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是我们家的，慈禧太后亲笔赏的！”
1972年，就在全世界都在盯着那个东海小岛的时候，美国那边突然炸出来这么一声吼。说话的是个穿着皮大衣的女人，手里还挥舞着一张黄绸缎子。
这一嗓子喊出来，不仅把正在为了领土主权抗争的无数华人给喊懵了，连远在东京卖油条起家的盛家正牌大少爷，都觉得脑瓜子嗡嗡的。
一张所谓的太后手谕，一个来路不明的“豪门千金”，这出戏到底是为了争那口气，还是为了那背后不可告人的几个亿？
01
咱们先把时间拨回到1972年。那年头，局势那是相当的紧张。
美国人要把冲绳连带着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私相授受给日本，这事儿一出来，全球华人的火气“蹭”地一下就上来了。保钓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大家都在喊“寸土不让”。
就在这节骨眼上，美国有个叫徐逸的女人，突然跳到了聚光灯下。这人虽然看着有点落魄，但开口就是王炸。她对外宣称，自己有个名字叫“盛毓真”，是当年大名鼎鼎的“晚清首富”盛宣怀的亲孙女，而且还是盛家老四盛恩颐流落在外的沧海遗珠。
她这身份一亮，大家还没反应过来呢，她反手就掏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傻眼的东西——一张看起来年头很久的“慈禧手谕”。
这手谕上的内容，咱们得好好说道说道。徐逸指着那张黄绸子说：当年慈禧太后老寒腿犯了，风湿痛得下不来床，御医看了个遍都不好使。结果怎么样？用了盛宣怀家里“广仁堂”进贡的特效药丸，嘿，药到病除！老佛爷这一高兴，觉得盛宣怀太忠心了，直接大笔一挥，把钓鱼岛、黄尾屿、赤屿这三个岛，赏给盛宣怀当“采药基地”。理由是这岛上长一种叫“海芙蓉”的神药，是做风湿药的关键引子。
咱们老百姓听着可能觉得有点玄乎，治个风湿就送三个岛？那要是治好了心脏病，是不是得把台湾岛也送了？但你别说，这手谕上盖着“慈禧皇太后之宝”，还有“御赏”的大印，看着那叫一个像模像样。
这消息一传出来，瞬间就成了爆炸新闻。你想啊，那时候大家正在那儿跟日本人争法理、争历史呢，突然冒出来一个人说：“别争了，这岛早就私有化了，是我们盛家的私产。”这逻辑要是成立，那这就不是国际争端了，这直接变成了一场豪门跨国遗产纠纷案。
媒体那是闻着味儿就来了。美国的中文报纸、香港的小报，甚至一些严肃的大刊物，都开始疯狂报道这个“盛毓真”。大家都在琢磨，盛宣怀当年那是何等的人物，手里握着铁路、轮船、电报局，可以说是富可敌国。这么一个大财阀，搞几个荒岛采草药，听起来似乎也符合人家那个排面。
徐逸看大家听得入迷，又趁热打铁，拿出了一封信。她说这是她那个“父亲”盛老四亲笔写给她的家书。信里头写得那叫一个情真意切，说家里有太后赏的岛，地契诏书都在家里放着呢，还附带了地图，让女儿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岛上看看自家的产业。
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不少人都信了。甚至有人开始觉得，这未必是坏事啊，要是能证明这岛是盛家的，那咱们争主权不就多了一份铁证吗？
但是，这事儿越琢磨越觉得透着一股子不对劲。
02
这股风很快就吹到了上海。当时的上海图书馆，那是藏龙卧虎的地方。
馆长顾廷龙，那可是研究盛宣怀档案的泰斗级人物。早在1950年，就是他带着人，把盛家祠堂里那几百个箱子、八百多包的档案资料，一包一包地扛回图书馆的。盛家当年买多少斤肉、雇多少个佣人、谁借了谁的钱，那账本都在这儿堆着呢。
顾馆长一听说这事儿，第一反应就是眉头一皱。他心里那个账本翻得飞快：盛家几百万字的档案里，连根钓鱼岛的毛都没见过，怎么突然冒出来这么大一张“地契”？
他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夏东元凑在一块，对着那张“手谕”的照片仔细一瞧，这两位专家差点没被气笑了。
咱们先看这个时间。那手谕上写的是“光绪十九年”，也就是1893年。那时候盛宣怀在干嘛？他还在山东当海关的道台呢，也就是个地方官。
