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写了这么多死亡？死亡多沉重呀！同学们要更加乐观地面对这个世界！”
我印象中，这句话是陈昊在2016年春季“公共史学研修”课上说的。我邀请他到课上担任剧本作业点评老师。当时的他，侧身坐在座位上，面对同学，微笑而平和。当时的我，只是觉得这句话有力量，点出了我没注意到的问题。
万万想不到的是，这句话在今年会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死亡多沉重呀”！以陈昊遽然离世带来的难以描述的沉痛悲伤来体会这句话的分量，让我难以呼吸。他的去世，在我心里挂了一滴泪。抹不去、滴不下。
前几天胡文波兄送来陈昊的遗著《膏销雪尽思还生》。看到扉页上“献给我的父母、家人和朋友”的题献，泪水再次涌出。“死亡多沉重呀，要更加乐观地面对这个世界！”不正是“膏销雪尽思还生”最直白的表达？不正是陈昊短暂又光辉一生的写照？他的内心是悲情的，却总是积极乐观地面对世界。他在朋友面前总是活泼聪慧、热情仗义。朋友们很难感受到他的悲伤，包括我在内。最近几个月我一直在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错位？答案或许是：他是一位比较典型的理想主义者，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并以自己的光辉温暖一路相遇的朋友！
《膏销雪尽思还生：知识、情志与中国医学史上的“元白时刻”》，上海古籍出版社，2025年12月。
作为人大历史学院2011年一起入职的青年教师，我与他的第一次相见应该是在5月份学院组织的面试活动，但具体情形已不记得。记忆中与他的相识，是在2011年8月30号办理入职手续后。一个情节记忆犹新，当时学校人事处要求新入职员工提供一个有存折的活期账户，但是附近几个银行网点已经停止了这项业务。作为外地进京的学生，我费了些劲儿才在北理工支行办到。在交材料时，我们偶然相遇并知道了两人是一个学院同时入职的同事。由于同乘4号线，就一起上了地铁。一路上并没有怎么聊天。地铁过北理工时，我想起来存折的事，我给他说北理工可办。我忘了他一直在北大念书，这不是个问题。他愣了一下，然后委婉回复我，之前已经办过了。也许是我展现的这种单纯热情，拉近了距离。现在想来，我们在成长经历、喜好、专业等方面相似性很低，但是能从同事成为朋友，或许是性格有相似点。
此后半年，新入职教师集中培训，每周要上好几次课。见面的机会多了，也就越来越熟络。学院分配工位后，我们又多了一个交流渠道。那时候我一个人在京，常常晚上在办公室加班。他也单身，又当本科班班主任，也常常晚上还在办公室。虽然我们办公室不同，但是我的办公室在洗手间斜对门，遇到后就会在办公室聊会儿天。他住公益西桥，我住草桥，4号线同一个方向差几站。偶尔还一起搭地铁回住所。由于都是刚毕业来到一个新的学校工作，既要当班主任，又要完成培训任务，还要准备第二个学期的3门课程，大家都有一定的压力。所以最初的聊天都是从工作遇到的问题开始，吐吐槽，互相出出主意。聊着聊着，就从工作拓展到学术上，拓展到一些现象的讨论。聊着聊着，逐渐就从同事变成了朋友。
2015年，陈昊用制图软件为古丽巍、侯深、高波、胡恒和我设计了个性化书签，这是我的那一张。图中的黑豹即是陈昊心目中的“我”，其中包含了他对我的理解，还有一个因素是那时候我很喜欢听黑豹乐队的歌。
在和陈昊的交往中，我印象最深的情形就是聊天。那几年我晚上常在办公室加班，他有时处理完事情，会拐到我办公室里来聊会儿天。聊的高兴了，斜躺在椅子上，双脚或搭在另一个椅子上，或翘到桌角边，神采飞扬，自然放松。
聊天往往都是从学生开始的。今天班里又发生了什么事，哪个学生又出现了什么情况。本科班班主任最难当，陈昊又极认真热诚，这个本来兼任性质的工作，占用了他大量精力。他像家长一样教导呵护着，甚至是保姆式的照顾着学生，做了不少不怎么考虑收益回报的工作。比如为了让学生更好更快提升学术素养，他每周给学生们开读书班，带领学生们研读经典书籍或史料。学生们需要什么帮助，他总是想办法满足。学生要是出现了什么问题，他总是立即赶来处理。印象中，有一位学生凌晨出现了一些问题，他得知后立即从南四环住所赶到学校，尽力调动各方面力量和关系处理，及时帮助学生渡过了危难时刻。处理完事情，已是早上四五点钟。
