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老师在“阅读周”回到成都，他参加了阅读周活动，也来书店进行了一次分享。另外，他还参加了“识典古籍”主办的“我的精神客厅”公益活动，分享了自己的研究心得。
王笛老师很兴奋地告诉我，新书今年就可以出版，这本多卷本的著作，不但对自己重要，也会填补国内史学界的一个空白。
书名我还不能透露，但是可以告诉大家的是，这本书已经进入了“地图核对环节”。在本书中，王笛老师使用了很多地图和地方志史料。在“我的精神客厅”的分享中，他说有7张地图是从“识典古籍”上下载的。
王老师告诉我，“识典古籍”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因为这是字节跳动旗下的公益性数字平台，图片非常清晰、漂亮，而且可以免费下载。版本明确，核对起来也方便。
我登录识典古籍查了一下，有非常多的四川档案和史料。我的感受有点复杂。去年我在一个朋友那里看到了非常多的地方志资料，我不禁发出赞叹，并希望有机会能来翻看。
而在AI时代，这些资料都可以上传，并且在“识典古籍”这样的平台上阅读，而且还可以检索、拥有这些资料，就像是家里藏了一把古代的宝剑，以后更多是收藏价值了。
我想起20多年前在北师大读研究生的时光。那时候的北师大学风很正，学校不要求我们发论文（你们那水平，写出来也没意义），但是却要求我们去看“原典”，查资料。尽管我读的是现代文学，仍然有很多原始资料要看，比如1949年前出版的报纸、杂志。
我们不但在北师大图书馆，也会骑自行车去国家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这对我来说是很困难的体验。我视力很差，读那些竖排版小字有问题，尤其是一些所谓的珍本、善本，有时候都不能借出来看，只能看“胶片”，我的眼睛根本看不了。
当然，还有人为的因素：不仅复印资料有限制、要花钱，图书馆管理员态度也极差。要到校外图书馆看资料，有时候要拿介绍信，每次看的量也都有限制。这大概是成为一个优秀学者必须经历的考验。实际上，这早就知识的某种“垄断”，如果你受了很多苦，比他人看得更多，也就“占有”了资源。
这个“游戏”让我很不愉快，早早告别“学术研究”这条路，转而投身于大众媒体的工作。那里有更多分享、传播，也就有了更多创造和快乐。
晃眼二十多年过去，现在大部分古籍在“识典古籍”上都能阅读了。如果是严谨的学术研究或者写作参考，你可以选择看原典，最大程度避免出错；如果只是满足兴趣的阅读，你也可以直接看“翻译”过来的简体版。
据了解：“识典古籍”的逻辑大概是这样的：和古籍收藏机构机构、学术机构合作，借助AI对古籍进行文字识别、自动标点整理，并将资源免费开放。也有很多用户也在使用识典古籍的整理平台自行整理古籍并上线。
AI时代来临，平台都拥有惊人的算法，这让查询、比对变得更加方便，而且还有互动性，读者和用户可以反馈意见。
听“识典古籍”的朋友告诉我，平台还拥有数量庞大的校对志愿者。众多古籍的爱好者、研究者，利用业余时间对各种典籍进行校对、切磋，有错误的地方，会有改正和说明。
有媒体报道，有4.2万名志愿者参与过古籍整理，完成了16亿字的校对——这在过去真是难以想象的。
我认为这是了不起的“全民参与的知识再整理”工作。
过去，古籍的阅读、校对和再出版，都是一个小群体的事，即便是在中文系，像我这样的“现代文学”的学生，也只有在边上观看和赞叹，因为古籍整理属于古代文学或古代汉语方向。但是如今不仅有更多人受益，也有更多人参与。
十几年前，很多图书馆就开始了数字化工作，专门的人进行扫描和上传，但是在中国你会发现一个尴尬的现实：很多图书馆做这项工作的人，都属于边缘部门，设备老旧，他们的电脑甚至都是同时代最破的。
同时，很多图书馆都有很强的“护家”意识，不太愿意向公众分享资源。有时候从一个大学毕业后，你都不能再使用母校的资源。
互联网公司拥有极大的技术优势，不仅有存储和算力，也可以让更多人参与进来，从而打破人为的“知识垄断”，让更多人更方便看到古籍——这对我从事的实体书店行业不算什么好消息，但是我知道，这是真正的社会进步。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过去“所有的知识”，都能在更大范围内被“所有人使用”，这是深刻的革命，其意义可能超过“文艺复兴”。和很多人老是哀叹巨变摧毁传统不同，我发现了一个“相反”的趋势：如今越来越年轻人看古籍，热爱传统文化，今年“张怀民”的大火就是明证。
实际上，过去几年古代服装、生活场景的复刻，都变得越来越专业，如今要拍古装戏，完全能够经受得住专业的检验。在文旅行业，越来越多的“古道”“古战场”重回人们的视野，一方面，中国有着惊人的制造能力，你能设计的东西都有人能造出来，另一方面，更多年轻人投入古籍和传统文化知识之中，社会上也就有更广泛的兴趣，“古今”的沟通变得更加容易了。
这真是奇妙。AI时代，似乎一切都是新的，就连“古籍”也变得亲切起来。这可能又是一个“文科”在AI时代获益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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