再看这手谕上对盛宣怀的称呼，写的是“太常寺正卿”。这下漏了大底了。清朝的官制那是有严格规定的，太常寺这个部门，一把手叫“满汉寺卿”，副手叫“少卿”。翻遍了《清史稿》，从来就没有“正卿”这么个官职。这就好比现在的公文里，把一个局长写成了“超级大局长”，这也太不专业了。
而且，根据真实的史料记载，盛宣怀直到1896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二年，才被任命为“太常寺少卿”。1893年的时候，他压根就还没升到这个位置。
夏东元教授更是直摇头，他说自己为了写《盛宣怀传》，把盛家的底裤都扒了一遍。盛宣怀虽然生意做得大，但他终究是个官商，在慈禧面前那是小心翼翼的。慈禧太后就算再怎么糊涂，也不可能把自己臣子的官职给封错了吧？更不可能创造一个不存在的官职来赏人吧？
还有那个“广仁堂”。盛宣怀确实在烟台搞过这么个慈善机构，施粥舍药，这是真事儿。但是要说这广仁堂的药丸子能治好太后的风湿，还能因此换来三个岛，这在任何官方记录、私人日记、甚至野史笔记里，都找不到半个字的记载。
结论很明显，这张把全世界唬得一愣一愣的“慈禧手谕”，就是个彻头彻尾的赝品。制作这东西的人，虽然绸缎选得不错，字写得也凑合，但在历史常识上，也就是个半吊子水平。
但是，咱们这位徐逸女士，那心理素质绝对是过硬的。
当质疑声传来的时候，她根本不慌。她对外放出话来：你们这些专家就是书呆子，或者是嫉妒我们盛家有钱。她说档案里没有，那是为了保密，毕竟是皇家赏赐，哪能随便记在账本上？
她心里很清楚，光靠一张纸，早晚得露馅。她必须得找个“活人”来给她背书。找谁呢？当然得找盛家现在的“话事人”。
于是，她把目光投向了日本东京。
盛家虽然在大清亡了之后败落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盛家的大孙子盛毓邮，那是盛老四的长子，正儿八经的嫡长孙。这位爷当年的经历也是传奇，家产败光之后，硬是跑到日本去炸油条、摆地摊，愣是靠着那股子韧劲儿东山再起，在东京开了一家赫赫有名的“新亚大饭店”。
徐逸打了一手如意算盘：只要能把这位“大哥”拉下水，让他承认自己是盛家的人，承认那封信是真的，那这出戏就能接着唱下去。到时候，盛家的招牌加上“慈禧手谕”，这几十个亿的赔偿金，那还不是手到擒来？
想到这儿，徐逸收拾了一下行头，买了张机票，直飞东京。她觉得，没有人会跟钱过不去。
03
当徐逸站在东京新亚大饭店的大堂里时，盛毓邮和他的弟弟盛毓度，其实心里是懵的。
这两兄弟在日本商界那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突然听说有个美国来的妹妹要“认祖归宗”，还要带他们去接收老祖宗留下的岛，这剧情哪怕是写小说的都不敢这么编。
但出于大家族的礼貌，盛毓邮还是接待了她。
徐逸一见到盛毓邮，那眼泪说来就来，姐姐长哥哥短的叫着，不知道的还真以为是失散多年的亲人团聚了。寒暄过后，她赶紧掏出了那个杀手锏——那封据说是由“父亲盛老四”亲笔写给她的信。
盛毓邮接过信，只看了第一眼，眉毛就挑起来了。
咱们得知道，盛老四盛恩颐，虽然是个败家子，但那也是从小练书法的。他的字迹，盛毓邮看了几十年，那就像刻在脑子里一样。这信上的字，歪歪扭扭，毫无风骨，一看就是描出来的。
再看内容，满纸的“父女情深”，甚至还有点卑微。盛毓邮心里冷笑：我那个爹，哪怕穷得叮当响的时候，那股子傲气也没丢过，怎么可能写出这种语气的信？
最离谱的是那个落款日期。信上明明白白写着“1961年”。
盛毓邮把信轻轻往桌子上一放，看着眼前这个“妹妹”，淡淡地说了一句：“我父亲1958年就在苏州过世了。他在那边给你寄的信？”
这一下，空气都有点凝固了。这已经不是造假的问题了，这是在讲鬼故事啊。
徐逸显然没想到这个细节会穿帮，她愣了一下，但马上就调整了策略。既然亲情牌打不通，那就来点实惠的。
她也不装什么可怜妹妹了，直接凑到盛毓邮的太太任芷芳身边。任芷芳那是盛毓邮的贤内助，陪着丈夫从炸油条一步步熬出来的。徐逸拉着任芷芳的手，压低了声音，抛出了真正的诱饵：
她对任芷芳说：“嫂子，你也别管这信是真的假的，也别管我到底是不是老四的女儿。你想想看，只要咱们一口咬定这手谕是真的，咬定钓鱼岛就是咱们盛家的。到时候，美国人要交岛，日本人要拿岛，他们不得给咱们赔偿？那可是几十亿的大生意！咱们二一添作五，你们以后还辛辛苦苦开什么饭店啊，几辈子的钱都有了！”
