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东西是我买的，但钱，我一分都不会付。”
二零零九年三月二日，北京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一个穿着深色中山装、面容有些憔悴的中年男人，对着下面乌泱泱的记者，轻描淡写地扔出了这颗“炸弹”。
这短短的一句话，就像是往平静的湖水里扔进了一颗深水鱼雷，瞬间把全场都给炸懵了。
大家伙可能不知道当时那场面有多尴尬，底下的闪光灯疯狂地闪，但记者们的下巴都要掉地上了。
这不是在菜市场买大葱，说不要就不要了，这可是在法国佳士得拍卖行，买的是圆明园流失了一百多年的鼠首和兔首，成交价是惊人的三千一百四十九万欧元。
咱们按当时的汇率算算，那可是折合人民币二点七个亿啊。
这个敢在国际顶尖拍卖行玩“仙人跳”、当着全世界面赖账的男人，叫蔡铭超。
你是何方神圣？敢跟法国人这么玩？不怕人家告得你倾家荡产？
当时无数人都觉得这人是不是疯了，或者是想出名想疯了，毕竟在那个圈子里，信誉就是命，你这么搞，以后谁还敢带你玩？
但蔡铭超坐在那儿，腰杆挺得笔直，眼神里透着一股子狠劲儿，那种福建人特有的“爱拼才会赢”的倔强劲儿。
这事儿要是光看个热闹，你可能会觉得这就是个“有钱任性”的土豪闹剧，但你要是把时间轴往前扒一扒，看看前因后果，你就会发现，这哪是什么闹剧，这分明就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局”。
一场在这个特殊的年份、特殊的地点，跟那帮子高傲的西方强盗硬碰硬的“死局”。
事情的起头，还得从那个让所有中国人都憋着一肚子火的二零零九年春天说起。
那时候，法国佳士得拍卖行放出一个消息，说要拍卖时尚大师伊夫圣罗兰生前收藏的宝贝，这里面赫然就有咱们圆明园的鼠首和兔首。
这消息一传回国内，那真是炸了锅了。
你想啊，那东西是咱们自家的，一百多年前被英法联军抢走的，现在你们拿着赃物堂而皇之地拍卖，还要让我们中国人花高价买回来？
这不就是二次抢劫吗？这不就是把咱们的脸放在地上踩吗？
中国外交部严正抗议，国家文物局发函反对，甚至有一帮热血的中国律师自费跑到巴黎去打官司，想申请法院禁拍。
结果呢？法国法院那边冷冰冰地驳回了诉讼，那个手里攥着兽首的法国人皮埃尔贝尔杰更绝，直接对着媒体放话：“如果中国愿意在人权问题上让步，我可以考虑把兽首还给他们。”
听听，这叫什么话？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政治讹诈。
这下好了，本来是文物回归的问题，直接升级成了国家尊严的问题，全中国人的火都被拱起来了，但眼看着拍卖会的日子一天天逼近，谁也没招。
就在所有人都觉得这事儿要凉，咱们又要眼睁睁看着国宝被别人买走羞辱的时候，蔡铭超出手了。
02
这蔡铭超到底是个什么来头？
他可不是那种只会挥霍的富二代，这是个实打实从底层摸爬滚打上来的狠角色。
他是福建泉州石狮人，你要是跟福建人打过交道就知道，那地方的人做生意，胆子大得没边，只要认准了的事儿，那是真敢把身家性命都押上去。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家都还在老老实实上班的时候，蔡铭超就已经开始倒腾服装生意了，那时候他就能把生意做到国外去，眼光毒得很。
后来他觉得卖衣服虽然赚钱，但太累，没什么意思，转身又去搞机票代理。
那时候坐飞机的人少，机票代理可是个暴利行业，有人一个月能赚几万块，在那个万元户都稀罕的年代，这就是天文数字。
但蔡铭超这人有个特点，他赚钱不光是为了享受，他得找刺激，得找那种能让他心跳加速的事儿干。
于是，他一头扎进了古玩收藏这个深不见底的圈子。
二零零六年，也就是这次“拒付门”发生的三年前，蔡铭超就在香港苏富比干过一件轰动全球的大事。
当时有一尊明朝永乐年间的鎏金铜佛像上拍，那是真宝贝，起拍价就高得吓人，好多大藏家看了都直摇头。
蔡铭超坐在拍卖场的后排，穿着他那标志性的中山装，不动声色。
等到前面的人争得差不多了，价格已经高到让人手抖的时候，他举牌了。
不管别人出多少，他永远比你多一口，那架势就是告诉所有人：这东西我要定了，谁也别跟我抢。
最后，当拍卖师落下那锤子的时候，价格定格在了一点一六亿港币。
全场哗然。
这就是蔡铭超，福建“蔡大鳄”的名号也就是那时候叫响的，大家都知道，这人出手狠、准、稳，而且兜里那是真有钱。
那时候的蔡铭超，那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在厦门开了个“心和拍卖”，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在收藏圈里那就是一号响当当的人物。
你说这么一个人，他能不懂拍卖行的规矩？他能不知道举了牌不付钱意味着什么？
这就好比你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好不容易混成了武林盟主，结果突然在一次比武大会上耍赖皮，那以后还怎么混？
