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张永新（中国现代文学馆学术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对谈人：马海波 陈昶 邱田 邢程 张凡 张博实 邵部 胡行舟
文学现场涌现着令人惊喜的新现象，不断释放创新活力。与此同时，在层出不穷的文学事件冲击之下，我们迎面撞上文学性所指为何，文学价值何在等诸多新困惑、新难题。近期，围绕这一主题，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学术青年工作坊邀请青年批评家们，从人的独特性、新大众文艺的活力、研究方法的转型、青年精神的坚守以及媒介生态的重塑等多个维度展开讨论。
“文学性”与科技的距离让它成为人类确认自我独特性的标志
主持人：当数字媒介、人工智能不断重塑当下的文学阅读与创作，重构我们的日常生活，在信息越刷越快、内容越来越短、AI也能提笔写作的今天，我们到底该怎么理解“文学性”？这个经典命题似乎再次成为萦绕心头、挥之不去的困惑。当下，作为批评家，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文学性的内核与独特价值？
马海波（青海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在我看来，文学及文学性归根结底与人的内在活动有关，包括人的感受、情感、思想、心灵和精神等，也与由这些内在活动引发的行动有关。比如，文学可以写战争、写革命，但文学毕竟不是历史，文学要写的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在战争和革命中的经历、悲喜、思考以及由此引发的选择和行动。
文学性首先体现在它守护人的感受的肉身性。我想起一位诗人的一句诗，“诗是肉长的”。AI可以去统计一部作品里面悲伤词汇出现的频率，会讲述一个合乎逻辑的爱情故事，但是AI永远无法真正体会各种各样的悲伤及其带给人的不同感受，它也无法真正明白爱情的感觉及其对于人的刻骨铭心。文学的肉身性体现在它来自有温度的身体，同时又抵达另一具同样有温度的身体。
文学性其次体现在它守护人的情感的复杂性。当下，短视频流行，许多都是“短平快”。在教书过程中我发现，很多年轻学生从来不看电影，只通过短视频看三四分钟的缩减版，这样的结果就是把电影中原本丰富、复杂、暧昧不清、欲说还休的情感简单化、标签化乃至肤浅化，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今天，很多人没有时间，没有精力，甚至有时间有精力也不愿意去深刻地思考和感受。网络媒体传播逻辑就是把复杂的事件和问题简化为非黑即白，“标题党”和流量至上。所以也有人指出，现代人可能越来越走向肤浅和粗鄙。
文学性再次体现在它守护的是人类思想的未完成性。文学很少会提供给我们一个明确的答案，它擅长呈现人的那种不确定性、未完成性和不完美的部分。文学，它会容纳人的错误、退缩、犹疑、失败。文学善待人及其软弱和残缺。诸如托尔斯泰这样的大文豪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也并未在爱情和道德之间提供完美、明确的答案，而是同情地表现人在这两者间的撕扯、矛盾和徘徊。
文学性最后体现在它守护的是人类精神和心灵的内在性。我们在历史中看到很多具体的事件，宏大的历史发展过程，但是我们在历史中读不到特定时代在具体事件当中那些鲜活而真切的个体的心灵记录。人内心的活动，你只能通过文学艺术读到。文学是虚构的，但在表现人的情感、思想、心灵、精神等内心活动的时候，文学是最真实的。
我相信，科技越发达，人工智能技术越先进，文学的价值也越能凸显出来。因为它是非工具的，非功利的。人永远都需要“无用”的文学。在加速时代，文学给我们提供了“慢”的能力，在肤浅时代，文学给我们提供了“深”的能力。我们要重新把文学请回到人类生命的核心来认识它。
主持人：回望对文学性的历次讨论，往深处追寻，总能看到人何以为人的根本性问题。“文学性”与对人的认识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紧密的关系，那么我们怎样在“人学”的视野中重新定位“文学性”？
