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认识自己”是古老的箴言，也是生命历程中至关重要的议题。“人生初稿”系列是一群当代大学生的自我民族志书写，围绕“你如何成为现在的自己”这一追问展开。在这里，辨识来路，也辨识自己，写下对人生最初的、未定稿的理解。
我从小讨厌束缚，是物理意义上的“束缚”。我不喜欢戴手表、不喜欢围围巾、不喜欢一切高领的衣服，对秋衣秋裤更是避之不及。所幸攀枝花是一个温暖的城市，让我不必为了保暖委屈自己。
长大后再回头看，我才发现，“束缚”并不总有具体的形状。它会藏在父母对“怎样才算好的生活”的理解里，藏在一部被锁进抽屉的手机里，也藏在“离开还是留在家乡”的一次次选择中。过去，很多答案由父母替我给出，我总是反抗。而当决定权真的来到我手中，我却发现，能够自己选择，也许并不比接受一个现成的答案更加轻松。
松弛的她，奋斗的他和焦虑的我
妈妈和爸爸都毕业于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是同班同学，在校园中相识相恋。在坐进同一间教室以前，他们走过的路很不一样。大学校园让两条人生轨迹交汇，却没有抹去他们在不同成长经历中留下的痕迹。
父母求学时期的西南师范大学校门
妈妈是三线建设子弟，在爷爷婆婆工作的航天基地长大，在航天基地附属的学校一路读到高中毕业。她没参加高考，通过保送上了西南师范大学中文系。她家里有三个孩子，舅舅没上大学，打工帮忙供大姨和我妈妈上学，这在当年似乎并不常见。毕业后，她被招聘到攀枝花市一所中学任教，直到现在。
不同于社会对教师父母的刻板印象，她几乎从没施加给我过任何学业上的压力。小学时，有一年开学前，我熬夜补作业，妈妈甚至主动帮我抄作业，想让我早点休息。可结果反而是我嫌她写字有连笔画、不好看，坚持自己写。长大后，当我们谈论我的现状与未来，反而是我一个劲儿地焦虑、纠结。她则试图化解我的压力，告诉我“这都没什么”。
还有一次，我跟妈妈说起刚认识不久的朋友。我们相处得不错，但对方太热情、精力太旺盛，总想约我出去玩，我却常常只想一个人呆着或在宿舍睡觉，不知道怎么处理。妈妈没有替我分析这段关系，也没有劝我应该多迁就，只说：“按照你的舒适程度来决定。”我又纠结，我们才认识两个月，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成为很长久的朋友。她先说“交给时间”，末了又补了一句：“顺其自然。”妈妈好像总能轻易地放下那些被我反复掂量的大小问题，她并不是为了安慰我才故意把事情说得很轻，应该是真的认为很多事情不必想得那么严重。我知道我和她面对的环境完全不一样，但是她的观念还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让我没那么紧绷。
和我爸聊天则是一个压力增加、逐渐焦虑的过程。爸爸是农村出身，是家里五个孩子里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时至今日，他仍能清楚记起自己中高考的分数及名次，记得小学要交23块钱的学费，高中要交接近100块钱的学费，还有西南师范大学每年要交400块住宿费，以及他上大学后每个月能拿的78块钱补助。因为色盲，他没能进入部队，毕业后回到攀枝花进入体制内。刚入职时，他每天到单位后要先打开水、拖地、擦桌子，再开始工作。在空余时间他自己学开车、学查账，从基层岗位做起，后来辗转多个岗位，逐渐承担起更重要的工作。
很长一段时间里，爸爸并不怎么过问我的学习情况。初高中时，我自己上课、考试、做作业，他很少盯着我，把这种状态概括成“散养”。但我知道他心里始终有一套很清晰的生活标准：人不能躺平，要跟上社会，要积极向上。等我上了大学，四六级、绩点、奖学金、证书……这些词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谈话里。对他来说，它们是一个年轻人有没有认真生活、有没有为未来做准备的证明。