所以说，二零零九年他干的那件事，绝对不是一时冲动，那就是拿着自己的前途和名声，去赌一个国家的面子。
咱们再回头说说那两个兽首。
这东西在咱们心里，那不是一般的铜疙瘩，那是圆明园的魂。
一八六零年，英法联军冲进圆明园的时候，海晏堂前面的十二生肖铜像还是完好无损的，它们每隔两个小时就轮流喷水报时，到了正午十二点，十二个头一起喷水，那场面，想想都觉得壮观。
可那帮强盗来了之后，为了抢这点铜，硬生生把头给锯下来带走了。
这一走，就是一百多年。
到了二零零零年左右，咱们国家日子好过了，保利集团那是真给力，花了重金把牛首、猴首、虎首给买回来了，后来澳门赌王何鸿燊又把猪首和马首给弄回来了。
眼看着兄弟们都陆陆续续回家了，鼠首和兔首还在外头飘着呢，这就像是家里的孩子丢了，当爹妈的心里能不急吗？
但西方那些资本家坏就坏在这儿，他们看准了中国人的这种爱国情怀，看准了我们想让文物回家的急切心情，就开始坐地起价。
本来这东西在艺术市场上，也就是个一般的清代青铜器，值不了几个钱，但只要一贴上“圆明园”的标签，价格就翻着跟头往上涨。
这简直就是把中国人的爱国心当成了他们的提款机。
到了二零零九年这次，他们更是把价格定到了天上去，摆明了就是想再宰咱们一刀。
蔡铭超看透了这一点，他心里憋着火呢。
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这东西是我们的，怎么能让强盗再卖给我们？而且还是这种天价？”
所以，当外交途径走不通，法律途径也被堵死的时候，蔡铭超决定用一种最原始、最野蛮，但也最有效的方式来解决战斗。
那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03
时间拉回到二零零九年二月二十五日那个晚上。
地点是法国巴黎大皇宫，那地方金碧辉煌的，里里外外全是人。
虽然咱们国内在抗议，虽然现场有很多华人买家为了表示愤怒离席了，但佳士得的拍卖会还是照常进行。
那帮外国人，还有那个贝尔杰，都在等着看笑话，等着看哪个冤大头会花这笔巨款。
鼠首率先登场，起拍价就是九百万欧元。
现场的气氛紧张得能拧出水来，每一次叫价，都像是敲在所有中国人的心上。
一千万、一千一百万、一千二百万……
价格一路狂飙，现场有个叫托马斯的欧洲古董商，本来以为自己稳操胜券，他觉得这价格已经高得离谱了，不可能还有人跟。
结果他发现，电话委托那边，有个神秘人，死咬着不放。
不管现场出多少，电话那头永远加一口。
当价格喊到一千四百万欧元的时候，全场都安静了，连拍卖师的声音都有点颤抖。
这已经远远超过了这东西本身的价值，这就是在烧钱啊。
“一千四百万一次，一千四百万两次……”
随着拍卖师重重的一锤子落下，鼠首成交。
紧接着是兔首，又是同样的戏码，同样的神秘电话，同样的一千四百万欧元。
两尊兽首，加起来两千八百万欧元，算上佣金，总共三千一百四十九万欧元。
那个神秘买家赢了。
当时所有人都懵了，大家都在猜，这到底是哪个国家的财团？或者是哪个超级富豪？这么大手笔？
佳士得那边乐坏了，心想这下赚翻了，虽然中国人抗议得凶，但生意还是做成了嘛，钱还是赚到了嘛。
那个贝尔杰估计也在偷偷开香槟庆祝呢。
可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
拍卖结束后的那几天，这个神秘买家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佳士得那边开始慌了，打电话没人接，发邮件没人回。
各种谣言满天飞，有的说是阿拉伯土豪买的，有的说是美国藏家买的。
直到三月二日，谜底揭晓。
蔡铭超在北京召开了那场著名的新闻发布会。
他没有带讲稿，也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陈词滥调，他就那么平平静静地说出了那个决定。
当他说出“这个款不能付”的时候，你就知道，这哥们儿是把自己的后路给断了。
这招太绝了，真的太绝了。
你说他买了？他确实拍下来了，东西没落在别人手里，那个欧洲古董商没买着，佳士得也没法再卖给别人。
你说他没买？他一分钱没掏。
这就相当于在那种必定会成交、国宝必定会流失的死局里，蔡铭超用自己的信誉做赌注，把这个局给搅黄了。
要是他不拍，这两样国宝肯定就被那个外国人买走了，以后再想弄回来，那是难上加难，可能永远都回不来了。
但他拍了又不付钱，这在拍卖行规里，那是大忌中的大忌，这基本上就是“信誉自杀”。
以后哪个国际大拍卖行还敢带你玩？你的名字就会上黑名单，你在这一行几十年的积累，可能就因为这一句话，全废了。
04
这事儿一出来，舆论瞬间炸锅了。
国内的网友那是真给力，网上的调查显示，七成以上的人都喊“干得漂亮”，直接封蔡铭超是“民族英雄”。
大家都觉得，对付强盗，就不能讲什么君子协定，跟流氓讲道理那是秀才遇到兵，只有比他更流氓，才能治得住他。
咱们中国人讲究“言必信，行必果”，但在国家大义面前，这点个人信誉算得了什么？
