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怀冯天瑜先生
刘川鄂
弟子永远的骄傲
1977年底，我从湖北边远山区建始县花坪东升大队知青点，考到武汉读大学，成为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77级的一名学生，史称恢复高考制度的第一届学生。在知青点昏暗的煤油灯下，我填报了3所名校。春寒料峭时节接到邮寄的录取通知书，才知道有这么一所我所不知名的大学录取了我。后来得知，中文系77级全年级4个班140来位同学，绝大部分第一志愿都不是武师。80后到00后的学生都可能以为这是奇谈，但这在那几届却是常态。没有复习资料、没有招生计划、没有预估分数线，考生全凭自己的估测胡乱填报，甚至入校后连自己的高考分数是多少都不知道。
3月初的一天，提着家里自制的油漆木箱和捆绑起来的棉被，辗转多趟汽车和轮船，在武汉关旁边的17码头下船等候。大约熬了一晚上，上了武汉师范学院接新生的大货车。小个子的我，被陌生的同学拽上了车厢。经过武汉长江大桥，再开了六七公里，通过很窄的路口，进入坐落在郊区的校园。到了学校之后才知道她长得啥样。入校门后，所见大都是两三层的红砖和灰色的楼房，跟想象中巍峨雅洁的校园完全不一样。毕竟刚刚从千疮百孔的年代过来，刚刚开始收拾收拾这千疮百孔。
然而这就是我的大学，是我4年后毕业回山区中学任教三年半又考回来读研并留校、从少年到小老头、从没有挪过窝的宝积庵大学、沙湖大学。夜半时分，我常常在阳台上盯着小区十几栋高楼茫然四顾，不知道可以任打给谁一个聊天电话、可以任意敲开一扇门去品茶、可以任邀一个人出去喝酒。
“生活在别处”，这是我钟爱的作家米兰·昆德拉引用过的名言，这句话在我脑子里经常闪现，但我的脚步从一而终。
中文系在文史楼，是从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在这栋楼学习过的学生最怀念的一栋具有民国风味的U形3层教学楼。中文、外语、政教系都在这里办公和上主要课程。历史系好像在后面的红砖4号楼。那个时候教授还是“稀罕物种”，中文系有好几位有名和比较有名的副教授，古代文学如张国光、李悔吾，文艺学如周勃、邹贤敏、郁沅，都令我们自豪过一阵。周勃老师还请程千帆先生在湖北大学当过一段住校学者，程先生之后飘然下江南，留给沙湖一个渐远的背影。
1979年，我们大二的时候，听闻历史系调来了一个更有名的老师叫冯天瑜。
未谋您的面，您就是我们的传奇。武师不骄傲，但您是我们的骄傲。您是弟子永远的骄傲。
我们听说您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毕业于武师生物系，靠家里的藏书和久泡省图研习人文。传闻您写过《孔丘教育思想批判》的小册子，受到嘉奖。民间传说的佳话是领导说“小冯的文章比老冯写得好”的故事。“老冯”是大名鼎鼎的北大历史学家冯友兰，而“小冯”就是您——我们这所普通的师范院校的历史系教师。第一次见到您的真容，是到历史系旁听您主持的学术讲座。那一次您请杭州的一个老师讲世界文化史。那个老师讲到19世纪有进化论者演讲时宣称人起源于猴子的时候，巴黎的贵妇人晕过去了，我们在场者也与您一起大笑起来。
您是让人过目不忘的先生，初识就会心里点赞的男人。聪慧的大脑，明晰的额头，深邃的目光，亲切的笑容，是您给所有认识您的人的美好印象，镌刻在时间的长河中。
终身受用的批语
但那个时候我与您并没有实际上的交集。真正成为您的亲学生是在1985年，我从建始一中考入头一年改名为湖北大学的本科母校，攻读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全校文理科合起来，当年才招30来个研究生，且文科研究生居多。我们文史哲的硕士研究生合起来上的有一门课是《中国文化概论》，讲授者正是您——在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中大名鼎鼎、如日中天的冯天瑜老师。那时候您才43岁，已经是正教授了。
我的同届同专业同学、后来从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退休的谢伟民同学回忆说：“冯先生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早年他给我们这班硕士研究生（也包括他自己的学生）上课的时候，印象中他就是一直坐着讲课，虽然双眼很有神，声音却低沉无力，不时还会告病假。”