邵部（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今年年初，深圳中学教师于雅萱在社交媒体网站上发布了一段课堂视频，内容是青年学生对于“如果用一个字证明你不是AI，你会选哪个？”的讨论。有学生给出的字是“急”，因为“机器人不懂为什么人总是很急，医院30分钟后才出检测报告，为什么每过几分钟，就要去看结果出来没有呢？”有学生给出的字是“顿”，“被一朵花绊住，为一朵云驻足，相比AI快捷抵达终点，人总是停顿在路上。”
类似让人惊叹的、富有诗意的答案还有很多，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的地方，那就是学生们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放在了那些由生命悸动的瞬间所凝聚的词汇上。这些答案的背后，隐含的是人们在AI时代，对于“人何以为人”这一问题的思考：恰恰是那些看似“不理性”的价值判断，“负面”的情感波动以及“不美好”的生命体验，构成了人类区别于智能体的独特性。
有趣的是，在表述这种观念的时候，他们采用的不是最直白、最经济的语言形式，而是着意对语言进行修饰、美化，使用形象化的修辞、讲究节奏与音韵、经营结构。这种形式的重点不在于信息的传递，而在于情感、意味的营造，也就是说，他们采用的是“文学性”的方式来表达对“人”的理解。
“文学性”作为一个专业概念，是俄国形式主义研究首先提出来的。他们相信存在着一个客观的东西，让文学成为文学，同时也让文学研究成为一种科学，能够在现代学科体制中占据一席之地。归根结底，它体现的是一种追求理性的科学主义的思维。但这种理解在当代中国只是作为一种知识被译介过来，从来没有成为主导性的文学观念。尤其是在今天，当人类第一次遭遇到一个绝对理性的甚至在外貌上越来越趋近自身的他者时，我们发现“文学性”与科学的距离反而让它成为人类确认自我独特性的一个标志。这不能不让人重新想起“文学是人学”的命题。无论是在20世纪50年代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无论是把人理解为集体的、阶级性的还是理解为个体的、普遍性的，这些讨论都是在“人”的范畴内进行的。而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一命题重新被激活了，不仅“人”构成了“文学”的最核心的概念，同时“文学”也变成了“人”进行自我定义的一种方式，即，人学也是文学。这要求我们同样要把人本身作为“文学”来看待，面对人的情感，把握人在历史中把自我呈现出来的那些瞬间，并将之历史化、社会化。由此，现当代文学研究最终落在了历史语境、社会结构与精神世界的交汇处，它的意义与价值很大程度上正体现在这一点上。
新大众文艺：重建文艺与时代、社会、历史的联系
主持人：当我们将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场，会发现文学性正在以新的形态涌现，比如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新大众文艺”“素人写作”。如何看待这种文学形态中“文学性”的拓展和变迁？
胡行舟（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助理教授）：在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的今天重估文学价值，我认为有两个概念至关重要：一是风景的发现，二是剩余的文学性。“风景的发现”是柄谷行人的经典之论，在新大众文艺中，它却别有一番意味。跟职业作家不同，素人作者常有着跟文学并不相干的本职工作，这份工作甚至也成了他的经验来源、表述重心和身份标签，那么我们尤其需要解释的就是：对这些并不悠闲的劳动者而言，自然、社会、文化和生命的风景是如何发现的？他们是如何一边马不解鞍地与时间赛跑，一边“别有用心”地看见了风景？这就关联着新的大众主体的生成——我们之前讨论“新大众文艺”，往往是在新或旧的“大众文艺”上做文章，却未足够重视“新大众”与“文艺”的关系。风景的发现则揭示出“新大众”与“文艺”之间的彼此成就。正是因为新的大众力量的涌入，文艺才呈现出新的面目与格局，促成感性的再分配。可也正是因为文学的在场，劳动人民丰富的情感和开阔的视野才有了着落，货车司机、快递员或外卖员才能将日夜兼程的奔波转化为感悟、探秘、用汗水和疲惫换取宝藏的旅程，才能为路上的风景准备好削尖的心灵触角。风景倏忽即逝，没有驻足与凝视，它也就仿佛并不存在，但它也未必就是风尘仆仆者的奢侈。风景的存留有赖于记录风景的能力与心意，在某种意义上，是文学催生了风景，而风景又确认了新的大众主体，让平平常常的劳动者敢于肯定自身、铭刻生命的崇高一瞬，以人生乃至世界之作者的身姿昂然挺立。