这一刻，狐狸尾巴算是彻底露出来了。什么认祖归宗，什么祖产主权，说白了，就是想拉着盛家后人一起，搞个跨国大碰瓷，去讹政府的钱，空手套白狼。
盛毓邮虽然早年是个只会花钱的公子哥，但经历了家道中落、异国打拼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他早就看透了人性。他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个“妹妹”，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
此时虽然天气不冷，但这徐逸身上裹着一件厚厚的皮大衣。按理说，能在美国搞大事的人，怎么也得有点身家吧？可仔细一看，那大衣的领口都磨破了，光泽也暗淡得很。再看脚下，那双鞋子旧得不像样，还没穿袜子。
更让盛毓邮看不上的是，后来带她去百货公司逛的时候，这女人一点教养都没有。嫌鞋不舒服，当着大庭广众的面，把鞋一脱，直接光脚站在大堂里。那举止，哪有一点盛家大小姐的影子？
盛毓邮心里那杆秤早就平了。他是爱钱，但他知道什么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种拿着国家领土主权去招摇撞骗的事，盛家要是沾上了，那是要被戳脊梁骨骂几辈子的。
盛毓邮摇了摇头，直接下了逐客令。他对徐逸说：“盛家没你这号人，也没那张手谕。你想发财，找别人去吧。这顿饭算我请你的，以后别来了。”
这一脚门闭得，那是相当干脆。
04
徐逸在东京碰了一鼻子灰，按理说该消停了吧？但这人就是有一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执着”。
她回到台湾后，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她到处跟人哭诉，说盛家兄弟是怕事，是不敢跟日本人争，说他们是懦夫。她继续演她的独角戏，拿着那张假手谕到处展示。
当时的媒体环境乱啊，有些小报记者为了销量，根本不管真假，听风就是雨。甚至还有人真把她写进了盛家的家谱草稿里，说她是盛老四的私生女。
这可把盛毓邮气坏了。为了正视听，盛毓邮专门让妹妹从台湾站出来发声明：盛家根本没有这个人！把这人给我从家谱上划掉！
这场闹剧折腾了好一阵子。徐逸在台湾，一会儿找这个律师，一会儿找那个议员，试图证明自己的身份，证明钓鱼岛的所有权。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顾廷龙、夏东元这些权威专家的论证越来越普及，大家也都看清了这是个什么局。
那张所谓的“慈禧手谕”，在行家眼里，逐渐从“重磅炸弹”变成了“历史笑话”。人们茶余饭后提起这事儿，也就是当个乐子听。
直到后来，徐逸在台湾病死，这场持续了数年的闹剧才算彻底画上句号。
据说她临死前，那是相当的凄惨。身边没有亲人，那个所谓的“美国母亲”也没影儿。她住的地方破破烂烂，那张曾经被她视作“几十亿支票”的黄绸缎手谕，也没能给她变出一分钱来买药吃。
她想利用那个动荡的时代，利用人们对国土流失的焦虑，来搏一把富贵，结果却把自己活成了一个笑话。她到死可能都没明白，有些东西是不能拿来做交易的，特别是涉及到底线的时候。
当时远在日本的盛毓邮，听到她死讯的时候，只是长叹了一口气。
盛毓邮对身边人说了一句：“还好她走了，不然指不定还要闹出什么更大的洋相来。人呐，还是得脚踏实地，光想着天上掉馅饼，最后掉下来的往往是铁饼。”
这事儿说到底，就是个现实版的《拍案惊奇》。
一个人想钱想疯了，连国家的领土主权都敢拿来当道具。她以为只要胆子大，历史都能随便编，殊不知历史这东西，最是讲究证据。
那个年代，多少热血青年为了保卫钓鱼岛，不惜流血流汗，那是真金白银的爱国心。而有的人却躲在阴暗角落里，企图用一张伪造的废纸，去兑换自己那点可怜的贪欲。
有些戏，演着演着，连自己都信了；可观众一旦散了场，留下的，不过是一地鸡毛和几声冷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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