同样谈未来，和父母聊天时的感受完全不同。妈妈会让我觉得，人生没有哪一步错了就彻底完蛋，爸爸则会让我迅速联想到竞争、机会和那些一旦错过就再也回不来的东西。或许因为时代的错位，当爸爸用他的观念督促我时，我会难以抑制地愤怒、悲伤。他说的是“努力”，可我听见的是“内卷”。其实更多时候，在父母开口之前，我已经先把未来想得很远：该选什么方向，什么经历才有用，如果在错误的道路上迷失了几年又该怎么办？爸爸觉得我不努力是因为懒、因为没有紧迫感，可是他不知道，不知道我心里关于“选择”的焦虑与压力。有时我的不作为恰恰源于纠结与痛苦。
不过，在这次自我民族志的写作中，我对父母的看法竟发生了一些变化。采访妈妈时，她说，她在我读高中的时候同样特别担心我的成绩，只是因为怕我压力过大，从没提过。和爸爸聊天时，我第一次直接地告诉他，考试、成绩这些东西，本来就是我每天反复焦虑的内容，和父母聊天时我并不想再被一遍又一遍地提醒。爸爸坦率地承认，他习惯用自己过去的经验来理解我的学习和生活，从没有意识到我面对的竞争环境和压力已经很不一样。他说，只要我过得开心、自己满意，他觉得也就很好了，并不愿引起我的反感。
原本我只是想通过采访补全自己的记忆、完成一份作业，却发现重新追问这些旧事，也让一些平时很难说清楚的话第一次被说了出来。我开始明白，父母对生活的许多判断，都有他们各自过去的影子，在一次次争执和磨合中，我也在改变他们看待我的方式。
可惜这样的理解似乎来得有点晚。小时候的我，并不知道父母为什么会这样想，也没有能力把两代人的经验、处境和选择分辨得这么清楚。那时更直接的感受只是：生活中的大多数决定本来就在父母手里。穿什么、什么时候出门、去哪里上学，我很少认真想过自己是不是也应该有发言权。直到有一样东西出现，我第一次如此强烈地觉得，它是“我的”，怎么使用它也应该由我决定。
那是一部手机。
手机争夺战
手机，真是一个神奇的东西。低年级时我只能捡爸妈的旧手机玩，功能不多，妈妈说我那时候很听话，大人说玩多久我就玩多久。小学四年级左右，爸爸给我买了一个新手机，vivo的，大屏幕、智能机。拥有自己的手机，那可和玩爸妈的手机完全不同。我得到了一个私人的小空间，这里是全新的，只等我来开发的。我为我的手机设置喜欢的主题、排列不同软件的布局、在不同的社交媒体上创建自己的账号。即使账户上没有几块钱，我也要冥思苦想出一个只有自己知道的支付密码。即使QQ上只有乏善可陈的同学聊天记录，我也要在软件锁上设置各种花样百出的解锁手势。这种小小的仪式感，可以证明我拥有了独处栖身的小世界，它并不对外开放，却几乎凝练着小小的我的一切——审美、兴趣、隐私和社交关系等等。
那些原本散落在生活各处的事情，开始被装进这块屏幕。看小说不再需要捧着纸质书，可以在手机里一页页往下翻；想听歌，不必找一台播放器；电视剧和综艺被装进爱优腾芒，看完一个节目后还可以转去B站看剪辑和二创；以前需要打电话或者专门见面才能聊天的朋友，也能一直待在QQ里。一个无事可做的假期，我可能刚看完几章小说，又切出去听歌，接着看一会综艺，中途和朋友聊几句，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原谅我简直像在给手机打广告。
对于父母来讲，他们看到我一天十个小时盯着一块屏幕，吃饭睡觉都机不离手，这些活动最后都被归结成一句“你就是爱玩手机”。可在我看来，我并没有连续十个小时在做“同一件事”，在这块小小的屏幕里，我自己决定看什么、听什么、和谁说话，什么时候开始，又什么时候停下。一个孩子原本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由大人安排，而手机让我感受到，至少有这样一小块时间、注意力和通向外部世界的方式，是可以由我自己支配的。