除了学生，我们聊的比较多的是学术。那几年正是人大历史学科扩张的时候，前后入职了十余位青年教师。大家学术水平相对接近，办公室又多是大通间，接触机会多，聊着聊着，不少都成了朋友。这些朋友中，陈昊无疑是灵魂人物。他见闻广博，认识深刻，语言细腻，学术问题也能聊得绘声绘色。后来在陈昊等人的倡议下，同事们组织了青年史学沙龙。这个沙龙几乎能够保证一两周就举办一次活动，很快就成了一个中国史学界青年学者颇重视的交流平台。学术活动结束后，朋友们常聚餐。我虽然已搬到西三环住，但是回家还是一个方向。有时我会主动提出开车送他回家，不为别的，只是愿意多聊会儿天。天南地北，顺心随意，但是最终往往会回到学术问题上。我是聊天的受益者，放松了身心，增加了见闻，了解了学术动态，甚至是获得了灵感启发。
有时我们也会聊各自的人生感悟和未来规划。有一次在送他回家的路上，他说出了自己的一些经历和想法。一个是读书时期的不那么愉快的经历让他决意告别过去，自己走一条新路；一个是他总觉得自己很多问题还在考虑中，文章总是写了改，改了写；还有一个是他多少担心专著出版后被人挑问题。当时的我，并不能和他共情。我曾给他说，要有理想，不要理想主义。俗世洪流中，能够坚持理想，能够坚持为人治学的底线，已经很不容易。如果为人治学能高出底线，可谓了不起。对于我的委婉劝说，我感觉他其实领会到了，但并未反感或看不起我。现在看，其实是粗枝大叶的我，不能细微地理解他。
《膏销雪尽思还生》发布会上，责编胡文波兄说他的电脑里有三十多个文件夹，每个文件夹都是一个正在思考的问题。除了现在已经出版的三部专著，还能够整理后出版的书稿就有好几部。听到这里，钦佩与遗憾交织而生！这种思考与写作方式，正如他在《身份叙事与知识表述之间的医者之意》“后记”里写的那样，是“不计代价的”。如果说前两部专著还在探索的话，那么《膏销雪尽思还生》才是他自己风格的初步形成。这部书的出版和获得广泛好评，证明“新路”走成功了！
《身份叙事与知识表述之间的医者之意：6-8世纪中国的书籍秩序、为医之体与医学身分的浮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1月。
《疾之成殇：秦宋之间的疾病名义与历史叙事中的存在》，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3月。
学术是纯净的，治学应当纯粹，于陈昊而言无需多言。当年他在北大念书时，从元培学院念本科起就表现优异，读博士时就在专业顶刊发表论文。对于他担心被挑错误的心理，我曾笑着宽慰他，这都是理想主义者的表现。现在大家只看你发了几篇论文，出了几本书，申了几个项目，获了几个奖，没有几个人真正在乎你的水平，细读你的论著，思考你提出的问题。他认为我的看法不太对，学术界不纯净，但纯净学术一直存在。他的这个观点，我其实是认同的。我给他说，时间最终会将那些真正有水平的学术成果沉淀下来。可是，这个时间往往很长，坚持纯净学术的学人，大多现实中比较悲惨。我建议他早点儿达到职称评审的硬件要求，早一些评上职称，然后回过头再追求纯净学术。他又觉得我们这些前后年入职的同事都是不错的朋友，他也没有太大生存压力，不必和朋友们竞争，大家都评上了他再评。对于他的这种想法，我除了钦佩和感动，也劝说不动。我当时笑着给他说，那我先“跑”了，等我解决完职称，立住脚，再和你一起守护纯净学术。2020年学院职称评审，我评教授，他评副教授。我的内心是复杂的、惭愧的，甚至是尴尬的。论天赋、论素养、论水平，我俩调换过来才是合理的。
不想和朋友们竞争职称，源自于他热诚良善的性格。陈昊去世后，朋友们都很悲伤。大家聊起来，才知道他对朋友们都很热诚。就我而言，有几件事记忆深刻。第一件事是我妻子调动工作进京。我当时只是给他顺口提了一下遇到的困难，他几乎没有停顿考虑，就询问是否需要帮助。他的热诚让我非常感动，在他的帮助下，这个难题很快解决了。第二件事是我第一部专著《族群意识与历史书写》清样出来后，我请他帮我过一下眼，看看有无突出问题。当时他正要去欧洲参加学术会议。令我大为感动的是，他不是过了一下眼，而是背着清样去了欧洲，将书稿认真地通读了一遍，进行了订正并给出了肯定意见。著作出版后，又帮着张罗新书读书会。第三件事是我在2017年夏开始参与学院行政工作。我曾认真征求他的意见，他说干不干你自己决定，只是希望你不论何时都不要丢了学术。他还给我讲北大历史学系刘浦江老师上午卸任行政职务，下午就到办公室读书写作的故事。我当时笑着给他说，上午卸任，下午就去办公室读书写作可能有些难，第二天应该差不多。