关于剩余的文学性，陈晓明教授曾做过诸多阐发。而在新大众文艺中强调“剩余”，一方面是说明素人文艺的独特生产模式——他们的创作是忙里偷闲的剩余，是劳动节奏的延伸或悬停，是挤榨时间和生命而得来的结晶。另一方面，剩余却并不等于贫瘠，而是恰恰意味着旺盛与涌溢。素人作者常把自己的文学姿态放得很低，自认为是“低处飞行”，是与“高大上”相对的“低小微”，但他们对文学近乎相濡以沫的珍重，其实远高于许多专业作者。文艺浸没入他们的身心，鼓舞其发声，帮助树立其作者意识和主人翁态度，使他们和世界发生更多诗意的关系，也赋予了他们更强的纾解忧难、克服困境的主体能量。正因如此，劳动者无论在什么岗位、如何奔走辛劳，都仍可以拥有一种对主体的信念，对灵魂的把握与关注，仍可以亲近世界、观赏风景，体认人生阅历和文化沉淀带来的充盈。
陈昶（同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我想强调文学的内在培育与文学公共生活的实践意义。因为还没有形成完整思考，所以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我持续观察、跟踪了两年的、新大众文艺在基层的鲜活范例——上海杨浦区的延吉七村。
它是20世纪80年代建成的大型新村，有2600多户、五千多位居民，最初以工人为主、少量教师聚居，如今外来人口和租客多，流动性大，且老龄化突出，60岁以上老人占比超一半。
我最初受新村社群服务中心邀请参与文艺活动，第一次参加的是“今天，谁还在读诗”，现场六十多位居民齐聚，有退休老人、全职妈妈、教师、义工，还有周边高校学生、律师，甚至小区拾荒者。大家读的诗五花八门，古典诗、中外现代诗皆有，还有原创诗作，读完后不仅聊读诗技巧、喜爱的缘由，还认真探讨“今天我们为什么还需要诗歌”，这给了我极大触动。
除了读诗，村里还有摄影展，影视、音乐赏析甚至是广场舞讨论等活动。一位居民展出三千多张山西文保照片，激发了大家的热情，居民们纷纷分享照片，交流摄影技巧，也聊日常生活里的美，交流怎么用镜头和身心去发现美；大家还围绕电视剧《山花烂漫时》从影视表演聊到上海教育；因老龄化严重，我避开生硬的专家讲解，推荐了《妈妈》《困在时间里的父亲》两部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电影，观影讨论吸引了众多居民，甚至90岁老人也参与其中。大家的讨论远超病症本身，延伸到生命态度、家庭情感、养老互助等话题，也让我们意识到，这些问题不仅是技术和经济问题，更是充满温度的人文问题。
延吉七村这个普通的新村，让我们看到新大众文艺在基层的真实模样：尽管目前能作为实绩的优秀作品不多，但通过这些公共性文艺活动，普通人真正走进了新大众文艺。这一步步的实践，正是我们重建文艺与时代、社会、历史的联系，重拾文学文艺责任意识与现实关怀的过程。
这种文学艺术在公共生活中的内在培育，是普通人自发文艺意识的内在滋养，它不用“量化”来急于求成，也不该停留在观念层面，而是新时代大众文艺与人文意识的实实在在的探索与用心实践。这个过程，让一个时代的美育和人文意识朝着平均值与最高值双向奔赴，未来新大众文艺的优秀创作，我想也必然蕴含在这样的基层实践和大众参与之中。
主持人：来自生活现场的、带有“田野”气息的文学创作，确实为我们理解“文学性”提供了新的路径。它既要求对文学创作进行重新定位与价值判断，也倒逼文学研究者强化方法论自觉与问题意识，在理论与现实之间建立更紧密的对话，主动适应从书斋走向现场、从文本走向生活的学术转型。我们应该如何适应这样的转变？
