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深圳的一场画展上，著名画家王子武提起一个名字时，喉头哽咽，半天憋不出一句整话，最后只挤出几个字：“他走得太早了……”
能让王子武这种硬汉当众失态的，叫方济众。
如果不混书画圈，这名字听着是挺生分。
但你要是倒退回几年前的西安街头，看到一个背着破画夹、衣服领口磨得发白，长得比生产队老会计还磕碜的老头，那多半就是他。
谁能想到，就是这么个连牙齿都掉得参差不齐、阴雨天腰疼得直不起身的“老农”，硬是凭一己之力，把已经在ICU里待着的“长安画派”给救活了。
说起七十年代末的陕西画坛，那真叫一个“惨淡”。
曾经轰动全国的“长安画派”三杰，这会儿早就散了摊子：旗手赵望云含冤离世，连个像样的告别仪式都没有；鬼才石鲁疯疯癫癫，医院成了他的常驻地；何海霞眼见大势已去，收拾行囊北上京城。
外界都在传，长安画派这块招牌算是彻底砸了，以后也就是个印在书里的历史名词。
这时候，一纸调令把正在陕南下放的方济众召回了西安。
当时身边人都劝他：老方啊，这摊子烂泥你就别蹚了，没人没钱没资源，这就是个无底洞。
可方济众偏不信邪。
他不仅要干，还要干一票大的。
他要建陕西国画院，要办进修班，非要把这潭死水给搅活不可。
你以为他是为了当官？
为了出名？
大错特错。
方济众这人，骨子里就没有“功利”这两个字。
他这么拼命，纯粹是因为他觉得欠了“长安画派”一条命，欠了恩师赵望云一辈子的情。
这世道，活着比脸重要，但在他这儿，良心比命硬。
把时钟拨回到一九四六年，那时候的方济众是个标准的“落魄青年”。
一边是被贫穷死死拖住的后腿，一边是考学无门的绝望。
那天他在西安街头游荡，跟丢了魂似的，无意间撞进了一个画展。
那是赵望云的展。
就这一眼，方济众像被施了定身法，脚底生根，一直看到人家闭馆赶人。
回到家，这穷小子跟疯了一样，把自己关在屋里三天三夜，临摹了一百多张画，然后不知天高地厚地敲开了赵望云的家门。
巧的是，那天赵家高朋满座，全是名流。
一群老先生围着方济众那几张稚嫩的画指指点点。
方济众当时想得挺简单：我就想让大师指点两句，明年好再考美院。
结果赵望云只说了一句：“真正的艺术在美院之外。”
接着看着眼前这个眼神清澈却衣衫褴褛的年轻人，直接让他住到了家里。
这就有了后来著名的“赵氏收容所”。
赵望云家里除了自家五口人，还养着黄胄，后来又来了徐庶之，再加个方济众。
方济众在赵家待了一年多，除了画画就是吃饭，没交过一分钱伙食费。
他亲眼看着老师赵望云是如何对待艺术的——哪怕家里揭不开锅，手中的画笔也从没停过。
这种恩情，刻进了方济众的骨头里。
所以当大厦将倾，别人都忙着避祸，只有他方济众，把自己这条残躯填了进去。
但他这副身子骨，其实早在动荡岁月里就被熬干了。
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方济众被下放到陕南山区。
住的是阴冷潮湿的库房，床是用破木板拼的，盘子是废铁皮敲的。
最离谱的是老鼠，那里的老鼠凶到什么程度？
方济众借了姐姐家的老猫来抓老鼠，结果第二天一看，猫被老鼠咬得鲜血淋漓。
连猫都斗不过的世道，人得活得多难？
在那样的环境下，方济众的牙齿崩坏了，腰也在上山捡柴时落下永久病根。
也就是在那时，他去剧团找学生，被人指着鼻子问：“这谁啊？
这模样还是画家？
说是逃荒的我都信。”
可就是这么个被生活按在地上摩擦的人，心里却干净得像块玉。
在美影厂工作期间，他为了给《牧笛》画背景，不要高级酒店，非要去住职工宿舍。
结果救了作曲家吴应炬溺水的儿子，差点把自己搭进去。
在农村修水渠时，知青和农民打架，把农民的脚铲流血了。
双方剑拔弩张，只要一上报，那知青这辈子的档案就毁了。
方济众硬是把事压了下来，自己掏腰包买点心、赔医药费，好说歹说平息了事态。
多年后那个知青才知道，是方老师用自己的面子和钱，保住了他的前途。
即使是对自己的女儿，他也是如此。
女儿插队时想不开，精神几乎崩溃。
方济众没有讲那些虚头巴脑的大道理，只是背着画夹走了几十里山路去看她，从包里掏出一幅刚画的《野百合》。
父女俩一句话没说，女儿抱着画哭了一夜。
那是父亲无声的呐喊：你看这野百合，长在悬崖上也能开花，咱们也能。
他就像个在暴风雨夜里，用身体护住火苗的守夜人，自己淋了个透湿，却把光留给了别人。
带着这种从苦难中熬出来的慈悲与坚韧，一九八一年，方济众正式接手陕西画界。
他一上任就开了个“神仙局”。
他利用自己的人脉，把吴冠中、陆俨少、华君武、叶浅予这些大神全请到了西安。
你敢信？
那个年代，在这个西北内陆城市，竟然办起了一个堪称“黄埔军校”级别的中国画研究进修班。
虽然这个班只办了三个月，但它直接催生了“后长安画派”。
崔振宽、王西京、赵振川…
这些后来响当当的名字，都是在这股春风里成长起来的。
方济众就像一根燃烧的引信，引爆了陕西画坛的第二次生命。
甚至在1986年，当黄秋园和谷文达这种前卫画家的展览面临被砍的风险时，也是方济众连夜写信给北京的老关系，硬是把展览给保了下来。
他告诉年轻人：别搞人脉那一套，把画画好才是正道。
只可惜，天不假年。
过度的劳累像白蚁一样蛀空了他的身体。
那时候去拜访他的人都说，方老太累了，六十岁的人看着像八十岁。
他把每一分精力都榨干了给别人，唯独忘了给自己留一点。
在艺术上，他刚刚进入成熟期；在事业上，陕西国画院刚刚步入正轨。
他就像个老农，把荒地开垦成熟田，把种子撒下去，刚看到嫩芽冒头，自己却累倒在了田埂上。
很多人说，长安画派是赵望云、石鲁打下的江山。
这话没错。
但如果没有方济众在这个青黄不接的节骨眼上，用命去承上启下，今天的陕西画坛，恐怕就是另一番光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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