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渝川 | 振兴乡村文化艺术，不能让村民成为失语的NPC|世纪|乡村|国际博物馆日|当代艺术|民俗|郑渝川

而今各类乡村文化活动已经蔚然成风。乡村文化艺术的意义显然直接指向“艺术为人民服务”，并且也可作为社会美术教育和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这也引发了很多争议。实际上，乡村文化艺术究竟应当如何定义，如何发起，谁来主导和评价，政府主导、企业推动、民间自发、从民俗传统中挖掘和提升，哪一种更符合文化规律以及市场规律。乡村文化艺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接纳都市文化艺术，又该如何平衡精英导向与俗文化导向、平衡娱乐导向与意识形态以及审美导向。围绕这些，事实上一直存在相应的争论。

新出版的《线索与轨迹：21世纪乡村公共艺术研究》一书谈到，现在如火如荼的乡村文化活动，实际上经常伴随着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公众参与权利弱化。

当代艺术格外强调交互性，也就是艺术不能仅仅单向地指向某个静态的物品，更要关注创作、生产的本身，以及过程与意义的对照。

换言之，在当代艺术的框架中，观众不仅仅是最终的观赏者、评价者，也必然、必须成为参与者、合作者、讲述者和行动者。

但在乡村文化活动甚至城市、街区的文化活动中，经常出现的情况是，主导部门、赞助商以及艺术家事实上就把控着优先权——主导部门或赞助商提出需求，艺术家灌输自己的理念并确定具体艺术的形式。而这些活动中，甚至形式上成为参与者的观众，往往只是纯粹意义上的观众。

书作者指出，在乡村公共艺术项目中，与社群概念本质上对应的是“宗族”观念。很多地方，乡村社会除了家庭，还存在更大的宗族网络系统，以家族为基本社群构成最基本的乡村传统。当代艺术中的社群意识，可以理解为艺术与中国乡村社会传统重建联系的切入点，但必须如何处理文化差异，通过文化植入来创造连贯的文化认同和身份认同。

乡村公共艺术项目，乃至更为广义上的乡村建设过程中，必须注重处理与村民之间关系，还有就是村民不理解、不认同、不配合这些项目、过程的问题。书作者认为，必须基于农村的家庭和伦理观念，去理解和处理上述问题，最终推动不同个体在长期互动中因长期互动中因兴趣的重叠而聚集起来，形成相互协同的实验性关系，才能走向建立起嵌于传统社群的新型社群关系。

第二个问题，也就是许多乡村的公共艺术向艺术节的方向发展，但为了追求项目实现效率，而将城市里的许多当代艺术作品直接移植到乡村。

虽然，营造反差，让村民身着最先锋的服饰，将先锋艺术作品在田园风光中呈现出新的展现方式，这确实是一种艺术化的尝试，但是这毕竟是移植，使得艺术作品缺乏在地性，事实上公共艺术的基本意义也因此荡然无存。

还有一种做法，就是在乡村打造文创园区，以田园风光与创新创业、潮流文化融合为名，在村落里设置艺术展现平台，招商设置一些咖啡馆、画廊。这种做法的目的最初是吸引更多的旅游人口，以艺术节、双年展、文创园、文创产业研发等，最终不免工具化、项目化。

书作者援引尤尔根·哈贝马斯的观点指出，20世纪后期公共领域经历了变化，也就是有文化批判意识的公众，被转变为消费至上的公众，公共领域的政治批判被操控机制所取代。乡村公共艺术项目也不免因此被首先规划为拉动消费、取悦游客的项目，景致化、商业化、碎片化、冷漠化。艺术不再成其为基本的艺术，而更接近于商业游戏，村民能获得一些就业机会，但更像是被隔离在艺术之外的工资NPC。

事实上，在很多国家，城市中的这种艺术塑造，沦为商业式景观，以服务和追求最大化的开发效益为目标的现象也非常突出，或成为政治的附庸，或成为资本牟利的工具。而当这类形式进入乡村，就会对乡村的艺术要素、文化要素、民俗要素甚至生活方式都经过一番改造，使之服务于利润最大化。

目前的悖论正在于此，乡村建设必须服务于国家治理的目的，而乡村振兴要实现村民增收，当然不能仅仅依托于农业以及附着之上的农业文旅，必须通过提振文化要素，引入资本来实现可持续发展，但这很可能意味着危险的诱惑，使得人们轻率、轻易地放弃乡村文化基本价值以及对乡村主体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