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美术馆“光辉时代：普拉多博物馆中的西班牙往事”非官方图录：⑤从戈雅到索罗拉，西班牙的近代绘画|戈雅|普拉多博物馆|浦东美术馆|画家|索罗拉|肖像画|西班牙|近代绘画|风景画

戈雅与现代性的开端

戈雅被誉为将现代性引入西班牙绘画的关键人物，他深入探索了现代美学和文化所面临的复杂挑战。其艺术风格从《托比亚斯和天使》中展现的古典主义，逐渐转向更具个性化的表达，这一转变在他为挂毯设计的系列画稿中尤为突出。在这些作品中，戈雅尽情施展自己的创造力，展现出在捕捉现实和揭示人性多样面貌上的才能。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卢西恩特斯（1746-1828，萨拉戈萨省丰德托多斯市- 波尔多），《阳伞》，1777年，来自圣巴巴拉皇家挂毯厂。

这幅作品被视为戈雅的杰作之一，其精湛的光影和丰富的色彩，展示了戈雅为创作王室挂毯“画稿”所倾注的巨大热情。这些画稿作为预备设计，将用于织成同等尺寸的挂毯。每幅画稿都拥有特定的视角和规格，均为王宫中的特定位置量身定制，像这幅画便被设计悬挂于某个窗户的上方。

启蒙运动时期，贵族对平民阶层的生活方式产生兴趣，同时寻求新的公共空间以享受闲暇时光，如林荫道和花园。画中这对青年男女置身大自然中，虽然佩有一些贵族专享的配饰，但身着典型平民服装。男子也许是为了吸引女子注意，试图为她遮挡阳光，而女子看来对观者更感兴趣。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卢西恩特斯，《摘水果的男孩》，1778年，来自王室收藏。

戈雅通过描绘孩子们的装束和破旧鞋履，精准捕捉了他们的质朴天性。他巧妙地呈现了孩子们脸上的各种情绪，一边是爬树者洋溢的喜悦，一边是等待用帽子接住果实者的忧心。作品描绘的画面，不仅反映了对命运深意的思考，也探讨了在追求超越身体极限时必须面对的风险。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卢西恩特斯，《斗牛爱好者》，1779-1780年，来自王室收藏。

该作品的标题指的是，由业余爱好者在传统斗牛场之外举办的斗牛节。年轻人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参与这项娱乐活动，所展现出的英勇气概，引发了戈雅对人类激情的反思。简朴的围栏与背景中坚固的建筑形成鲜明的对比，后者象征性地暗示了启蒙运动思想家的理念。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卢西恩特斯，《托比亚斯和天使》，约1787年，2003年购藏。

戈雅的宗教题材作品既有为教堂设计的大型画作，也涵盖如这件作品那样，专为祈祷而绘制的小幅画作。从这幅画中，可以窥见他对古典雕塑的深入理解——尤其是天使的姿态和鞋履，令人联想到古罗马的雕塑。场景中的光影处理尤为出色，阳光洒满整个画面，与这位神圣人物的人性化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卢西恩特斯，《庆典当天的圣伊西德罗小教堂》，1788年，由佩德罗·费迪南·杜兰和贝尔纳多·德·奎罗斯于1931年遗赠。

这件作品是挂毯画稿的初步草图，意在画稿完成之前呈献给国王以获得批准。因此，绘制手法较为简略。尽管如此，戈雅依然精妙地营造出作品的层次感，人物轮廓分明，足以辨识出其各自的社会阶层和表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光线的处理，夕阳的余晖将小教堂的部分区域映入阴影之中。这座教堂位于当时马德里的郊外，每年5月15日都会举行纪念圣伊西德罗的活动。人们聚集于此，享用“奇迹之水”，并在周边度过一天。

弗朗西斯科·德·戈雅-卢西恩特斯，《画家弗朗西斯科·巴耶乌》，1795年，来自特立尼达博物馆。

与之后浪漫主义倡导的理念相呼应，戈雅的创作力图捕捉人的主观感受和表现力。他被视为委拉斯开兹之后，西班牙艺术界最杰出的肖像画家。在这幅作品中，戈雅描绘了内兄——弗朗西斯科·巴耶乌，手持画笔的姿势暗示了其画家身份。

两人的关系并非总是融洽，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戈雅通过冷色调和巴耶乌的面部表情来凸显人物性格。在此，戈雅展示了他对人性深刻的洞察力，以及在描绘细腻光泽效果和透明质感上的精湛技巧，特别是在外套的绘制上尤为显著。

