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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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提到宋朝，多数人的第一反应是，弱。
积贫积弱，丢了燕云，向辽国送岁币，被金国掳走二帝，最后被蒙古铁骑赶下海。在常规的历史印象里，这就是一个软弱无能、随时可能倒塌的沙堡。
但这里有一个极其反直觉的数据，足以让所有读史的人倒吸一口凉气。
根据当代学者依据《宋史》及相关笔记整理的统计，两宋三百一十九年间，发生的民变、兵变等各类群体性事件，总数高达434次。平均算下来，差不多每一年都有至少一起甚至多起乱子。
如果是放在秦朝，陈胜吴广喊一嗓子，大秦就塌了半边天，如果是放在唐末，一个黄巢带着流寇转战南北，长安就成了废墟。
然而在宋朝，这434次起义，没有一次能够形成割据政权，更没有一次能像汉朝的赤眉绿林、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那样，真正动摇赵家官家的统治根基的。
不管是王小波、李顺，还是轰轰烈烈的方腊、钟相杨么，在庞大的大宋国家机器面前，都像是扔进湖里的小石子，扑腾几下，连个大浪花都没翻起来就沉底了。
对外，宋朝似乎是个谁都能捏一把的软柿子，对内，它却是一只全副武装、无懈可击的铁刺猬。
赵匡胤和他的继任者们，究竟设计了一套怎样的游戏规则，让造反这个在古代也是高风险高回报的行业，在宋代变成了一条必定通往死路的死胡同？
这背后，是一套把人性算计到极致的统治逻辑～
一种奇葩的吸纳术
历朝历代，面对灾荒和饥民，逻辑通常很简单：要么赈灾，要么镇压。赈灾若是不到位，饥民没饭吃，手里有锄头，为了活命自然就会揭竿而起。
但宋朝创造了一种前无古人、后也鲜有来者的饥民处理机制。
翻开《续资治通鉴长编》，你会发现宋朝朝廷在应对灾荒时，高频出现一个动作：募兵。
宋朝的募兵制，不仅仅是为了打仗，更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维稳蓄水池。每当地方上出现大饥荒，流民遍地时，朝廷的征兵令就下来了。选拔的标准很有意思，要身材高大、有力气的青壮年。
这背后的逻辑冷酷而精准：这群有力气的青壮年，如果不给他们一口饭吃，他们就是潜在的陈胜吴广，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把他们招进军队，发给军饷，给他们穿上制服，他们手里拿的家伙，就从造反的锄头变成了镇压造反的刀枪。
名臣韩琦曾经毫不避讳地指出了这套制度的本质，他在奏折里说，以前的朝代，民兵平日为民，战时为兵，一旦作乱，势大难制。
而大宋把这些亡命无赖之徒全都圈养在军营里，让他们“如骄子养于怀中”。哪怕有一两个人想闹事，也根本翻不起大浪。
这是一种极高明的赎买政策，朝廷用财政收入，买断了社会上最不安分的劳动力的造反可能。
所以我们在《水浒传》里看到，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鲁智深是提辖，就连被逼上梁山的很多好汉，原本也是体制内的军官。
在真实的历史中，宋江起义的规模远没有小说里那么大，他们之所以最后甚至会有被招安的结局（虽然史学界对宋江结局有争议，但招安确实是宋代处理流寇的常规手段），就是因为朝廷习惯了，能用钱解决的问题，绝不动用国家根基。
这种做法直接导致了一个结果：宋朝的军队数量极其庞大。宋太祖开国时，禁军不过二十万，到了宋仁宗庆历年间，禁军加厢军的总数已经膨胀到了惊人的125万之巨。
养这一百多万人需要多少钱？根据《宋史·食货志》的记载，宋朝财政收入的大半，甚至一度达到十之七八，都扔进了这个巨大的军费黑洞里。
这就是著名的冗兵问题。
后世读史的人常痛骂宋朝冗兵拖垮财政，但如果站在赵宋皇室的角度看，这笔买卖其实划算得很。他们用金钱的代价，换取了内部的绝对安全。
哪怕这些兵不能打仗，哪怕他们上了战场就溃逃，只要他们不造反，不把枪口对准开封府的龙椅，这笔钱就花得值。
被切碎的兵权
如果说募兵制解决了底层的暴民隐患，那么针对上层掌握兵权的武将，赵匡胤则设计了一套堪称精密仪器般的权力切割手术。
赵匡胤自己是职业军人出身，他是怎么当上皇帝的？陈桥兵变，黄巢加身。他是后周的禁军统帅，部下一哄，他就成了皇帝。
正因为他是内鬼夺权成功的典型，所以他这辈子最怕的就是再出一个赵匡胤。
为了杜绝这件事，宋朝搞出了一套复杂的军事指挥系统，直接把造反的技术难度提升到了地狱级。
在唐朝，节度使是土皇帝，手里有兵，有财权，有人事权，想反就反。
在宋朝，这一切都被拆得七零八落。
首先是兵将分离～
在中央，最高的军事机构是枢密院，掌管调兵权，发号施令，但枢密院手里没有兵。实际统领军队的，是三衙（殿前司、侍卫马军司、侍卫步军司），他们负责日常训练和管理，但如果没有枢密院的文书和皇帝的圣旨，他们连一百个人都调不动。
这就形成了一个死结：有权调兵的人手里没兵，手里有兵的人无权调动。
更绝的是更戍法。
这在《宋史·兵志》里有详细记载。驻守京城的禁军，每隔几年就要轮换到外地驻防，外地的军队也要轮换回京或者去边疆。而统兵的将领却不动，或者频繁调动到不同防区。