您的《明清文化史散论》，当时已是一部学术名著，到处传扬。所以听您上课，我们都很兴奋。您给我们中文系和历史系的十来个同学讲中国文化特质，阐述封闭地理、农耕文明、天人合一、家国天下、家庭本位、等级伦理等关键词，条分缕析，娓娓道来，低调平实，真正干货，对我颇多启发。我关于中国文化的基本观点大都源于您的讲授。研究生每上完一门课要交课程论文，您要我们根据自己的理解，结合自己的专业，自定题目交一篇学习体会。我当时毫不犹豫就写了一个题目叫《试论鲁迅的文化观》。为什么是试论呢？因为此前基本上没有人论过，至少没有综合性地论述过。此前的学术界形塑的鲁迅是“斗争鲁迅”，我在这里想把它还原为“文化鲁迅”，于是从老师的基本观点引论，从各个方面来阐述鲁迅的文化思想和贡献。我用的是自制的500格稿纸，洋洋洒洒写了大约两万字。兴奋地上交，期待老师给一个大大的肯定。您给了一个“优”。但您的批语我至今难忘，终身受用。只有两句话，一句是：再向深处挖掘，能写出一部高水平的学术论著。第二句是：与其求全面不如求专深。我当然理解，第一句您是用鼓励的语气批评我写得比较平实平面、不够深透。第二句则是一种方法论的指导。学术研究不是教科书、不是学术总结，而是有新意地创造和阐发。所以专深才是做学问追求的方向。一个人从读小学到博士生毕业该做了多少门作业？该收到了老师的多少评语？您的评语是我直到今日所能记得的为数不多者之一。
我本科阶段的学位论文写的是《从〈阿Q正传〉的结构看它的主题与人物》。导师卢守身老师让我站着从头到尾念完9000字左右的习作。每到表达不妥之处，他就要我重复修改。他用浓浓的湖南口音，对我总结说：“语言的不精密，反映了思维的不精密。”我的博士论文涉及的问题多，洋洋洒洒。当然也免不了征引名家的观点，但是我往往点到即止，以为这都是学术界公认的意见，不需要多做说明，顾忌阐述太细会分散主题。导师易竹贤教授在我手写本上的批示是：“不要以引带论。”我本硕博阶段，三次课程作业和学位论文，老师都有最深刻的批语、对我一生的学术研究深有影响，具有方法论指导意义。不仅令我终身受用，而且我常用它们来教育我的硕士博士生。
您有家学渊源，也多才多艺，音乐、绘画都有童子功，兴之所至也能够来几下，让我们愉悦品赏。一起餐叙时，您偶尔会给同桌的他画人物速写，惟妙惟肖。您还能够吹口琴、拉二胡，来一两段您喜欢的曲子。1986年冬，您带我们在读硕士研究生，参加黄冈师院承办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会下杜维明、成中英、汤一介等学术名流关于中国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令我们大开眼界，大长知识。晚上我们在您的房间里唱歌打扑克，说说笑笑，淘淘乐乐。我们请您表演节目，您唱了一首家乡红安的歌谣：“六月天气热，扇子借不得。纵是好朋友，你热我也热。”您还指挥我们一起表演《幸福拍手歌》，拍着手跺着脚唱“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三十多年过去了，当时在您简陋客房的拍手跺脚场景和红安话的腔调，至今记忆犹新。
那不只是师生生活的一个片段，也是您亲切可爱的人格影像。
1988年6月，我们硕士毕业，我们这一届4个同学参加答辩，您是答辩委员会主席。李恺玲老师指导的谢伟民和张鸿声两人的论文都顺利通过了。文振庭老师指导我和张洁两人。我写《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张爱玲》，答辩也比较顺利。我太太当时从杨园的家中赶到文史楼，旁听过一阵，为了准备同学宴提前离开了，我的答辩都没有听完。记得她事后批评我声音太大。可能是因为激动，也可能是因为当过老师总是不自觉地大嗓门。最后一个答辩者是张洁，他的题目是《路翎的小说世界》，文导师认为他的论文思想意识有问题。您以温和委婉的语气对张的论文进行了肯定，说服大家表决通过。问题归问题，宽和要宽和，尤其对学生不求全责备。这是您一贯的风格，也成了一个学界佳话，在沙湖畔流传了很久很久，很多年。须知文振庭和张洁既是师生又是舅舅和外甥的关系。三观不合就六亲不认，哪像后来有些人那么庸俗，那么功利化，全是受利益驱使，利欲熏心，俗不可耐。
导师反对我留校，但我还是被留下了。可能是李恺玲老师和当时的系书记杨建文老师等做了我导师的工作，认为我是一个可造之才或者说是一个可以上好课的教书先生。那时我和从武汉大学分配来的文艺学教师冯黎明住在青年教师宿舍2栋的1楼，我们还担任中文88级一班二班班主任。作为“青椒”的我们和冯天瑜、邹贤敏等正当年的教授有了更多的交流，参与了更多的学术活动和社会活动，比如1989年在张家界参加关于《红楼梦》的学术研讨会。这都只能等待来年详细书写。
您是难得的谦谦君子，总是用低缓的、谦和的语气对待老朋友、老学生。您在湖北大学成为文科最大牌的时候，也是我们“胡四氓”交流讨论对象。“胡四氓”是90年代初中期湖北大学中文系的四个浪子——聂运伟、李俊国、冯黎明、刘川鄂在媒体用的笔名。我们俗谈雅文化，雅谈俗文化，在本地新闻媒体上很是热闹过一阵。我曾经动过是不是应该给您写一部评传的念头，学兄们还说还不到时候。
其实您本是一个温和型的思想家、靠事实说话的平和的学者，从来不以妙语炫人、不以狠词惊世。您和何晓明等教授主编、90年代初中期出版的《中华文化史》，尤其是您执笔的长篇概论和何晓明对于现代中国文化的介绍，卓有见地。是我给历届硕士研究生指定的必读书目。
您的反驳我没法再反驳