欧亨尼奥·卢卡斯·委拉斯开兹（1817-1870，马德里），《玛哈》，约1855-1860年，由伊格纳西奥·祖洛加·扎巴莱塔于1932年捐赠。

戈雅留下的作品数量众多，不仅为西班牙本土画家提供了灵感，也激发了国际舞台上一代又一代艺术家的创造力。卢卡斯便是戈雅的主要追随者，他不仅汲取了戈雅的题材，还在作品中融入了独特的个性化表达。他摒弃了原作中的批判和否定视角，将戈雅自由流畅的笔触转化得更为厚重而紧凑。在这幅作品中，女士们正在主持一场斗牛庆典，她们身着传统头纱、手持扇子，一位披着紫红色斗篷的斗牛士陪伴在侧。

欧亨尼奥·卢卡斯·委拉斯开兹，《宗教裁判所的审判》，约1860年，1984年购藏。

卢卡斯对戈雅笔下的若干主题进行了重新演绎，其中就包括这幅画作。当时，负责审判异端的宗教裁判所已不复存在，因此，卢卡斯的作品摒弃了批判性色彩，并将被定罪者骑在驴背上的形象与其他平易近人的人物进行并置，譬如作品前景中的马德里平民男子，这是戈雅时常描绘的对象。

发现新的观看之道：肖像画

19世纪，随着资产阶级兴起，肖像画艺术迎来了空前发展。这一时期，众多画家纷纷投身肖像画的创作，其中不乏专精于此的大师。这一时期，风俗画同样展现出对描绘人物个性特征的浓厚兴趣。

费德里科·德·马德拉索-昆茨（1815-1894，，罗马- 马德里），《萨宾娜·瑟芬姆·斯波尔丁》，1846年，2014年购藏。

马德拉索曾在罗马和巴黎学习绘画，并与安格尔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的肖像画被视为西班牙浪漫主义时期的典范。肖像画往往揭示了画中人物的社会地位，并可能承载其他意义。红色天鹅绒的奢华和黑漆盒的精美突出了萨宾娜的经济地位——一位有名望的银行家之妻。书籍则暗示了她对文学的热爱，尤其是她与作家华盛顿·欧文的友谊。而花卉，特别是大丽花，象征永恒不变的爱情，紫杉树则意指长寿。

费德里科·德·马德拉索-昆茨，《蒙特洛侯爵夫人玛丽亚·多洛莉丝·阿尔达玛》，1855年，由里瓦斯公爵夫人塞琳娜·阿尔方索·阿尔达玛于1920年遗赠。

这幅作品是马德拉索的杰作。画家通常采用四分之三身长的构图来描绘资产阶级人士。他的许多肖像画都透露出一种朴素而不失高雅的氛围。因此，画中人物保持着内敛的表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服饰和珠宝的华美璀璨。这位女士是一名业余作家。

华金·索罗拉-巴斯蒂达（1863-1923，巴伦西亚- 马德里塞尔塞迪利亚），《画家奥雷利亚诺·德·贝鲁埃特》，1902年，由玛丽亚·特蕾莎·莫雷特于1922年遗赠。

华金·索罗拉是另一位伟大的肖像画家，他的作品在20世纪初的欧洲和美国极受推崇。奥雷利亚诺·德·贝鲁埃特（1845-1912年）不仅是索罗拉的挚友，亦是一位擅长绘制风景的画家。和其他作品一样，索罗拉在此处力图捕捉一个瞬间的形象，摒弃了同时代画家采用的刻板、静态的姿势。

画中的贝鲁埃特呈现出一种自然而生动的姿态：手持帽子，外套未脱，头部转向观众，仿佛他刚进入室内，还来不及脱下外套和帽子。索罗拉的这种表现手法与自然主义绘画颇为接近，而其技巧则明显受到了委拉斯开兹的影响，他宽阔的笔触和对灰黑色调的精妙掌握都反映出这一点。

曼努埃尔·卡斯特利亚诺（1826-1880，马德里），《斗牛前的斗牛场马厩院》，1853年，1873年购藏。

集体肖像——这一汇集了特定社会或职业群体成员的肖像画形式，在西班牙并不常见。在这幅作品中，通过人物的服装和帽饰风格，便可区分出斗牛士、他们的助手和骑马斗牛士，后者还可通过其坐骑进行识别。与他们同行的，还有斗牛士的经纪人和斗牛爱好者们，大家共同期盼这场深植于大众文化的盛事拉开帷幕。

雷蒙多·德·马德拉索-加雷特（1841-1920，罗马- 巴黎），《吉卜赛女郎》，1872年，由拉蒙·德·埃拉苏于1904年遗赠。

费德里科·马德拉索之子雷蒙多的职业生涯主要在巴黎度过，他在那里成为一位备受推崇的画家。雷蒙多擅长肖像画和风俗画，前者令其名扬法国和美国。这幅独特的风俗画也尤为引人注目，是画家在塞维利亚之行期间创作的。从肤色和衣着可以看出画中描绘的是一位吉卜赛女郎。

