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初，走进美国任意一家汽车经销商的维修车间，墙上挂着的扳手几乎全标着英寸刻度。但到70年代末，技师们越来越多地伸手去拿公制工具，修理那些从美国汽车腹地生产出来的车辆。这一变化并非一夜之间完成，它折射出美国汽车工业经历的一场深层转型。

这场转型的推动力，来源于全球化扩张、工程效率提升和国际竞争加剧的三重叠加。当美国制造业不断向外延伸时，维持一套独属于美国的工具标准，其劣势越来越难以忽视。公制体系提供了更高的标准化程度，简化了生产流程，也让在不同国际市场销售的车型之间共享零部件变得更加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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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过程并不顺利。使用英制单位、遵循美国汽车工程师学会标准的紧固件，与公制硬件并行存在，一直延续到80年代甚至更晚。即便在今天，美国本土生产的汽车上仍能找出一些英制度量传统的残留痕迹。但无论如何，这次切换是美国本土汽车生产与日益互联的全球汽车世界接轨的关键一步。

进入70年代，美国汽车工业发现自己正身处一个全球化扩张的商业环境中。各家车企在寻求强化国际影响力时，越来越依赖海外生产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并满足增长中的需求。这些海外产能大多布局在公制体系早已深度嵌入工业实践的国家，公制自然成为外包生产的默认选择。

福特在欧洲和墨西哥扩大生产规模，同时越来越多地整合来自海外供应商——主要是日本——的零部件和子总成。通用汽车在1973年率先引入公制工具，其在墨西哥扩大了铸造、锻造和发动机生产，同时加强了加拿大的组装业务。这些国际网络让美国制造商得以利用更低成本的劳动力，构建更一体化的全球供应链，但这也要求建立起统一的测量标准。推行公制化，简化了这种分散生产的管理难度。

与此同时，当美国车企在海外扩大生产和销售时，日本和欧洲公司也在美国本土建立起更强的存在感。1973年石油禁运之后，肌肉车时代随之退潮，外国车企凭借可靠、省油的车型，在与体型更大的美国本土产品的竞争中赢得了越来越多美国消费者的青睐。随着进口车数量不断增长，美国的维修车间和零部件供应商开始越来越多地接触到完全围绕公制体系设计的车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