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新闻记者 | 王鹏凯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很难向德国以外的人描述于尔根·哈贝马斯在这个国家所扮演的非凡角色。诚然，他的名字总会出现在那些多少有点滑稽的“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榜单上，但你几乎找不到另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例子，能在长达六十年的时间里参与到每一场重大公共辩论之中——事实上，其中的很多辩论正是由他发起的。
在发表于2024年的一篇题为“世界仍然需要哈贝马斯”的文章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扬-维尔纳·穆勒（Jan-Werner Müller）这样写道。这段话精准捕捉了哈贝马斯的特殊性，这位于日前离世的德国哲学家，在战后以来始终与德国乃至世界的政治文化保持高度同步，也正因如此，他的许多理论直到今天仍能与人们的社会生活产生共振，展现出令人惊叹的思想生命力。
这其中，公共领域理论是最为特殊的一个。作为哈贝马斯的代表性理论，公共领域在被提出以来就受到无数学者的关注、运用和批评，并在几十年里不断发生“结构转型”，焕发新生。这背后离不开哈贝马斯对社会动态的持续关注和思考。八十年代以来，受到全球范围内涌现的“重新发现社会”思潮的影响，哈贝马斯开始将目光转向当代生活，试图探索人类社会在更普遍意义上实现公共领域的可能性。2021年，已经92岁的哈贝马斯又在一份题为“公共领域的新结构转型”的特刊中发表新文章，及时补充了数字化时代带来的信息茧房和后真相问题。
上世纪八十年代，哈贝马斯的著作被引入中国，在思想界掀起了一股“哈贝马斯热”，并为当时的市民社会大讨论提供了思想资源。2001年，哈贝马斯首度访华，在多所高校发表了七场演讲，引起巨大反响，“中国有没有公共领域？”成为学界的重要论题，横跨哲学、历史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多个领域。在通信中，哈贝马斯曾鼓励中国的研究者“对他们自己的传统去做类似于我对于西方传统所做的追溯工作”。
周沐君是浙江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其专著The Death and Life of Chinese Civil Society于日前出版，她在书中梳理了中国公共领域自九十年代以来的话语和组织结构变迁。她将这本书视为与哈贝马斯的一次对话，并试图从中国的经验材料出发，为这一理论提供新的诠释空间。
哈贝马斯辞世的消息传来后，界面文化专访了周沐君，我们的对话聚焦于公共领域理论的发展历程、解释力和局限性，并思考它对于当下社会生活的观照，这一切都收束回到哈贝马斯最初的问题意识：在经历极权与战争后，人类要如何重新建立起一个理性、自由的公共生活？
01 公共领域是一个迷人、充满矛盾的理论
界面文化：哈贝马斯为什么会提出公共领域这样的理论，他的问题意识来自哪里？
周沐君：哈贝马斯的初衷是通过挖掘尘封的历史，寻找资产阶级宪政民主建立之初在规范意义上的价值。随着政府、政党、大型企业等“系统”的不断发展，这些东西逐渐被人们遗忘，我们的生活世界被理性化所侵蚀。他是想寻找已经衰落的民主精神，比如平等、包容，他认为这才是民主的核心，而不是今天为了投票和各种利益吵得不可开交。
我觉得哈贝马斯很大程度上继承了马克斯·韦伯对理性化的讨论，但没有像韦伯那样悲观，认为世界祛魅以后，我们都被关在现代性铁笼里。在哈贝马斯看来，世界没有那么糟糕，我们还有救。他认为通过交往理性，社会当中的人们仍然可以相互理解，在一个更新的层面去形成社会团结。
1964年，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多诺与于尔根·哈贝马斯在海德堡大学的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研究所。（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界面文化：在你看来，公共领域理论的吸引力在哪？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生命力？
周沐君：今天来看，哈贝马斯对于西方资产阶级宪政民主的早年实践有一个非常全面又充满矛盾的描述。一方面，哈贝马斯将女性、无产阶级、没受过教育的人都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这实际上没有平等可言，能参与公共讨论的人非常少。但另一方面，他在规范层面又确立了很多重要的内涵。
