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博的事还没平息，又一个重磅消息砸了过来。
就在国家文物局开始调查南博的时候，近代故宫博物院创建人之一吴瀛的孙子，戏剧家吴祖光之子吴欢，他爆料其祖父1955年向故宫捐了241件珍贵文物，到80年代其父吴祖光向故宫博物院打听下落时，仅剩余170余件。他在社交平台上发视频表示，他跟庞家是同病相怜。
事后得到博物院的回复是，文物丢失主要因制度不健全和单位混乱所致，但未能提供具体追索方案。
2025年12月中旬，戏剧家吴祖光之子吴欢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60多件文物去向不明，几乎是四分之一的损失。
人们原以为，庞家那场捐赠成“拍卖爆雷”的风波，已是文博系统近年来最大公信力危机。
没想到短短一周内，又一位文化世家的后人站出来，讲述了一段沉默几十年的伤痕往事。
两起事件，表面上时间跨度不同，背景也各异，但它们以一种令人不安的方式交汇在一起：捐赠者的信任被辜负，文物诡异“失踪”，机构回应模糊，公众愤怒无处安放。
1980年代，吴祖光曾托人向时任故宫副院长单士元打听过文物去向。
单士元是吴瀛的旧部，当时已年近古稀，语气里带着无奈：“只剩170来件了，其他的……早年管理混乱，查不到了。”
吴祖光听完，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那也罢了。”
几十年后，吴欢重新打开这个封存已久的话题。
他说，父亲选择了沉默，是那个年代的文人气节；而自己选择发声，是因为不能让更多信任被耗尽。
吴家的故事并不简单，1955年，吴瀛将家中珍藏的241件文物捐给故宫，包括明清瓷器、书画、古籍善本等，其中不少为国家一级文物。
捐赠无条件无保留，连清单都亲自整理好交给故宫。
对吴家来说，那不仅是“贡献”，更是“回归”——文物回到国家的殿堂，是他们最理想的归宿。
但多年后，当吴祖光希望为父亲出一本纪念图录，才第一次意识到，清单上的很多文物，已经找不到了。
没有编号，没有注销记录，没有去向调查，只有一句“制度不健全、单位混乱”。
这句解释也曾出现在南博的回应中，几乎一模一样。
“我们没有要求文物退还，也不奢望赔偿，只想知道，这些文物，究竟去哪儿了？”
不同于吴家几十年的沉寂，庞家则选择了直面。
自2024年起，庞莱臣的后人庞叔令开始追查南博捐赠文物的去向，起初是5件无法查询的书画，引发怀疑；
到2025年，一幅捐赠作品《江南春》竟然出现在拍卖会上，估价8800万元，而早年曾被南博以“伪作”名义注销并低价流出，仅为6800元。
这不是物品的误差，而是信任的崩塌。
南博称早在1960年代该画就被鉴定为“赝品”，但庞家手头的捐赠清单与画作风格完全吻合，且真伪争议尚未有权威结论。
公众开始质疑：如果真是赝品，为何不通知捐赠方？为何销毁记录缺失？为何会突然流入市场？为何估价如此之高？
这些问题，南博没有正面回应。
这两起事件，虽发生在不同年代，却暴露出文物管理的共性漏洞：从捐赠到入藏，再到保管、使用、注销，几乎每一步都存在灰色地带。
制度不透明，流程不公开，责任难明确，文物一旦离开橱窗，便如石沉大海。
文物捐赠不是简单的“捐出”行为，它是一种文化信仰的传递。
捐赠者之所以愿意将家传宝物交给公立机构，是因为相信国家、相信制度、相信这片土地有能力和责任去保护它们。
一旦这种信任被辜负，影响的不只是个案，而是整个文化生态。
近年来，很多藏家选择自行保管或转向海外机构，有的甚至把文物通过拍卖方式“处理”，只为避免“捐赠之后无音讯”的尴尬。
更可惜的是，像吴欢这样仍愿意捐赠的人，已属凤毛麟角。
2025年7月，吴欢再次向国家画院捐赠了30余件家藏书画，他说，国家的制度建设已有很大进步，现在有数字化备案，也有专人管理，自己愿意相信一次。
一次信任崩塌，可以毁掉一代人的文化奉献意愿，重建信任，必须靠制度透明、责任落实、技术保障和情感尊重的合力。
国家文物局在南博事件后，已组建调查组入驻，这是一个信号，说明上层在正视问题，但更重要的是：调查不能止于“应对”，要持续推进制度建设。
例如，是否可以在捐赠协议中加入“定期通报”条款？是否应该设立“文物失踪”舆情快速响应机制？
对吴家，也许已经来不及给出答案，但对未来的捐赠者，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文化的传承，靠的不只是展柜里的珍品，更靠一代又一代人“无条件信任”的接力。
如果这种信任失去了，哪怕博物馆再宏伟，展品再丰富，文化真正的根基，就会慢慢松动。
吴欢说：“我们家族捐的不只是文物，是一种相信，这种相信，如果被辜负一次，还能拼着情怀再捐第二次，那是幸运。但如果再被辜负一次，那就真的是断了。”
故事讲到这里，读者该问的是：我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为这些信任，负起责任了吗？
信源：凤凰晚报|南博事件越闹越大，前院长徐湖平被举报倒卖文物2025-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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