2015年11月6-8日青年史学沙龙组织的“‘空间’还有多少空间？重访多维度历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期间，举办了“新书介绍及编辑对谈会”，对谈会由陈昊和胡恒主持，中间是陈昊，右一是胡恒，左一是我。这是介绍我新书《族群意识与历书书写》时被朋友抓拍的，由于陈昊和我都不爱照相，且举办沙龙时一般都是我拍照片，因此我和陈昊的同框的照片非常少。
2016年10月14-16日“差异与当下历史写作”国际学术研讨会合影，当·沃斯特、王明珂、彭刚等老师参加。前排自右向左第二位是陈昊，后排自左向右第一位是我。
2016年10月15日上午，“差异与当下历史写作”国际学术研讨会进行期间，陈昊作为主要的组织者，在观察各分会场的运行，靠门第一位站立者就是陈昊。
2017年6月14日，阎步克老师来青年史学沙龙给青年教师传授教学经验，阎老师斜对面左侧第一人即陈昊。
我与陈昊交往的几个憾事，也多与参与行政工作有关。第一个让我颇后悔和惭愧的是，青年史学沙龙100期的时候，学院要开党政联席会，我要汇报一个负责的事情，再加上结束后又要去接孩子，就没参加这个活动。我感受到他多少有些不高兴。第二个事情就是参与行政后，各种事务繁杂，他有时来办公室，再也不能像之前一样从容愉快聊天了，慢慢也就不来了。疫情发生后，有一次在走廊里偶遇，我很想和他聊一会儿，又因各自有事匆匆别过。此后我就很少再遇到他，日常联系日渐冷落。第三件事是他调到北大时，我很想请他和朋友们聚一聚，为他送行。那个时节我正陷于世界史本科专业分流挂零引发的风波中，感觉会让朋友们为难，反复思量，就作罢了。我给他发了个短信，告诉他等风波过后，一定补请这顿饭。
这顿饭最终也没吃上。他去北大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其间我多次问过几位朋友，都说他去北大后和大家见面很少。一个是他很忙，实际参与了系里教学组织工作，一个是考核压力大。几位邻近的朋友，周末约吃饭也约不起来了。当年意气相投的朋友们，都进入中年，各有各的难题，各有各的不堪，各有各的想法，相见也只有蹉跎嘘吁。他从人大离开，或许与这里的学术生态显著改变有关，应该也与朋友们的这种状态有关。我越来越担心他，也越来越想念他，就想着找一个他不能拒绝的理由来约他和朋友们聚一次，补上这顿饭，续上聊天的线。去年底，今年初，拙著《简明晚清史》进入了最后的编校阶段，我就盼着快点儿出版，好以这个由头邀请他。为了加快进程，即使是住院期间，也在尽力校对清样。事不如愿，书迟迟出不来，这顿饭永远吃不上了。责编老师将出版社微信公众号推送书讯发我那天，几个小时前我已见到了陈昊。他躺在大兴殡葬公司的冷柜里。
在协助处理后事时，前面这些事一幕幕在脑海中浮现。我拟了一副挽联：
为人纯良，为友热诚，与君相交三生有幸！
为学纯粹，为师挚真，英才早逝天地痛心！
这是我对他的白描！为人纯良、为友热诚，为学纯粹，为师挚真，四个方面汇集于一身，散发着理想主义者的光辉！
之后我很多次地想，要是那顿饭吃上了，要是畅快的聊天恢复了，是不是他就能避开了那个令他心跳骤停的时刻？也很多次的自责，在那么长的时间里，为什么没能注意到他的无助和悲伤？也很多次的思考，司马迁的伯夷叔齐之问：“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也很多次的希望，时光可以倒流，回到了那几年谈笑风生、追求纯净学术的时刻。
正如高波兄说的那样，陈昊走了，朋友们活在愧疚里！
七八个月来，几乎每天都想写这篇纪念他的文章，可是每次一提笔，就思之泫然，情绪翻涌。前几天拿到《膏销雪尽思还生》后展卷阅读，我感觉就像很多年以前，他在我面前聊天一样。那么渊博、那么细腻、那么敏锐、那么风趣、那么深刻！我依稀感觉，我们似乎曾经聊过“元白时刻”和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只读了十几页，我的情绪慢慢平静了。
看到他对时间的深刻解读，我又想起了他要走自己道路的话，我又想起了他背着一个硕大双肩包的样子，我又想起他守护纯净学术的理想，我又想起朋友们进入他住所寻找他时看到的情形，电脑还是开机工作状态。那个时候，他正在全力修改即将付梓的书稿——《膏销雪尽思还生》。
我打开电脑，写下了这句话：我们都在时间里寻求答案和意义！
写于2025年12月11日
修改于2026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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