这对张力是西方民主日后不断扩大范围的原动力。那些暂时被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的人群想进入公共领域的时候，就可以用资产阶级为自己订立的那套规范来合理化自己的主张，比如平等和包容。随着这些人的进入，公共领域开始扩张，官僚国家不断膨胀，国家和社会相互渗透，原先公共领域赖以存在的基础就没有了，直接的后果就是能参与公共讨论的人越来越多，但公共讨论的形式和精神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总之，这是一个很迷人、充满矛盾的理论，不同立场的人都能从中看到一些自己想看到的东西，这使得它具备长时期广泛流传的要素。
界面文化：公共领域到底在哪里？随着理论发展，它似乎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而是更接近一种抽象概念，我们可以怎么理解这一问题？
周沐君：很多人会着急地想要一个固定的答案，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非常僵化地去理解公共领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下，它完全可能发生在不同的场所或媒介之中，我们没有办法在经验层面去限定。举个例子，互联网是不是公共领域？今天我们可能会有许多负面看法，觉得它被商业利益裹挟，违背了公共讨论的初衷，但是在诞生初期，像是BBS这样的空间里还是可以讨论一些严肃的政治和社会议题。另一方面，那个时期能买得起电脑的人，仍然是一个高度精英化的小圈子。所以这些事情都不是绝对的。
实际上哈贝马斯希望的是，我们能用更批判的视角去思考，真正好的公共讨论会在什么情况下发生？为什么某些原本有契机去讨论公共问题的空间，被资本或政治权力绑架，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做讨论？这是我们应该去分辨和思考的问题。
02 被排除在公共领域外的女性
界面文化：公共领域理论最初提出的时候，女性是被排除在外的，学界有对此展开什么反思吗？
周沐君：九十年代以来，以南茜·弗雷泽为代表的女性主义学者批评了哈贝马斯对于性别问题的忽略。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这本书里，哈贝马斯注意到女性被排除在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之外这一事实，但并没有对此展开讨论。他可能是认为，只要公共领域能树立起“平等、包容”的规范，像女性和工人阶级这些群体早晚都是有机会参与的。但弗雷泽指出，公共领域主张的公与私的划分实际上建立在父权制的基础之上。在这一框架下，很多女性关心的议题是永远没有办法进入公共讨论的，比如家庭暴力和生育，因为它们会被认为是私人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并没有给女性提供文化符号或话语层面的武器。如果我们不去充分反思这一点，女性进入公共领域就是天方夜谭。
南茜·弗雷泽（Nancy Fraser），美国政治哲学家，曾发起“为了99%的女性主义”宣言。（图片来源：wikipedia）
界面文化：进一步看，女性要如何进入公共领域？
周沐君：哈贝马斯将公共领域实现的希望寄托在人与人之间通过语言交流达成相互理解的这样一种可能性之上，也就是他所说的交往理性。但很多女性主义者指出，这仍是一个有所偏颇的概念，它将女性可能更关注的情感表达排除在外，认为这是非理性的。在哈贝马斯的设想中，你要做所谓的有效性申诉，表现观点的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合一性、完整性。但女性主义者的批评是，这些标准很可能都不是中立的，而是被权力的男性控制的，语言与权力总是紧密缠绕在一起，有时即使女性已经表达得很完整，仍会认为是在发脾气，表达情绪。换言之，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不是一种对权力的忽视？
我对于这两方的观点都有同情。一方面，像女性这种在社会中整体处于弱势的群体，说话会变得更困难，很多问题如果不用一些出格的方式，是很难被关注的，这时候如果再有人用所谓公共讨论的标准或规范来限制，她们可能永远都不会有说话的机会。因此第一步是需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这个发声的姿态不好看，叫声很难听。但另一方面，当你的声音被听到之后，你要怎么去说服更多人，让他们理解、共情，以至于形成社会共识？进入这个层面，哈贝马斯所讲的交往理性就有价值了，因为如果你无法团结更多人，只追求讲出来发泄情绪，那久而久之，你的行动也会被矮化的，并不能推动实际的改变。女性主义者也关心consequence（结果），关心社会能不能往一个更好的方向发展。