这就导致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兵无常将，将无常师”。
一个将军到了前线，看着手底下几万人，可能连千夫长的名字都叫不全。士兵看着上面的将军，也觉得面生。这样的军队，你想带着他们造反？根本不可能。
你振臂一呼，底下的士兵只会面面相觑：“这傻子是谁啊？我凭什么跟他去送死？我全家老小还指望朝廷发的军饷过日子呢。”
这种制度的牺牲品是显而易见的。
北宋名将狄青，出身行伍，面涅（脸上刺字）将军，战功赫赫，平定侬智高叛乱威震南疆。照理说，这就是国家的栋梁。但在大宋的官场逻辑里，狄青越能打，威望越高，他离死亡就越近。
文官集团像防贼一样防着他，欧阳修这样的道德君子甚至直接上书，理由极其荒谬：狄青太得军心了，这是国家的隐患。哪怕狄青对朝廷忠心耿耿，最后也被硬生生贬出京城，在惊惧和抑郁中暴毙而亡。
宋朝的皇帝和士大夫们达成了一个可怕的共识：宁可要一支毫无战斗力的军队，也不能要一个可能不受控制的战神。
与士大夫共治
解决完士兵，解决完将军，剩下的就是那群最聪明、最有野心的读书人。
在中国古代，很多起义的幕后推手，往往是失意的读书人。黄巢就是科举屡试不第，一怒之下写了“满城尽带黄金甲”，才掀翻了唐朝。
宋朝吸取了这个教训，它向读书人抛出了历史上最大的橄榄枝。
宋真宗赵恒亲自写诗劝学：“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不只是口号，是实打实的政策。
宋朝大幅度扩招科举名额，唐朝每次进士科不过录取几十人，非常难考，宋朝动辄录取几百人，有时甚至上千。而且，宋朝给官员的待遇之高，是历代罕见的。高薪养廉，各种补贴福利，社会地位极高。
更重要的是，宋朝皇室立下祖宗家法（虽然石碑之说存疑，但由于政治惯性确实执行了）：“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者。”
这就给天下的读书人吃了一颗定心丸，你只要读好书，考上科举，那就是国家的合伙人。哪怕你指着皇帝的鼻子骂，最多也就是贬官去黄州、惠州、儋州吃荔枝，脑袋是肯定搬不了家的。
苏轼一生颠沛流离，但他从来没想过造反，他的所有怨气都化作了诗词，因为他是这个体制的既得利益者。
当一个社会里最聪明、最有号召力的精英阶层，全都变成了朝廷的拥护者，造反就失去了大脑。
剩下的农民起义，往往因为缺乏战略眼光和组织能力，很快就会变成流寇，被朝廷轻松剿灭。
一次完美的实战演练：方腊之乱
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案例，验证一下这套系统到底有多硬。
宣和二年（1120年），北宋末年，江南爆发了著名的方腊起义。
这大概是宋朝历史上声势最大的一次民变了，方腊利用摩尼教搞煽动，利用百姓对花石纲的怨恨，短短几个月内就攻占了六州五十二县，威震东南。
在小说和演义里，这一仗打得天昏地暗，梁山好汉死伤惨重才平定方腊。
但在正史《宋史·方腊传》里，情况截然不同。
消息传到开封，宋徽宗虽然慌了一下，但反应极其迅速。朝廷立刻起用了此时正在西北前线准备攻辽的西军精锐，由童贯率领南下。
西军是北宋常年与西夏作战磨练出来的职业军人，战斗力远非江南的起义军可比。正规军一到，方腊的攻势瞬间瓦解。从宣和二年十月起事，到宣和三年四月方腊被俘，这场号称百万人的大起义，仅仅维持了半年多就被彻底扑灭。
这充分证明了宋朝强干弱枝策略的对内有效性，地方上虽然兵力空虚，一触即溃，但中央掌握着绝对优势的机动兵力。只要中央不乱，地方上的火苗随时可以扑灭。
当内卷遇到外敌
然而，所有命运馈赠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宋朝把防内鬼做到了人类制度的极限，构建了一个让皇帝极度有安全感的铁桶江山。但这套系统有一个致命的Bug，它预设的敌人主要是自己人。
当这套系统面对真正的外部强敌时，弊端就暴露无遗。
兵将分离，导致指挥效率极其低下。到了靖康之变时，金兵兵临城下，宋朝各地的勤王军队虽然赶来了，但因为缺乏统一有效的指挥，互不统属，甚至不知道该听谁的，几十万大军眼睁睁看着开封陷落。
把武将踩进泥土里，导致军队缺乏血性和脊梁。当金人、蒙古人打过来时，那些被圈养的士兵习惯了领工资混日子，根本没有保家卫国的死战之心。
宋朝的灭亡，充满了一种黑色的幽默感。
它不是像秦汉唐明那样，因为内部腐败导致农民起义，最后被推翻。宋朝一直到死，内部都很稳。
哪怕是南宋最后时刻，被蒙古人追得满世界跑，朝廷依然保持着完整的行政架构，依然有张世杰、陆秀夫这样的文官死节，依然有十万军民在崖山随皇帝跳海。
它就像一个穿着重型防刺服的武士，防住了所有背后的匕首，却因为盔甲太重、动作太慢，被正面的重锤活活砸死。
老达子说
回望这434次失败的起义，我们看到的不是宋朝的幸运，而是一种制度性的悲哀。
赵宋王朝用三百年的时间证明了一个残酷的道理：如果你把所有的智慧和资源都用来防备自己的人民，那么当外敌来袭时，你将发现自己手里只剩下一把生锈的钝刀。
极致的安全感，往往意味着极致的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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