小学毕业后，妈妈带我去医院，查出近视。于是初一那年，家里开始设法管控我的手机。站在今天看，她的担忧很好理解。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她想收走的绝不只是一件电子产品。妈妈把我的手机锁在主卧抽屉里后，我便趁家里没人时，从厨房寻来菜刀，发疯一样地撬锁眼、砍抽屉。至今抽屉上仍有暴力留下的伤痕，白色的漆皮被撬开向外翻卷，露出内里木质的血肉。她用“触目惊心”来描述那个场景，觉得眼前的小孩很陌生。这是她为数不多对我有些失望的瞬间。
曾锁过手机的抽屉
还有一次，同样因为手机的争夺，我曾在晚上十一点离家出走。走得太匆忙，我只踩着拖鞋、穿一身连体灰色睡裙。我记得那件睡裙的面料很柔软，因多次的洗涤被拉长，晃荡地垂落在脚背。考虑到没有手机，我在外面会很无聊，出门前还抱了一本精装版《福尔摩斯探案集》——很厚的一本书，书壳很硬，带来些许安全感。我一路走到平时常去的一家新华书店，离家约两三公里，眼泪在路上风干了，书店也已经关门。我知道书店门口有一个公交车站。深夜的店铺大多已经打烊，街道上也没几辆车，在路灯昏黄的灯光下，我就独自坐在公交车站的长椅上随便翻开一页，再一次陪着福尔摩斯去寻找那个我已经知道的凶手。
离家出走时曾逗留的公交车站
后来才知道，爸妈在我不见后，给住得近的同学家打了电话，又到小区门口调监控，发了疯似的到处找我，只是恰好走的是反方向。妈妈后来半生气半开玩笑地说，他们甚至牵上了家里的狗，让它闻着味道帮忙找人。我在外面待了大约两个小时，气渐渐消了，便回头往家走。刚到小区门口，就被保安叔叔拦下，等爸妈赶回来把我领回家。回家的路上我们没再争吵，他们也不再讨论这一趟离家。尽管发起如此激烈的反抗，我的手机还是被强行没收了。
到了初中，我翻出所有攒下的零花钱，在长久的纠结后买下一部 vivo Z5x。当时很流行后置伸缩摄像头的手机，但我总感觉那种机械结构看起来脆弱，也不好看，于是特意避开了。到货后，我像间谍般在家里悄悄使用着这部新手机。这样的日子维持了快一个月，事情还是败露了。那天饭桌上，爸妈谁都没有说什么，他们也没有再把这部手机收走。
父母当时的沉默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没有问过。或许他们觉得继续争执已经没有意义，或许只是默认我确实长大了一点。从那以后，我们之间关于手机的边界发生了变化。他们仍然会念叨我的近视，放假回家时也会想办法让我少盯一会屏幕，比如突然让我下楼买一包盐。争吵偶尔还会发生，只是手机再也没有被锁回那个抽屉。以前我必须用菜刀、离家出走或者偷偷买手机来争夺的一小块空间，已不再需要争夺。
手机当然没有解决我和父母之间关于生活方式的所有分歧。它只是让我第一次意识到，许多从小被视作理所当然的规则，其实都可以被重新讨论。最开始，我争取的也不过是一点很小的东西：一部手机由谁保管，一天可以玩多久，属于自己的东西能不能由自己决定。那时的我还不知道，这种对“自己做决定”的渴望，后来会一点点延伸到生活中更大的事情。为了手机，我曾经在深夜赌气离家，穿着睡裙、抱着一本书，一个人走到几公里外的公交站；可那次所谓的“离开”，最终还是以自己走回家结束。家仍然在那里，父母仍然替我安排着生活的大部分方向，我能够争取的，也仍只是其中很小的一块。只是随着年龄增长，我想自己决定的事情越来越多，问题也渐渐从“能不能拥有一部自己的手机”，变成“去哪里读书”“要不要离开家”。我开始发现，真正的离开并不是走出家门，在外面待上几个小时，而是有一天，我可以决定自己要去哪里生活。只是最初，当这样的选择第一次来到面前时，决定权仍然掌握在父母手中。
我们与攀枝花
从小学到高中，我都在攀枝花念书。我喜欢这个城市、热爱这个城市，但每到小升初、初升高这样的节点，身边总有一些成绩较好的同学离开这里，去成都、绵阳等教育资源更好的城市。这又是我们遭遇的一种现实，与“喜欢”“热爱”无关。于是，“要不要离开攀枝花”的话题也很早就进入了我的生活。