因为专业不同，所以没有更多跟您私下请教的机会。但有您在湖大，我不仅觉得骄傲，而且觉得心安。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慢慢听到了您要离开湖北大学的消息。1994年，您就真的离开了，到了武汉大学。公开的传闻是湖北大学历史系没有博士点，不便组织学术团队做更多的大学术项目。多年后，您的湖北大学的挚友邹贤敏教授回忆说：
天瑜的真性情还表现为在“名”的问题上他从不矫情，这点给我的印象更为深刻。20世纪90年代早期，高校开始有了“博导”，这是高端学术水平的一个标记，那时遴选比较严格，早期的博导很少有遭人非议质疑的，不像后来流于既滥且烂。天瑜当然希望自己在学术上的努力得到承认，期待有更好的条件做学问，于是向校方提出了申请，当时的校长徐章煌为学校发展计，极力促成，我从“小道消息”得知此事，满以为不会有什么问题。一天在校区碰到天瑜，顺便问起进展情况，他没有掩饰自己的失望，也没有故意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在平静地告诉我事情没办成时，神情和往日有点不同。我深感意外，追问了一句：“那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出于对朋友的信任，他讲了学界几位前辈对他的肯定，讲了非学术因素干扰的情况。“哪有这么巧的事？……”我听后愤愤不平地骂了两句，他连忙笑着反过来劝我：“算了算了，因为这不值得，反正以后还有的是机会。”说完这句实实在在的话，他怕我再骂下去，便快步离开了。有些在乎，但不耿耿于怀，尽快自己化解掉，他的态度使事情没有发酵，画上了句号。
（邹贤敏：《真学者冯天瑜》，新汉尊，2023年1月16日 20:09，江西）
1994年我到武汉大学中文系攻读现代文学专业的在职博士，偶尔在武大珞珈山上能够看到您的身影。每每有所交流和请教，但也没有太多的可以记忆的谈资，只知道您跟我们导师组的陆耀东老师和易竹贤老师都有很多学术上的共识和友情。
您招的第一届硕士生大都是我们的朋友，有的在学位上和人格上都跟您很接近。比如何晓明教授。当然有的学生跟您相距甚远，如同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有时候也很疑惑，您名下的个别博士生的录取和毕业过程是否经得起严格的检验？我猜想，可能您过于谦和的性格不得不过于考虑家乡和单位的人际工作关系而委屈了自己。
在武大读书的时候，也有过到您寓所的经历。因为刚好您的女儿可耘从美国回来了。她曾经是湖北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刚好我给她们上了一个学期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选》课程，有一些私下的交流，一些超乎课堂的关于人生的交流。她后来到美国留学、工作、成家，音讯渐无。我到您家去坐了一会儿，跟可可同学谈了一些关于分别后的日常话。
再到另外的场合跟您见面，大都是学术研讨会。我的心目中，您是有定力的学者，不会做此一时彼一时的跟风学问。有一次，在一个官方的学术活动中，您做主旨发言，对中国孝悌文化有所肯定，我在聆听的过程中有点不以为然。您讲完后，在去政协的食堂吃工作餐的途中，我们相会，在您跟别人交谈的空隙，我谈到了我的疑惑，我甚至跟您说：“您不像是当初给我们上课的冯老师了。”因为当年您对传统文化否定的成分居多，而此时正是传统文化热的端口，又是在官方的学术会议上，您的表达跟80年代的“西方热”“文化热”“改革开放热”有些不一样。当时，您盯了我一眼，还是那样慢条斯理轻言细语地对我说，这个问题很复杂，一会儿说不清楚，此刻不是一个适合讨论的场合，今后有空我们单独讨论。
（全文见《芳草》2025年第6期）
责任编辑：李娟
作者简介
刘川鄂，男，湖北大学教授、博导，文学院原院长，湖北省作家协会第六届、第七届副主席，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湖北省曹禺研究会会长、湖北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学地理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专委。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评委。出版《中国自由主义文学论稿》《张爱玲传》《从现代到当代》《批评家的左手和右手》《池莉论》《湖北文学通史》等论著十余部。
出品：芳草杂志社
编辑：陈 瑶
一审：李 娟
二审：张好好
三审：林东林
投稿：fc82627200@vip.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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