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钥匙，能开锁，也能送一个王朝上路。
但最要命的钥匙，是那种你压根儿不知道它存在的。
南宋就碰上了这么一把，而且这把致命的钥匙，在三百年的时间里，一直被它当成自家后院一道可有可无的篱笆。
1253年，所有人都盯着长江。
南宋的将军们，临安城里的大臣们，眼睛都死死地焊在北方前线，就怕蒙古人哪天脑子一热，从那儿直冲过来。
可人家忽必烈，看地图的角度跟所有人都不一样。
他没看那条横在中间的大江，他看的是地图的左下角，那片被云雾和高山遮得严严实实的地方——大理国。
一个石破天惊的计划在他脑中成型：大军掉头，向西，穿过没人走过的路，去抄南宋的后路。
这支蒙古军队，从甘肃临洮出发，走上了一条地图上几乎不存在的路线。
他们沿着青藏高原的边缘，翻越连鸟都罕至的雪山，忍着头疼欲裂的高原反应，硬生生地把自己塞进了川西和藏东的缝隙里。
这已经不是打仗了，这简直是在跟老天爷赌命。
忽必烈赌的，就是南宋绝对想不到，一支足以灭国的大军，会从他们最放心、最没有防备的西南方向冒出来。
要搞明白忽必烈为什么敢这么赌，咱们得把时间往前倒拨三百年，看看这个叫大理国的地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存在。
公元937年，中原还在五代十国的烂摊子里打得不可开交，今天你当皇帝，明天他登基，人命比草还贱。
就在这个时候，云南洱海边上，一个叫段思平的哥们儿，看着这乱世，心里透亮。
他是前朝南诏的贵族，亲眼见过南诏后期怎么横征暴敛，把老百姓逼得没活路，最后把自己玩完的。
所以，他拉起队伍建立大理国时，立下的第一条规矩，就跟中原所有王朝的逻辑反着来：不折腾，不扩张。
这不是没志气，这是最高明的生存智慧。
段思平摊开地图一看就明白了，大理国四周全是崇山峻岭，守着自己这一亩三分地，别人想打进来，得先掉半条命。
可你要是想出去抢地盘，那更是费劲。
北边是四川，想跟中原政权掰手腕，那是找死；南边是越南，那地方山高林密，瘴气一起，军队进去多少就折损多少。
算来算去，还是守着家门口的澜沧江，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最划算。
这条“不折腾”的祖训，大理国愣是坚持了三百多年。
当中原的宋、辽、金为了地盘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大理国的君主们在忙什么？
他们在忙着搞经济。
他们把那条自古就有、坑坑洼洼的茶马古道，经营成了一条国际黄金贸易线。
四川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通过这里，一路卖到印度、波斯。
而缅甸的翡翠、南海的香料，又源源不断地从这条路运进中原。
当时的大理首都阳苴咩城，各国商人来来往往，驼铃声响个不停，那份热闹和国际范儿，一点不比临安、开封差。
比做生意更奇特的是他们的政治。
中原王朝为了那个龙椅，爹杀儿子、哥害兄弟的事，史书上都快写不下了。
可在大理，皇帝这个职位，好像是个修行的岗位。
从段正明开始，有六七个皇帝，正当壮年，干得好好的，突然就宣布“我不干了”，跑到崇圣寺出家当和尚去了。
这背后到底是真心信佛，看破红尘，还是被权臣给架空了，只能无奈让位，现在谁也说不清。
但不管怎么说，这种皇帝轮流当和尚的景象，在整个中国历史上，独此一家。
正是因为大理国这种人畜无害、一心向佛搞经济的态度，让北边的宋朝彻底放了心。
在宋朝皇帝和大臣们的眼里，大理国就是个远房亲戚，每年派人来送点土特产，朝廷这边给个“大理国王”的封号，就算完事了。
宋朝从来没把这个西南邻居当成威胁，甚至还挺乐意有这么一个和平安定的地方，帮自己挡住西南方向可能出现的乱子。
金庸先生的《天龙八部》让大理段氏家喻户晓，但真实的历史比小说更有意思。
段正淳在历史上不是个风流王爷，而是个很会搞经济、积极跟宋朝拉关系的君主。
他的儿子段正严，也就是段誉的原型，在位三十九年，是大理国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把对宋朝的贸易做得风生水起。
但这种安逸的日子，到了他孙子段智兴（一灯大师原型）那会儿，开始变味了。
这位皇帝虽然没出家，但比谁都迷信佛教，全国上下大盖寺庙，一口气修了六十多座，把几代人攒下的家底都快掏空了。
国家财政出了问题，国力自然就开始走下坡路。
可不管是强是弱，这三百年来，大理国就像一道无形的墙，默默地立在南宋的西南角。
宋朝的人已经习惯了这道墙的存在，习惯了西南方向的岁月静好。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一旦这道墙倒了，会发生什么。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1253年的那个冬天。
忽必烈的手指在地图上划出了一道致命的弧线。
他看透了南宋防线的本质：它就像一个只知道正面防御的重甲步兵，所有的盔甲都堆在了胸前，后背和两肋却空空如也。
长江天险是厉害，襄阳城是难啃，蒙古人正面硬攻了几十年，没讨到多少便宜。
但战争，不是只有正面冲锋。
忽必烈的思路很简单：既然你前门守得死，那我就想办法绕到你家后院去。
云南的大理国，就是那个通往南宋后院的秘密通道。
只要拿下大理，蒙古人就能在云南建立一个巨大的军事基地，从此，打南宋就不再是单向的南北对抗了。
北边，蒙哥的大军从正面施压；西南，忽必烈的大军可以随时从广西、湖南方向捅刀子。
这么一来，南宋就会被夹在中间，首尾不能相顾，离完蛋也就不远了。
那场史诗级的远征开始了。
蒙古军队以一种近乎野蛮的方式，克服了高原、疾病和补给的重重困难，像鬼魅一样出现在了大理国境。
习惯了三百年和平的大理军队，哪里见过这种阵仗？
还没怎么抵抗，首都阳苴咩城就丢了，末代皇帝段兴智在逃跑途中被俘虏。
立国316年的大理王朝，就这么悄无声息地灭亡了。
对蒙古人来说，这不仅仅是又征服了一个国家。
他们拿到的，是打开南宋覆灭之门的那把关键钥匙。
大理国，从一个与世无争的佛国，瞬间变成了蒙古人插在南宋背后的一座前进堡垒，一个随时可以放血的伤口。
后面的事，就顺理成章了。
蒙古军队以云南为跳板，源源不断地从西南方向渗透、攻击南宋。
南宋朝廷焦头烂额，既要防备北方的正面主力，又要堵住南边的侧翼突袭，两线作战，兵力被严重分散，最终被一步步耗死。
1259年，已经被俘的大理末代皇帝段兴智，被忽必烈带在军中，参与了对鄂州（今武汉）的围攻。
他站在蒙古军营里，亲眼看着曾经的“天朝上国”在蒙古铁蹄下苦苦挣扎。
不久之后，忽必烈封他为“大理总管”，段氏家族，继续以地方官的身份，在云南世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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