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自己住过的地方，先买一张票。
这件事，落在别人身上，不过是一句笑谈。落在溥仪身上，就不是笑谈了。
一九六〇年代初，北京故宫门前，沈醉快步去买票。票递回来，溥仪接在手里，愣了一下，嘴里低低嘟囔：“到这里来，我还得买门票？”
溥仪不是没进过故宫。恰恰相反，他两岁登基，紫禁城就是他最早认识的世界。
宣统三年，清帝退位，他还是留在宫里。一直到一九二四年十一月，被冯玉祥部将鹿钟麟带人逼出神武门，这个“家”才算真正关上。
门关上了。人也出去了。
往后几十年，他先住天津，后去东北，又做了伪满洲国皇帝。日本投降后，一九四五年八月他在逃亡途中被苏军扣押；一九五〇年，被移交回国，送进抚顺战犯管理所。
在抚顺，他一待就是将近十年。起初，他觉得这辈子多半出不去了。
可一九五九年，事情突然变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特赦决定，同年十二月四日，首批战争罪犯获特赦，名单里就有溥仪。
按他自己的说法，原先总觉得“有谁也不会有自己”。真念到自己名字时，他整个人都怔住了。
他出来以后，先在北京植物园劳动。浇水，扫地，进温室，看扦插。活不重，可对这个从小由太监宫女围着的人来说，是真正从头学着做一个普通人。
一九六〇年以后，他又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那里坐着一批身份复杂的人：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也有后来获第二批特赦的沈醉。
沈醉这个人，年轻时干的是另一套营生，进了新中国以后，却成了文史专员里最会活跃气氛的一个。申伯纯看溥仪常常一个人闷着，就让沈醉多陪陪他。
这一陪，就陪到了故宫门口。
那天同行的还有杜聿明。三个人下了车，沈醉腿脚快，先去窗口买票。杜聿明陪着溥仪站在一旁说话，像是故意给他留点空当。
票买回来了。薄薄一张纸，塞到溥仪手里。
他先是一愣，低头看看票，又抬头看看宫门，这才冒出那句嘟囔。不是发火，也不是摆架子，倒像是心里那根旧弦，忽然自己响了一下。
他很快回过神，尴尬地笑了笑，跟着往里走。没有再多说。
可一进宫门，另一个溥仪又出来了。
哪处宫门原来做什么，哪座殿里住过谁，什么地方摆过什么陈设，他几乎不用想，张口就来。一路走，一路讲，细到院落转角和屋里旧规矩，连沈醉都听得入神。
这才是最扎人的地方。
他对这里太熟了。熟到哪块地方该绕着走，哪道门过去是什么院，几乎都在嘴边。
可熟归熟，他已经只是一个买票进来的参观者。
沈醉后来回忆这段事，一边笑，一边又觉得有意思。他甚至冒出过一个念头：要是让溥仪在故宫兼职讲解，门票准得成倍往上涨。
这念头有几分玩笑，也有几分真。因为别人讲故宫，是讲文物掌故；溥仪讲故宫，是把自己那一截人生也讲进去了。
后来，沈醉还陪他去过景山。走到那棵和崇祯有关的老树前，溥仪站了很久。
那天并不热。可他一脑门都是汗。
他把帽子摘下来，当扇子轻轻扇着。树在前面，人站在下面，半天没挪步。
末了，他撂下一句：“我这个末代皇帝，能有这样一个结果，值得庆幸。”
一张门票，一棵老树，前后照见的是同一个人。
故宫门口那一句“我还得买门票”，让人听见的，是旧日余音。景山树下那一句“值得庆幸”，才是他后半生真正落下来的话。
后来再看这件小事，最好记住的，倒不是那点尴尬。
而是一个做过皇帝的人，隔着三十多年重新走回宫门，手里捏着票，没有转身，也没有退回去，只是笑了一下，抬脚进门。
那一脚迈过去，紫禁城就不再是他的家了；他也终于成了那个能自己买票、自己进门的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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