成了朋友，“大家都是患难见真情”，融不到钱、业务受挫的时刻她都一起经历了，这是她从业十年还愿意做下去的原因。周良成则说，创立这个新基金也是为了证明，逆着水流来美国投硬件这件事是正确的决定。
同为精英投资人，Mandy 和周良成总体打法是 “挑选”——用 Mandy 的说法，是找到最好的 CEO；周良成的说法则是，在 Beta（大的趋势）里抓 Alpha（在大的趋势中找到超额回报）。
有资格这么做的前提，一是他们在过去积累了足够大的资源网络，二是他们信任自己的专业程度，他们相信凭借自己过去的经验积累，能在极早期就形成判断，能快人一步地找到好项目。
具体方法上，Mandy 偏爱的创始人往往有着和她一样的全球化视野，经历过高强度竞争，但仍然愿意追求更大的成功。周良成则将选人概括为 “模糊的正确”——看过最厉害的企业家是什么样子，但 “你很难用一个什么框架去打个分”。
除了对人的判断，他们也有各自筛选早期项目的方法论。
Mandy 的基金专注在她过去深耕的领域，她自认是一个追求效率又有些理想主义的人，于是将投资主线收拢在 “解放人类生产力” 上——比如过去她投过的自动驾驶、安防、机器人，以及后来的 RPA（机器人流程自动化）、生成式 AI 都在这条线上。
聊项目时，Mandy 会抽丝剥茧地和创始人聊。在她看来，优秀的创始人通常能一针见血的将产品的特点、规划和怎么把产品卖出去的策略想得非常清楚，且迭代速度极快。Mandy 就是在与 Lovart 的创始人陈冕在业务探讨的过程中坚定了对他的认可。
周良成主要投资硬件，他认为，硬件领域的成功创业者说到底是一个牛逼的产品经理。因此他抓 Alpha 的方法是，对方能在一开始就明确坚决不做什么事儿，坚定不移的一定要做什么事，因为硬件不像软件，容错率低，要么成功，要么 “全砸手里”，得一开始创始人就想得极为清楚。
AI 时代的 VC 长什么样子
投 AI 已经成为所有机构一个共识，竞争也前所未有地激烈，最有可能长成大公司的项目，很快就会被争抢；而这些弹药并没有那么充分的小基金，也更快面临 “钱不够多” 的窘境，甚至在基金规模太小、退出周期拉长的情况下，如何持续运作都是个问题。
最具挑战的首先是募资。很多 GP 都是第一次做这件事，在 LP 关系上没做过完备的准备。比如 Mandy 就说，募资初期，她完全没有 LP 偏好画像的认知，只能在一次次碰壁中去总结谁喜欢投 “First-time GP（初次操盘手）”，谁想投 AI 软件或硬件。这段时间她经历了无数次的拒绝和推诿，“LP 的承诺从投 10 变成了只投 1 甚至不投”。她也发现，流向一级早期 VC 的资金，也正被其他资产类别严重分流，她不仅仅是在跟其他成熟的 VC 竞争，还在跟 Pre IPO、甚至二级市场竞争。
但 AI 也给了这些新基金只属于这个时代的新杠杆，他们真正有机会把个人能力和判断发挥到极致，其他的繁杂事务都可以交给 AI。
得益于 AngelList、Carta 等基金后台基建的成熟，加上 AI 工具的持续进化，“一个人 + AI + 外包基建” 的能力，现在已经有机会承担绝大部分投资流程，风投行业本身也在被技术重塑。
多位 GP 都将 AI 工具融入了自己的工作流，传统 VC 机构中初级员工的工作——比如处理投资决策备忘录和做行业研究，已经都交由 AI 来完成。
新锐的机构化 VC，比如锦秋基金借助 AI 已经完成了在 Sourcing、舆情监控上的自动化，甚至连策划员工内部的团建都交给了 Claude Code 和 ChatGPT。
新 GP 对未来 VC 形态有更颠覆性的构想：把投资人积累的行业的 know-how 和知识库全部 “灌给” 一个 agent，让这个 agent 将成为他们的超级分身，完全自主、自由地去跟更多创始人聊项目；去跟更多出资人聊募资。美国已经有成功案例——一家数据产品团队，通过 agent 主动抓取全球创始人、项目池，然后推荐给合适的 VC；有了一定 Track Record（历史业绩）后，这些 agent 又直接去找 LP，并成功募到了 1-2 亿美金。
LP 看重 VC 的创始人要在一线战斗，Solo GP 在这一点上恰恰是最有优势的。Raymond 说，随着前台、风控等大部分工作被外包后，“Pull the trigger” 事情一个人就可以做，“这是 Solo VC 的核心。”
不过，他也看到，这个类型的 VC 大概率会错过那种一上来就估值很好，或者非常热门、明星的，“你就没有这个资格上台桌”。而即便认知是对的，大部分时候也只有一次机会——最早的种子轮机会。
前红杉合伙人、砺思资本的创始合伙人曹曦是李一豪、晓晗的 LP，投了快 10 家新基金，他看重这些年轻人身上的热情、投入度。他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 VC，这是一个历史循环的必然规律，年龄、代际本身就是 “新” 最好的解释。年轻的 GP 一定会有新的角度。
Raymond 也说，这些 VC 和普通的机构 VC 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人在岸上是看不到水里的这些生态的，鱼就能看到不一样的；但同时，这个水里还有很多浮游生物，它们看到的又不一样。”
2025 年，大模型的能力已经成熟到足够应用落地，资本市场再次回到 “捕鲸时代”。大基金通过组织的力量，不在意投错和失败，对风险极度容忍，但一定要捕到最大的鲸鱼。小基金乃至 Solo GP 的逻辑则未必如此，他们的打法——非共识，靠着更早识别、更强的 Conviction——可能赔率高，但胜率未必高。
过去的历史证明，在某个领域的非共识的确能成就一家新的基金。只是，幸存者偏差让成功的例子被传颂，而失败的则早已被历史抹去。
任何新技术浪潮里最终存活的基金，往往不到起初的十分之一。漫长的历史周期里，大机构之外的 VC 能挣到钱的时间也远少于二级和并购投资。
Solo GP 代表的微型 VC，未必能在规模和回报上与大机构抗衡。但它们的意义也许恰在于此——在大机构越来越趋同的市场里，提供了一种更个人化、更多样的投资视角，支持那些还没有进入主流视野的创业者。
曹曦说，很多伟大的大公司在一段时间里都有过融资困难的时刻，市场热不代表未来厉害的项目在主流的视野里受到足够多的关注，“很多人在钓鱼，但那个大鱼所在的那个 layer，可能没有人去那儿下钩。”
题图来源：《甜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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