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刘博团队
“体制内”是指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
“体制内强度指数”，是指：一个地方“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拥有住房公积金的人数，占全部拥有住房公积金人数的比重。
为什么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可以成为衡量“体制强度”的指标？
一般来说，体制内单位都会给在编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体制外的单位，尤其是小微企业，缴纳住房公积金的比重比较小。
在中国内地经济总量最大的50个城市里，我们找到了其对应的2023年公积金年报，做出了如下表格：
在这些城市里，陕西榆林的“体制内缴存人数占比”是最高的，达到了73.38%。
其次是哈尔滨，体制内占比达70.15%。
“体制强度”超过60%的城市，还有烟台、太原、徐州、襄阳、洛阳、唐山。
这些城市，人口竞争力大多不强，经济活跃度不高，基本上呈现出“体制之外无世界”的状态，民企、外企不发达。
“体制强度”最低的城市是苏州，不到12%，换句话说体制外占比88%，民企和外企较多。
“体制强度”较低的城市还有：常州、杭州、东莞、无锡、深圳、佛山。它们的体制内缴存人数占比，都低于四分之一。
我们认为，“体制强度”低于33%，也就是体制内缴存人数占比不超过三分之一的城市，其经济较为活跃，市场化程度较高，经济活力强。
所以，表格里温州及以下的20个城市都是经济发展较好的。
以下为2020年这五十个城市公积金缴存人数体制内占比情况。
对比近三年50个城市的公积金体制内强度变化情况，可以看到，整体而言，体制内强度是下降的，因为现在体制外都开始交公积金了。
比如，榆林的体制内强度，从2020年的90.24%下降到2023年的73.38%；
襄阳，从2020年的71.18%，下降到2023年的63.72%；
武汉，从2020年的48.38%，下降到2023年的44.07%。
体制强度低于30%的城市，近三年来，体制强度指数都在进一步下降。
事实上，公积金制度在全社会普及有一个过程，先从管理更规范的体制内开始，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员工是最早交的一批，然后外资企业、民企跟进，小企业等灵活就业人士交得相对晚一些。
长期看，各城市的体制内指数是趋于下降的。
2020年全国住房公积金年度报告显示，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缴存人数，占全国总缴存人数的48.42%，2022年，这一数字降为45.68%（2023年全国数据暂未公布）。
有些城市的体制内强度下降幅度较大，和公积金缴纳的覆盖面不断扩张有关。
相比之下，体制内指数逆势上升，属于反常现象。
下列几个城市就属于反常的例子，其体制内强度是逆势提升的，比如：
哈尔滨，67.87%→70.15%；
烟台，49.36%→66.81%；
洛阳，51.71%→63.68%；
郑州，38.38%→56.76%。
可以看到，过去郑州的体制内强度比较低，接近不少沿海城市，但是三年过去后，其体制内强度出现大幅上升。
过去几年，郑州的经济形势不佳，2020年郑州的经济增速2.8%，2021年，郑州经济增速为4.3%，2022年，郑州的经济增速0.9%，2023年开始触底反弹，经济增速7.4%。
这与郑州经历了几次较大的疫情和一次特大的洪水灾害有关，加上房地产烂尾楼的拖累，经济增速不理想。
2019-2023年郑州市地区生产总值及其增长速度
而郑州体制内强度上升很快的真正原因，则是外资企业占比大幅下降。
以下分别是郑州2020年和2023年缴存职工单位性质构成图，可以看出，郑州外企原来占比28.38%，三年后只剩2.36%。
郑州外商投资企业这一块急剧萎缩，可能和郑州富士康重新布局有关。
而原外资企业员工，都陆续被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和城镇私企等吸纳，此消彼长之间，郑州的体制内强度大幅提升。
可以说，郑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
近几年，郑州交公积金的人数大幅增长，从66.3万增长到109.4万，但是其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员就业向体制内回归，某种程度上使得其经济活跃度下降。
此外，烟台的体制强度也提升较快，从49.36%上升至66.82%，2023年排名第三，主要由于城镇私企的职工占比下降，由2020年的35.96%，下降到2023年的17.2%，反映了当地传统制造产业市场萎缩。
由此可得出结论：
“体制强度”不断走低的城市，一般来说民企、外资企业比较发达，经济活跃度高、人口竞争力比较强。
而经济越落后、产业结构越单一，“体制强度”则会越来越高。
最后，我们来看看体制公积金内缴存人数最多的前20个城市。
体制内公积金缴存人数：
＞200万的有两个城市：北京、上海
＞100万的有七个城市：西安、广州、武汉、重庆、深圳、成都、郑州
＞80万的有五个城市：济南、长沙、哈尔滨、天津、南京
＞60万的有六个城市：合肥、沈阳、长春、福州、青岛、昆明
除了四大直辖市外，上榜的基本都是老牌省会城市和深圳、青岛这两个计划单列市。
其中，只有首都和省会城市，有三级政府，首都是中央政府，直辖市政府和各区政府，省会城市是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和各区委区政府；
上海，重庆和天津这三个直辖市，是两级政府，一个直辖市政府加一个各区政府，计划单列市也是两级政府。
两级政府，相对来说人少一些，行政运行成本低一些，如深圳的机关事业单位人数36.8万。
另外，国有单位的布局，具有一定的集中性，主要是在首都和省会城市。北京的国有单位缴存人数140.1万，遥遥领先；
像哈尔滨、沈阳、长春、昆明等经济规模远排在全国20强之外的省会，体制内人数仍能上榜。
作为新兴经济强市，深圳在国有单位上的缴存人数82.5万，不仅明显大于机关事业单位缴存人数36.8万，而且这一数字比广州国有单位缴存人数43.5万还多，体现了国资在经济发展上的保驾护航。
广州和重庆，二者机关事业单位人数相当，都是84.8万，但是广州的国有单位职工43.5万，比重庆的36.9万要多。
因此，和广州相比，重庆经济转型发展缺少一定数量的国资支持。
西安和武汉，都是国有单位职工人数大于机关事业职工人数，近几年，随着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依次落户西安武汉，一批大国重器和实验室布局，带来人员聚集。
当然，西安还比武汉多一个科技创新中心头衔，所以西安在这国有单位人数上达96万，比武汉的77.9万多一些。
综上，“体制强度”太高或者太低，都不算是一件好事。
体制强度太高，说明城市经济活力不足，民企不够发达；不少北方城市都存在这个问题。
而体制强度太低，说明城市的行政级别低、国企太少，经济结构可能过于依赖外资（外企普遍缴纳住房公积金）。
至于那些体制内强度逆势增长的城市，应该引起警惕。特别是明显出现这种趋势的城市，经济活力可能会下降，增速会放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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