但也不是没有骂声，有些所谓的专家跳出来，说这是“爱国流氓”，说他不讲信用，丢了中国人的脸，让中国商人在国际上没法混了。
甚至有人说他是为了炒作自己，是为了出名。
蔡铭超自己呢？那段时间他压力大得吓人。
佳士得虽然没起诉他——因为起诉也没用，这东西本身来源就不合法，跨国官司难打得要死，而且真打起来，佳士得贩卖掠夺文物的名声就更臭了——但他在圈子里的名声确实是受了影响。
不久之后，蔡铭超就退出了心和拍卖的管理层，他说自己“累了”。
一代收藏大鳄，就这么半隐退了。
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啊？这就好比一个武功高强的剑客，为了保护村子，自废武功，退隐江湖。
那个法国人贝尔杰气得够呛，但他也没招啊，最后只能宣布流拍，自己把东西收回去。
但他手里这两个东西，已经成了烫手山芋。
蔡铭超这一搅和，让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人的态度：
圆明园的东西，是咱们的底线，谁买谁就是跟中国人过不去，谁买谁就是跟十二亿人的尊严过不去。
这东西以后谁还敢接手？哪个收藏家愿意花几千万买个“麻烦”回家供着？
这就是蔡铭超的高明之处，他不仅仅是这一次没付钱，他是把这两件兽首的商业价值给彻底“击杀”了。
只要这东西还在市场上流通，它就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回到中国，它才是无价之宝。
这就像是给那两个兽首下了个“诅咒”，除了中国，它们无处可去。
05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
这个局僵持了整整四年。
鼠首和兔首砸在皮诺家族手里，卖也卖不掉，留着还遭人恨，简直就是两块鸡肋。
这个皮诺家族是谁啊？那是佳士得的大老板，也是Gucci、圣罗兰这些奢侈品的大股东，那是全世界最精明的生意人。
他们算盘打得比谁都响。
眼看着中国市场这么大，中国人的购买力这么强，为了两件青铜器得罪整个中国消费者，得罪中国政府，划不来啊。
二零一三年四月，法国总统奥朗德访华，皮诺家族跟着一起来了。
他们突然宣布，将无偿向中国捐赠鼠首和兔首。
你看，转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来了，而且是一分钱没花。
当年蔡铭超顶着“老赖”的骂名，硬是把这桩买卖给搅黄了，实际上就是给后来的回归铺平了路。
如果当年他真掏了二点七亿，那以后流失文物回家的门槛可就高了去了。
老外都会觉得，哇，中国人真有钱，随便拿个当年抢来的破烂都能卖天价，那他们还会把剩下的文物还给你吗？肯定不会啊，肯定会屯积居奇，等着宰你下一刀。
蔡铭超这一手，直接把这个价格泡沫给戳破了，告诉全世界：别想拿我们的国宝来讹我们的钱！
现在，这两尊兽首就静静地躺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每天接受着成千上万人的参观。
它们身上的伤痕，见证了那个屈辱的年代；而它们的回归，见证了这个国家重新站起来的过程。
至于蔡铭超，现在很少听到他的消息了。
有人说他还在做收藏，有人说他早就转行了，过着闲云野鹤的日子。
前几年有记者想采访他，问问当年的事，他只回了一句：“都过去了。”
是啊，都过去了。
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贝尔杰，二零一七年也去世了，带着他的傲慢和偏见走了。
而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蔡铭超，也慢慢老去，消失在公众的视野里。
但这事儿吧，就像一场大戏，有人那是真金白银地抢，有人那是豁出名声去挡。
你说蔡铭超是无赖也好，是英雄也罢，反正结果是——东西回来了，强盗没拿着钱。
这就叫恶人还得恶人磨，对付不讲理的，你就得比他更不按套路出牌。
历史这笔账，有时候真不是光靠钱就能算清楚的。
那些当年嘲笑蔡铭超的人，现在估计也得闭嘴了。
因为事实证明，这可能是当时唯一能保住国宝、又不让国家吃亏的办法。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那一晚蔡铭超没有拿起电话，如果没有那个“不付款”的决定，那鼠首和兔首现在会在哪里？
也许还在某个欧美富豪的豪宅里，作为他们炫耀的资本；也许还在佳士得的仓库里，等待着下一次的拍卖。
但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安安稳稳地待在家里。
这就是历史的诡吊之处，也是小人物的大智慧。
你说这蔡老板，是不是比那帮整天把仁义道德挂在嘴边、实际上什么都不干的人，要强上一万倍？
这事儿，办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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