张凡（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教授）：我在新疆生活、工作二十余年，一直倡导文学研究不应局限于书斋，而应走向更为深远、到处充满生机的“田野”。这首先是基于作家、作品与现场是一体的认知。身居新疆的作家们，普遍具有一种“行游”的气度与面貌。比如作家李娟，那极具现场感的文字，一下子把读者和阿勒泰的草原、牧区的距离拉近了。这种源自大地和生活现场的文字质感，正是我们应该去切身感受的。我始终鼓励学生走进文学现场，与作家建立深度交流。其次，是关于文学与媒体的关系。我认为文学研究不应只局限于学术期刊，媒体能让文学更走近大众。这些年，我通过与媒体互动，开展作家新作评论、读书分享等，让文学以更接地气的方式被大众接受。最后，不论是走进现场还是借助媒体，终归需要从“文本”出发，回归文学本真。我倡导一种“文本细读—现场/对话—回归文本”的研究路径。文学是朴素的，文学研究也应褪去高冷，以真诚的姿态贴近生活、贴近大地。
邢程（浙江大学文学院长聘副教授）：从博士毕业到现在，我经历了方法层面的重要转型，我愿称之为读了第二个博士学位，这个“学位”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语言与经验之间的关系。我越来越觉得，“语言与经验之间的关系”是文学研究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或者说是一切问题的元问题。我知道许多人都关心比如新的媒体或传播形态，但实际上，无论短视频还是网文，“语言”只是变成了其他媒介符号，其与经验之间的关系，仍然是根本性的。
在鲁迅这里，语言捕捉经验、再现经验，语言在运作，但同时语言总是显现出某种不可能性。1927年《野草·题辞》的那个著名开篇就是在字面上讲出了这个不可能——沉默时充实，开口就空虚——说的就是想要表达之物总要逃逸出语言的写作困境。而又恰恰因为这种不可能、这种困境，才使得“文学”不断发生，就像卡夫卡所谓“我不能用德语写作，我不能用其他语言写作，我不能不写作”一样。
过去几年里，我具体的工作都是围绕这个问题展开，比如鲁迅如何翻译西文的名词，比如鲁迅如何拒绝“寂寞”这种命名以及作为他的反面的、郁达夫如何拥抱“抑郁症”这个字眼，等等。我想说的是，完成这些研究，需要一个新的“工具箱”——自己组装的工具箱，而不是现代文学研究传统自带的那些操作办法。如何组装这个工具箱？我自己的经验是遵从鲁迅在1925年给出的教导——“多读外国书”。而当组装并启用这个工具箱时，当我们将“语言与经验之间的关系”作为核心问题时，批评就成为一个必要的步骤，而所谓“文学史”的形态，也应该用一种新的方式被勾勒出来。
文学的青年立场：“常为新”与“冒犯精神”
主持人：如果说大家都真切感受到“文学性”的存在，并以各种各样的新方式萦绕在我们周围，那么，当下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研究，我们都常常会感受到原有经验方法和理论范式的某种失效，我们到了一个需要新的“工具箱”的时候，然而，这一“工具箱”并非现成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承担角色、发挥主动性，体现“青年立场”？“青年立场”对文学实践的核心意义是什么？
邢程：与“青年”相关的，并不是“新”，而是“常为新”。它包含着一种不停歇的自我颠覆并据此进一步探索的机制，与它相反的是一种追求确定性、缩回舒适区、依赖安全感的研究习惯。这类似于鲁迅对于“白话”的态度：“白话”并不是简单的非文言，它没有具体的语体所指，而是非套路、非官腔、反言之无物，是一种语言的方式，是维持语言的可信性的不懈努力。这也是语言与经验之关系的核心所在：一旦一种言语方式被凝固下来，它就注定会在把握经验的过程中慢慢失效，甚至反过来异化言语的主体。因此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青年”作为“常为新”的一种象征或具体化，确保着文学的永存，而在这个意义上，研究文学与文学本身也分享着同一种动力。“常为新”是一种辛苦的永动的努力，而不是那种以各种新名目来伪装旧范式的把戏——后者其实并不鲜见，只是有些时候不容易被识别，或像皇帝的新装一样令人们不得不保持缄默。研究范式上的“常为新”是需要勇气的，去识别、克服、突破那些盲人摸象、刻舟求剑式的积习。不过也要知道，这个“勇气”并不仅是突破传统的勇气，也更是埋头进行持续而艰苦的学习的勇气。
