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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9月23日，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会后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了一句话：中美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没有其他选择，必须合作。
同一天，主持会议的法国外长巴罗敦促各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共同制定规则。代表美国发言的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则说，人工智能前沿技术的快速发展“不能成为按下暂停键的理由”。
而就在会议前两天，中美在纽约经过八小时谈判，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机制。一边说要合作，一边说不暂停，一边又建了对话机制，这三件事放在一起，到底该怎么看？
安理会桌上的那句话，是在什么背景下说出来的
这场会议由本月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法国在联大高级别周期间发起，规格不低。坐在发言席上的除了傅聪，还有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联合主席约舒亚·本乔，以及三家美国头部AI企业的CEO——OpenAI的萨姆·奥尔特曼、Anthropic的达里奥·阿莫代伊、抱抱脸的克莱芒·德朗格。
傅聪在发言中讲了四点：尊重数字主权、强化风险意识、坚持智能向善、促进公平普惠。他直接批评了“拼凑排他性小圈子、强迫各国选边站队”的做法，说这是把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
会后接受采访时，他把话说得更直白：“我觉得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在人工智能问题上，中美之间必须合作”。
这句话不是即兴发挥。从发言内容的逻辑看，傅聪对AI风险的判断是系统性的——恐怖组织、极端势力滥用AI，AI军事化应用无序发展，深度伪造和AI虚假信息跨境传播，这些东西不认国界。
合作主张建立在一个认知上：风险全球共担，没有哪个国家能靠单边优势把风险挡在门外。
美国在AI赛道上到底在抢什么
要理解中方为什么反复强调“必须合作”，得先看美国在AI领域实际在做什么。
对内，美国的监管环境整体偏松。特朗普2026年6月签署了AI行政令，允许政府在特定模型发布前30天获取访问权限，但2026年8月4日白宫向企业披露的框架把开放权重模型排除在审查范围外，包括中国竞争对手开发的开放权重模型。也就是说，最需要安全审查的一类模型，反而不在审查名单上。
但美国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加州已经在推动自己的AI监管立法，州长纽森签署了行政令，要求与州政府签约的AI企业必须满足安全和隐私保障。多家头部AI企业也公开呼吁放缓前沿AI研发。
加州聚集了大量AI企业，在联邦监管推进迟缓的情况下，加州选择先行建立地方制度，回应接连出现的AI安全事件。
特朗普政府则把维持美国AI全球竞争力放在优先位置。这种联邦和地方之间的方向分歧，本身就说明“抢跑”这件事在美国内部也没有共识。
对外，美国的动作分两条线。一条是拉盟友，在G20框架内推进所谓“卡罗来纳原则”的科技监管规则，试图把美西方制定的标准包装成全球准则。
另一条是卡对手，美国商务部从2026年1月起对英伟达H200、AMD MI325X等芯片实施逐案审查，每一笔出口申请单独审批，审批标准由美方单方面掌握。
批准了十家中国企业采购H200，但每家最多7.5万颗，而且必须证明不用于军事用途。结果是，特朗普在2026年5月返美途中证实，中方因坚持自主研发战略，暂未批准采购H200的交易。
美方的逻辑很清楚：自己加速跑，同时让对手跑得慢一点。但这个逻辑有一个根本性的漏洞——AI的风险不是关起门来就能挡住的。
抢得来速度，抢不来安全
傅聪在发言中列了几类AI风险，每一类都有具体的现实案例支撑。
2026年8月25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埃格发表联合声明，再次呼吁制定致命自主武器的全球管控规则。
声明中提到，有未经证实的报道称，全自主且由AI引导的无人机已经在战场上投入使用，全球管控措施需要“在为时已晚之前”建立起来。古特雷斯9月22日在联大发言中再次强调，对AI武器化的风险不能坐视不管。
这个风险的性质是什么？如果两个国家各自研发AI自主武器系统，没有沟通机制，没有行为准则，一旦出现误判，后果不是某一方承受，而是双方甚至全球承受。
傅聪在发言中说得很直白：对AI在军事领域的研发应用，各国应采取谨慎负责的态度，避免战略误判和军备竞赛，确保人类始终掌握最终决策权。
深度伪造和AI虚假信息的问题同样如此。一条AI生成的虚假信息可以在几秒钟内传遍全球，扰乱舆论、制造恐慌、影响选举。
这个东西没有防火墙能拦住。美国技术再领先，也挡不住有人用AI生成针对美国的虚假信息。你可以控制芯片出口，控制不了算力被用来干什么。
所以傅聪那句话的逻辑是成立的：美国可以抢技术迭代的速度，可以抢市场先机，但抢不来安全。安全这个东西，不是靠单方面领先就能获得的。
中方的“柔中带硬”，柔在哪硬在哪
傅聪的表态被概括为“柔中带硬”，拆开来看，两边的指向都很清楚。
柔体现在路径上。中方主张通过对话管控分歧，支持联合国在AI全球治理中发挥主渠道作用。这不是空话。
2026年7月16日，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29个国家成为创始成员国，王毅代表中国政府签署协定。
中方还承诺未来五年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这些动作的方向是一致的——把AI治理从少数国家的讨论变成多边进程。
硬体现在底线上。傅聪划了几条线：反对拼凑排他性小圈子、强迫选边站队；反对将科技问题政治化、工具化；反对少数国家垄断全球AI规则。这几条线指向同一个问题——不能把AI变成阵营对抗的工具。
中方自己说得很清楚，合作不等于放弃竞争。大国可以在技术研发、产业应用上良性比拼，同时在风险管控领域开展必要合作。
这不是谁让着谁，是大家都清楚不守规矩的代价谁都不想付。中国在算力领域的投入也在加速。
“十五五”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三大运营商2026年在算力网络领域的投资占各自总投资比例均超过34%。
国产AI芯片在国内市场的营收份额2025年已达约50%，预计2028年将逼近80%。这些投入的方向是自主能力建设，不是等着别人来合作。
机制建起来了，接下来看什么
中美AI对话机制已经建立，这是2026年9月21日纽约谈判的成果。美方财政部长贝森特提议建立一种“通报机制”，寻求“就共同目标和共同威胁形成共同愿景”。
但据报道，双方在会议议程和范围上存在分歧——美方希望仅聚焦于AI安全及技术风险，中方则寻求就全球AI治理展开更广泛的讨论。
这个分歧本身说明，对话机制建立只是第一步。美方想把讨论框定在“技术安全”层面，中方要谈的是更根本的规则问题——谁来定AI的全球治理规则，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怎么保障，军事化应用的红线画在哪里。这些问题不解决，“必须合作”就只是一句话。
克拉齐奥斯在会上说“不能按下暂停键”，特朗普在联大强调“保持领先”，但美国国内加州在推监管立法，多家AI企业呼吁放缓研发。美方内部对AI风险的认识并不统一，这给对话机制的实际运转带来了不确定性。
结语
傅聪在安理会说的“别无选择”，分量不在于语气多强硬，而在于它说出了一个事实：AI的风险是全球性的，任何国家单独领先都挡不住风险跨越大洋找上门。
中美同意建立AI对话机制，是把“必须合作”从表态推进到操作的一步。但机制建起来之后，能不能在AI军事化红线、虚假信息治理、算力出口规则这些具体问题上谈出结果，才是真正的考验。
接下来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哪一方在AI技术上领先多少，而是这两个最大的玩家能不能在风险管控上形成最基本的默契。没有这个默契，跑得越快，摔得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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