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普通陶罐静卧在阳明山公墓的格位中，侧面贴着“3层B区27号”的纸质编号，灰扑扑的罐身裹着七十四岁的孤寂。1982年10月8日，台北荣民总医院那间被保密局封锁的病房里，蔡孝乾的生命在糖尿病引发的溃烂中终结——脓水浸透床褥，枕边的呼叫铃从未被触碰，即便按下，也换不来半分回应。医生护士早已签下保密协议，对这位“特殊病人”的痛苦视而不见，他的死亡，不过是档案册上一个需要勾选的“终结”符号，没有告别，没有哀悼，只有床单褶皱里凝固的冰冷。
这只陶罐里的骨灰，承载着一段用1800余位同志鲜血铺就的苟活史。1950年春，马场町刑场的枪声成了蔡孝乾良知崩塌的临界点。在此之前，他还是台湾地下党组织代号“老郑”的核心人物，钟浩东被捕后临终前的一句“老郑怎么样了”，让特务的视线精准锁定了他。1950年1月29日，泉州街二十巷六号的抓捕行动没有硝烟，审讯室里的牛排红酒，比酷刑更具穿透力，七天的软磨硬泡后，他趁隙翻墙出逃，却在逃亡路上暴露了致命的怯懦。
嘉义火车站的月台，成了他背叛的起点。1950年2月6日，被特务按倒在地的那一刻，马场町刑场的血腥味已飘至鼻尖。当枪口抵住额头，这个曾走过长征、嚼过皮带的老红军，膝盖一软跪倒在地，“我合作”三个字，击碎了所有信仰的伪装。他主动交代了与妻妹马雯娟的联系，渴求以此换取庇护，而这份妥协，成了他彻底沉沦的开端。
1950年3月，蔡孝乾的供述如决堤洪水，将潜伏在国民党军政体系中的红色力量连根拔起。他精准指认国防部次长吴石、交通联络员朱枫、陆军中将陈宝仓的身份与职责，甚至细致到接头时间、暗号与地点。那些他曾誓死守护的秘密，成了换取生存的筹码；那些与他并肩作战的同志，成了他晋升的垫脚石。三个月后，马场町刑场再次血流成河，吴石听闻舟山解放的捷报，对朱枫留下“值得”二字，从容赴死；而蔡孝乾，却戴着保密局授予的“少将”头衔，活成了叛徒的“典范”。
晚年的蔡孝乾试图通过回忆录为自己正名，却在特务机关的审查下屡屡碰壁。十七次修改，删去了十七岁参加红军的热血、长征路上的坚韧、重建地下组织的艰辛，最终出版的《江西苏区回忆录》，成了一本与他真实人生无关的流水账。拿到样书的那天，他独自坐在嘉义的西餐厅，点满一桌热菜，冰冷的刀叉却始终未动。窗外人来人往，室内寂静无声，他或许终于明白，用信仰换来的荣华，终究填不满内心的荒芜。
糖尿病的恶化，让他的脚趾逐渐溃烂，脓臭味成了晚年无法摆脱的印记。当保密局判定他再无利用价值，便将他转入普通病房，剥离了所有优待。临终之际，没有亲友陪伴，没有医疗关怀，只有护士例行的生命体征记录。火化那天，仅有两名工作人员在场，骨灰被随意塞进陶罐，推入公墓格位，连一方墓碑都未曾配给。1995年，弟弟蔡孝仁想为他更换碑石，镌刻“故陆军少将”四字，却被家族众人坚决反对：“叛徒不配！”碑石被卸下，格位上积起厚厚的灰尘，身旁纪念墙上，白色恐怖烈士的英名整齐排列，风吹过，仿佛是历史无声的谴责。
档案中未见蔡孝乾有子嗣的记载，或许是对叛变者家属的严密监控，或许是他忙于保命而无暇顾及延续后代。他的人生，被自己的背叛剪成了碎片，家族的门早已对他关闭，连最后一丝亲情的体面，都未曾得到。他留下的遗物，除了那枚沾满鲜血的少将任命书，便是那本被改得面目全非的回忆录。扉页上，他曾亲手写下“不忘初心”四字，后来却被浓黑的墨水彻底涂黑，如同他被玷污的灵魂，再也无法洗刷干净。
从阳明山公墓往东南行三公里，便是马场町纪念公园。吴石、朱枫等烈士的名字被镌刻在碑石上，松柏环绕，鲜花常伴，无数后人前来瞻仰缅怀。而蔡孝乾的陶罐，在阴暗的格位中积满尘埃，无人问津。1800余条人命，换不来体面的死亡，换不来家族的原谅，更换不来历史的宽恕。
蔡孝乾的一生，是背叛与苟活的一生，是罪孽与孤寂的一生。他用忠诚换取苟延残喘，用同志的鲜血铺就荣华之路，最终却落得个死无碑碣、遗臭万年的下场。而那些为信仰牺牲的烈士，他们的英名如松柏般挺拔，永远镌刻在民族的记忆中。历史的公正从不缺席，忠诚与信仰值得永远坚守，而背叛与怯懦，终将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遭世人唾弃，被岁月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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