不同于其他吉卜赛主题作品，这幅画作避免了典型的刻板形象，内省的目光、沉浸式的姿态及人物的呈现方式，都表明这幅作品更贴近于肖像画而非一般的风俗再现。画家用极少的色彩创造出强烈的真实感，并捕捉到细微之处的精妙。

比森特·帕玛洛里-冈萨雷斯（1834-1896，马德里自治区萨尔萨莱霍市- 马德里），《工作室内》，约1880年，由比森特·帕玛洛里-雷布于1941年遗赠。

19世纪的后三十年，细致入微的小幅画作在欧洲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些小尺寸作品通常绘于木板之上，其精致细腻的绘制手法、明亮丰富的色彩及繁多的细节处理，使得观赏者的视觉体验超越了作品主题本身，而这些主题往往并非重点。马里亚诺·福图尼推动了这一画种的发展，其成就激励了众多西班牙及国际艺术家，帕玛洛里就是其中之一。

在这幅画中，他以富有想象力的方式描绘了画家工作室场景：一位模特正在静候画家到来，同时欣赏他的作品。工作室装饰的大部分物品来自亚洲（尤其是日本），体现了19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文化对欧洲的深远影响。

发现新的观看之道：风俗画与风景画

19世纪下半叶，西班牙绘画经历了一场重大的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些享誉国际的艺术家，如马里亚诺·福图尼-马萨尔和华金·索罗拉。

罗莎·博纳尔（1822-1899，波尔多- 托姆里），《狮子》，1879年，由欧内斯特·甘巴特于1879年捐赠。

罗莎·博纳尔是当时最著名的女画家之一，她在动物绘画领域的杰出贡献彰显了这一时代的显著进步。博纳尔以动物画著称，自1870年起，她对老虎和狮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本作中描绘的阿特拉斯狮。这头狮子的面部刻画之精细，几乎达到了人像画的水准，令人联想到西班牙的民族英雄熙德。因而，该作也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熙德》。

马里亚诺·福图尼-马萨尔（1838-1874，塔拉戈纳省雷乌斯市- 罗马），《波尔蒂奇海滩上的男孩》，1874年，由拉蒙·德·埃拉苏于1904年遗赠。

风俗画迎合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审美趣味，福图尼在这一创作领域的成就尤为卓越。他以小画幅作品闻名，并对捕捉光影效果颇有研究。这幅画是艺术家的晚期杰作，创作地点是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波尔蒂奇。

艺术家在这一夏日户外的创作中首次尝试了海景画。该作品将对解剖学的深入探究和对光影效果的精妙捕捉完美结合，展现了对光线下人体的精准描绘以及特定身体部位色彩的巧妙运用。

伊格纳西奥·皮纳佐·卡马伦奇（1849-1916，巴伦西亚- 巴伦西亚省戈德利亚市），《农牧神》，1888年，1957年购藏。

伊格纳西奥·皮纳佐是西班牙自然主义画派的重要人物，他同样重视画作中的光线处理，擅长通过光影营造画面的动态感。这件作品展示了他对鲜艳夺目的色彩及光影效果的着迷。这两个要素，加之对儿童形象的钟爱，对皮纳佐的艺术创作至关重要。画中的孩子手持乐器，暗指古典神话中的农牧神，而头上的花冠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古典文化的联想。

马丁·里科-奥尔特加（1833-1908，马德里-威尼斯），《比达索阿河河口》，1872年，由拉蒙·德·埃拉苏于1904年遗赠。

与福图尼关系密切的风景画家马丁·里科，在美国享有盛誉。他将福图尼的绘画风格引入风景画的创作，形成了极为细腻精准的画风。这幅画的创作地点位于吉普斯夸省的丰特拉维亚。画家巧妙地通过儿童、小船和其他元素的平行排列，营造出画面的空间深度。从左向右移动的云朵等细节，更是体现了画家敏锐的观察力。

奥雷利亚诺·德·贝鲁埃特-莫雷特（1845-1912，马德里），《昆卡市花园景观》，1910年，由玛丽亚·特蕾莎·莫雷特于1922年遗赠。

奥雷利亚诺·德·贝鲁埃特对风景的描绘方式与里科截然不同，作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班牙最杰出的风景画家之一，他的艺术风格从最初研习的现实主义转向自然主义，甚至与印象主义产生了紧密的联系，尽管他对这一艺术运动有着独到的演绎。

贝鲁埃特偏爱描绘城市外围或郊区，他尤其着力捕捉城市建筑的独特性，画中楼宇建造在一片狭窄而巨大的岩层之中，这片巨石分隔了韦卡尔河和胡卡尔河。因此，贝鲁埃特选择了一个低视角。通过展现城市的简朴风貌、建筑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以及深厚的历史底蕴，贝鲁埃特捕捉了这座城市的灵魂。他相信，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西班牙精神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