张博实（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何平教授曾提出“文学的冒犯”这一理念，鼓励青年写出具有探索性的作品。这是一种广义的“青年立场”。它包含两种角度：第一，是代际与年龄意义上的“青年”；第二，是作家在创作实践中所展现出的“青年精神”——一种不竭的挑战精神。这是无论什么年龄段都可以拥有的一种“立场”。很多作家即使进入中年、老年，依旧保持着“青年般”的叙事姿态，不断尝试、挑战新领域，践行着青年般的“冒犯精神”。当创作者从“青年立场”，即冒犯的精神出发时，自然也会形成敏锐的目光来回应时代之变，即有着独特的“时代眼光”，让文学表达的样态不断更新。作家们在寻求自身变化中，顺应、契合时代之变，以中国既有的思维方式，融合外来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强劲气息，形成自己的创作命意和叙事美学，使“中国经验”在小说文本中生机勃发，民族的精神、当代人的心理和现实流变在书写中获得充分展现。毕竟，文学的生命力及其延续，不是靠着理论和概念，而是一种经验，更依赖于作家对世界的审美视角与动态把握的能力。
主持人：数字媒介和AI带来的挑战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其中就包括对读者感知和文学生态的深层重塑。在信息碎片化与算法推送、短视频文化盛行的当下，读者的注意力持续时间缩短，深度阅读能力弱化，文学的接受场景与接受心理发生结构性位移。各位老师都是在高校工作，与青年学生、读者们在一起，请谈谈从读者变化的视角，如何应对文学危机、重识文学价值？
邱田（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我想从读者变化的视角切入，分享三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警惕”。警惕什么？实际需要警惕当下文学感知模式的改变。读者的阅读品味与阅读习惯发生了内在的改变。比如微短剧追求“三秒一反转”、脱口秀追求“五秒一爆梗”，这种媒介隐喻推崇即时满足和去语境化叙事，与文学经典所要求的慢速阅读、延迟满足形成冲突。长篇小说里常见的冗长的风景描写、复杂的人物心理，今天的读者已经感觉“不耐受”，甚至产生了生理性不适，恨不能有类似视频观看的倍速可开。微短剧与脱口秀背后所代表的快消逻辑，正在以“即时满足”重构读者的注意力结构与审美感官，文学经典的“慢速美学”与复杂性体验面临被解构为“梗”的困境。
第二个关键词是“重建”。算法资本冲击了传统标准，制定权的争夺日益激烈。事实上，文学标准的制定权正在经历文化资本与算法资本之争，传统依赖专业读者的象征资本正被算法逻辑所冲击，标准变得日益混乱。当我们看到百万的销量由短视频带货决定的时候，谁才能定义什么是真正好的文学？比如关于鉴抄的讨论，热度很高的帖子下面读者留言中常常引用网文平台发表的标准进行讨论，这种商业标准与专业标准之间是否存在差异？仿写与抄袭的边界在哪里？这些都需要文学标准与价值的重建，不仅在专业领域内，也在大众传播中。因此，专业批评需要转型，既要坚持细读，也要通过播客、视频等方式进行通俗化转译，构建适用于数字时代的价值体系，以此来重新确立文学价值与审美判断的坐标系。
第三个关键词是“融合”。以素人写作为例，素人写作天然具备大众性，提供了未被专业性束缚的鲜活体验，这也是新大众文艺的重要价值，但这种价值的持久化离不开文学价值与大众读者的有机融合。目前的素人写作还存在着野蛮生长时文学性不足、进入庙堂后读者流失的问题。素人身份与文学身份的完美结合需要漫长的磨合期。保持普通读者持续的关切度也是重要课题。未来新大众文艺若要走得更远，需要在文学性与大众性之间实现文本、媒介以及不同平台与受众层面的深度融合。
从读者反映到批评、媒介转型，我们面对的确实是一个本体性危机——不仅是媒介与算法带来的，也包括AI的冲击。我们需要从读者、批评家、创作者多个维度深入思考，而文学批评未来的新任务，不是退回前数字时代的怀旧，而是在技术与流量的裹挟中，重新激活文学作为“人的文学”的永恒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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