界面文化：你在书里有梳理女性主义运动和公民社会的联系，这是否揭示了公共领域理论在当下的一个相对更新的面向？
周沐君：我关心的议题是，女性主义者和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公共知识分子之间为什么经常存在分歧？这与前面南茜·弗雷泽讨论的问题是相关的。很多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公共知识分子坚持认为，个人权利建立在公与私或者国家与社会对立的基础之上，在女性主义者看来，这其中的问题就会非常明显。比如在生育问题上，前者的批评集中于国家有没有权力干预个人的生育意愿，但女性主义更关心的是国家和社会之外，还有父权制和家庭的问题，即使国家不控制生育，生育的决定权是到了女性还是父权制家庭手上？生育损伤，生育对于女性的成本，社会化抚养，重男轻女文化，这些问题要不要考虑？在辩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直接把国家和社会理解成一个二元对立的关系，很多时候对于女性是不友好的，女性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在挑战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观念。
03 当文化战争渗透进日常生活
界面文化：在更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哈贝马斯对于公共领域的设想和反思有哪些能与我们当下的社会状况产生关联？比如，交往理性在当下这种观点愈发撕裂的社会有什么样的意义？
周沐君：说句玩笑话，其实批评哈贝马斯挺容易的，只要说他过于天真、幼稚就可以了。特别是在当下，找出人与人相互不理解的例子太容易了，我也经历过网暴，有时候会感到垂头丧气，不愿意在网上多说什么。但另一方面，哈贝马斯又在如此执着地告诉我们，人与人是可以通过语言交流的，不仅是科学研究这种有相对明确标准的事情，甚至道德问题、价值观问题、审美问题，在他看来都是可以讨论的。
比如说到审美问题。在哈贝马斯看来，审美也并不完全是偶然的、私人的、不足为外人道的。一个人的品位形成也会有一定规律。你觉得什么是好的，什么是美的，背后可能会有一些思考的体系在支撑。在哈贝马斯看来，如果一个人在交流中能讲讲他的思考，就是在为他人提供一种理解自己审美倾向的入口。这种交流导向的结果并不是所有人的品位都趋同，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对别人为什么会如此偏爱或厌恶一样东西产生理解之同情。这就已经很难得了。如果我们细心一点去看待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会发现上述“哈贝马斯时刻”也还是会发生的。可能是因为人还是希望有更多的同伴和听众的吧。当然这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界面文化：这种交流在当下似乎越来越难？尤其随着粉圈文化愈发成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心理。
周沐君：当社会走向更激进的方向，哈贝马斯的理论可能就会变得不那么受欢迎。粉圈文化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系统侵蚀生活世界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艺术和娱乐活动本来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我看了一部小说，很感动，听了一首歌，完全无感，这些都很正常。人们在一起欣赏文化艺术作品，交流探讨对这些作品的看法，原本可以是一种增进相互理解，甚至抵达彼此内心的契机。这不就是一种公共讨论吗。但这些东西如今被系统性的力量操控，感受反而变得不重要，真诚的表达和交流也不重要，大家讲的都是数据、流量。
我觉得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在这个问题上提供了一种批判的武器。他提醒我们，现在这种状况是有问题的，应该还存在其它可能性。我们可以反过来思考一下，是什么阻碍了我们的交流，是什么力量把文化娱乐活动变成了非此即彼的数据竞赛，还动不动就弄得你死我活的。