小升初时，我参与了成都一所初中的选拔性夏令营，进行了一周的集中学习和选拔考试，可是后来一直没有消息。我又期待又害怕，害怕没通过，也害怕真的通过了。直到初中快开学时，我又想起这件早已抛之脑后的事情，多少带着“为什么会落选”的不服气。妈妈听到了，竟轻描淡写地说：“噢，当时你入选了，不过他们打电话来的时候我在上课，没接到，那就这样吧。”
后来和父母重新聊起这件事，他们当时其实商量过，最后还是决定把我留在攀枝花，担心我一个人在外面不安全，也怕我学坏。奇怪的是，知道这些以后，我并没有觉得特别遗憾。我第一次离开攀枝花的可能，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我在这里读完初中，又读完了高中。到了填报大学志愿的时候，我还是想离攀枝花远一点。和小升初那次不同，这一次父母没有替我做决定。爸爸只提醒我，如果暂时没有特别明确的专业兴趣，就尽量选择更好的大学。妈妈则希望我去一个更大的城市。剩下的选择，他们都留给了我。于是，我把志愿填向了四川之外，最后去了广东。那个从小就反复想象着“离开”的我，终于第一次真正走出了家乡。
每年的放假我当然都要回来，但自此之后，我和攀枝花、和父母之间的距离，都慢慢变得不太一样。以前住在一起时，我总觉得他们管得太多；真正去了外地，开始由我自己决定什么时候回家、和他们保持怎样的距离。大二寒假起，即便回家，我也独自住在离父母不远的另一套房子里，自己买菜、做饭、打扫，自己安排每天的时间，一周大概回家吃两次饭。妈妈会抱怨：“放假跟上学有什么区别，还是见不到人。”我偶尔也会想家，但一周见两次，对现在的我来说刚刚好。小时候费力争取的那一点空间，如今已经自然地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一个更大的问题也慢慢来到我面前：工作以后要不要回到这里？我和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常常聊起这件事。奇怪的是，我们的回答总有些相似。大家都喜欢攀枝花，喜欢这里温暖的冬天、熟悉的街道，也喜欢随时可以回家吃上一顿父母做的饭。可说着说着，又总有人补上一句：“就是太小了。”所谓“小”，落到每个人身上又不太一样。有人担心找不到合适的工作，有人放不下大城市的灯火与热闹，还有人已经开始替尚不存在的下一代考虑教育资源。我们想离开，并不是因为不喜欢这里；恰恰因为这里足够熟悉、足够舒服，离开才更像一道没有标准答案的选择题。
一个学医的朋友曾和我算过这样一笔账：如果毕业后回到攀枝花，进当地的医院，离父母近，也没有太大的住房压力，生活几乎可以预见地稳定下来。可说到最后，她还是会想到更大的城市、更多的机会，以及另一种暂时还看不清楚的人生。我听着她说这些，也常常觉得她像是在替我发问。
我也不知道自己最后会不会回来。
小时候，我总觉得只要能够自己决定，很多事情就会变得简单。手机被锁进抽屉时，我想要的是把它拿回来；小升初想去外地读书时，我想要的是让父母听一听我的意见。后来真正去了广东，我终于可以自己决定去哪里、住在哪里，也可以决定多久回一次家。可当“是否回到攀枝花”真的成为一道完全留给我的题目时，我才发现，决定权来到自己手里，并不会自动带来答案。
父母当然还会说出他们的想法。爸爸仍然会提醒我现实和机会，妈妈大概还是会告诉我，不必把未来想得太严重。但这一次，他们都不能替我选了。曾经让我觉得束缚的东西正在一点点松开，而我也终于站到了自己过去一直想站的位置上。只是小时候的我大概没有想到，自由并不是从此再也没有人替你关上抽屉。更多时候，它意味着那把钥匙终于交到了自己手里，而打开以后要做什么，只能由自己回答。
我至今不知道以后会在哪里生活，也不知道哪一种人生才更好。小时候，我以为只要钥匙在自己手里，一切就会简单。现在才明白，钥匙只能把锁打开，却不能替我决定下一步要往哪里走。
（作者系化名。指导教师：肖鹏，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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