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场景:在重要的会议上,有一个外国顾问被别人提到,并且用很激进的语言来批评毛泽东领导的军队只用《三国演义》作为参考书。
和《孙子兵法》上。
一说话,现场的气氛就变得很紧张。但是使这一段戏值得反复品味的,并不是凯丰有多么激动,也不是李德有多么尴尬,而是坐在李德身边翻译的伍修权,表现得很微妙。
剧中凯丰用林冲的故事来讽刺毛泽东,按照常理,带有典故和弦外之音的话,如果翻译得当的话,李德未必能接上。但是伍修权却把典故简化为一个历史故事,把毛泽东的讲话概括为战争规律,并且在谈到毛泽东谈到诗词的时候也只是向李德说明自己是在谈论诗词。这样的简略,并不是由于工作失误造成的,而是有意进行了筛选。
创作者这样处理,就是给观众投射1个眼神。剧情想要给观众解释的是:伍修权简译的原因是由于他内心已经认同了毛泽东的观点。对于他来说,李德不懂得中国逻辑。所有的典故后面,并不是文学趣味,而是战场上的虚实、人心、打法。在现场的红军将领一听就能领会其中的谋略,但是李德听到的只有空洞的概念。辩论的深意被语言隔了一层,也被立场隔了一层。
但是电视剧中所体现出来的简化翻译其实也是艺术加工,并非历史上的实际情况。实际上情况要比这更为艰难一些:伍修权尽力去翻译,但是到了会议后期由于太疲劳了,所以才不得不简略一些。李德在回忆录中提到自己对翻译不满的地方,并且把这种不满放在了长时间的会议、外语和高强度的转述之上,这样的情况并不罕见。但是抱怨归抱怨,并不能倒过来证明伍修权故意少翻。艺术可以讲倾向,史实就得讲条件。
有意思的是,即使把翻译处理得很戏剧性,但是核心矛盾仍然站得住:凯丰当众为李德辩护,本想扭转转会场舆论,结果却帮了倒忙。他的一番举动把李德脱离中国的实际情况的问题表现得更加明显了。李德知道欧洲阵地战的理论,但是不懂中国兵家智慧中的虚实、人心、打法;他可以抓住理论条文,但是不一定能理解中国战场上的虚实、人心和打法。
毛泽东指出指挥中国的革命战争要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并不是指单纯的地形、兵力、武器的数量等要素,还包括历史、策略、民心等多方面因素,以及这片土地上战争的经验是怎样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的。凯丰用《三国演义》、《孙子兵法》来讽刺毛泽东的用语方式,表面上看好像是抓住了毛泽东的语言特点,但是实际上却把问题摆到了明处:如果外国顾问不懂得典故的意思,也不明白这些典故所蕴含的战争道理的话,那么所谓的正确路线又该如何落实下来呢?是靠概念还是依靠中国的战场本身?
史实当中还有更加扎心的地方,即凯丰对毛泽东提出质疑时,却被反问道、哑口无言。这样的细节不需要过分渲染,就可以很好地传达出信息。会议并不是辩论赛,不需要比嗓门谁大谁赢;会议也不是翻译现场,不需要把每一句话一字不漏地传递出去。决定方向的是哪一种判断更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哪一条路线更容易得到会议的认可。
更值得注意的是会后的情况。史实上,凯丰并没有一直坚持到最后。事后他进行反省并改变立场支持正确的军事路线。这次转变比在会议上发起攻击更重要一些。一个人站错了位置并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要一直不肯承认中国的情况比理论上的条文要多,这就很可怕了。凯丰最后还是选择了转变,这也说明这场争论并不是空洞的呐喊,它把问题掀开了,并且使人们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
从创作的角度来看,本段内容之所以值得一看,并不是因为它的结论已经宣布完毕,而是因为它让反对者站了出来,让顾问的尴尬表现出来了,让翻译的选择变成了态度问题,让历史转折点并没有那么轻易地被称作“伟大”,而是被放在了伟大的转折之中去讲述。公开报道显示,《伟大的长征》开播不到一个小时就取得了全网收视率第一的好成绩,《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刊》更是把遵义会议的历史放在了伟大的转折之中进行报道。该剧的热度高、特刊的定位高,都表明观众愿意回到那个会场,去观看它如何转变。
有人认为这场争论加快了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消亡速度,并不一定要得出一个确定的结果,但是它抓住了剧情和历史事实最紧张的地方,并不是谁赢了谁,而是谁终于不得不面对中国的现实。李德听到的是理论,毛泽东讲的是中国;凯丰本想为李德辩护,但是把李德不懂中国的事情喊了出来,让全场的人都听到了。
因此,在观看这段戏的时候,并不是凯丰那句讽刺的话,而是李德的尴尬之态,而是伍修权没有说出来的一句话。历史在这里留下了一层余味:有的转折,并不是在口号中实现的,而是通过一次又一次的误解、反问、沉默以及转变来完成的。你认为哪一句话更能让人铭记于心,是凯丰的嘴硬还是伍修权没有说出口的翻译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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