界面文化：今天我们对公共领域很有共感的另一个原因，可能与这几年的社会现实有关，特别是疫情后，开始出现一种“重返公共生活”的呼声，比如线下的社区营造，强调与“附近”的联结。
周沐君：将哈贝马斯介绍给英语学术界的美国社会学家克雷格·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曾指出，如果我们将公共领域理解为一个结构非常复杂的交往网络，这样会更好。之前很多人会从民族国家的层面去想象公共领域，但它其实可以有多个层次，一个小区、一所大学、某个人群，都可以有自己的公共领域，即使在全球层面，虽然现在是一个黯淡的时刻，但它也可以有公共领域。关心“附近”我觉得是好事情，但我们也要思考，这些以人群或地方为单位的小型公共领域是怎样嵌入更大的交往网络之中的，如果最后大家只有“附近”，我们可能就会面临一种情况，每个人都在参与所谓的公共生活，有自己关心的一小摊事情，但彼此之间仍是孤岛。
04 作为全球性类别的公共领域
界面文化：公共领域的中国化曾经一度成为学界热议的话题，这关联到人类学家杨美惠的观点，她认为眼下迫切的问题“不是某种西方的类别（如公共领域）是否适合传统的中国文化，而是某种现代的全球性的类别如何在特殊的中国现代性中形成和自我调整”。你是如何理解这一问题的？
周沐君：我的学术背景一方面会让我对于西方理论有所反思，但另一方面，我又很难直接想象中国和西方二元对立的路径，因为我接触到的许多公共领域研究也不是常规意义上的西方社会，它们都有各自的特殊语境。比如非洲的公共领域与殖民地传统有关，国家能力相对落后，更依赖一些国际组织的发展项目，印度的官僚制国家没有很强的执行力。中国又不太一样，是一个强国家的传统。我认为公共领域背后的问题和价值关怀是超越西方的，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在很多地方都存在。
这些非西方国家的案例会让我们发现一种理论与经验的错位，很多在形式上独立于国家与市场的行动者，他们符合公共领域理论，但实际上无法实现该理论所倡导的价值，比如公共参与和社会团结，而很多实质上符合公共领域理论期望的活动，比如经常被学者提及的巴西阿雷格里港市的参与式预算案例，在形式上却并不符合该理论对于独立性的规定。
如果只从理论和逻辑角度来推理，哈贝马斯的设想其实没有错，但在现实世界中，你很难找到这样的领域，什么叫完全独立于国家和市场？更多情况下我们看到的组织机构或行动者是既嵌入国家，又嵌入市场，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突破所谓的国家和市场二元框架，不能太僵化地去判断。
The Death and Life of Chinese Civil SocietyMujun Zhou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26-2
界面文化：你在自己的研究中也指出，哈贝马斯的理论设想与中国社会的经验材料很可能是相冲突的，并提出了一些新的思路。
周沐君：我继承了哈贝马斯在规范意义上的观点，即公共领域是什么，但我没有遵照他所说的框架，而是用了社会学家迈克尔·曼的“间隙性空间”概念。我认为不应该把公共领域可能发生的场所做限定，它可能在非常多不一样的地方发生。与此同时，我会更紧密地关注新产生的公共领域是如何与体制性力量互动的，因为它会在这个过程里逐渐被体制化，并带来不同的后果。
在中国的经验材料中，以反家庭暴力法为例，很多人知道它是2015年通过的，但实际上在此之前，这一法案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九十年代以来，一些体制内的女性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妇女权益，组织起“反家暴网络”这样的公益组织，收集大量信息，同时也跟很多草根的志愿者团体合作，帮助妇女逃离家暴的丈夫，通过媒体讨论形成公共舆论，游说关心妇女权益的人大代表，酝酿了十几年才最终形成这一法律。
这其实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但是它与哈贝马斯理论上的独立空间又很不一样。你能看到它不是国家单方面的行动，也不是独立于国家的纯粹民间力量，而是体制内外的人群不断互动产生的结果，这更像是一个渗透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网络。我的书就是想要提醒大家，多关注这些间隙性空间当中长出来的东西，因为事实层面的很多变革和进步都是这样实现的，它不是完全独立的、从真空里长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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