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罗素给汉字判了死刑，结果中国人用三招“神操作”，彻底把他整不会了
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新中国语言文字工作60年》，语文出版社，2009年
1920年的北京，冷得那叫一个邪乎，仿佛连空气都能冻裂。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位享誉世界的英国大哲学家差点把老命丢在这儿。
这人叫伯特兰·罗素，刚到中国就在湖南染上了严重的肺炎，一度病危，甚至国外的报纸都提前给他发了讣告。
大病初愈后，他带着一身虚汗和满脑子的问号回了英国。
谁也没想到，仅仅过了两年，这位数学家出身的大师，反手就给中国文化下了一张“病危通知书”。
在他的那本《中国问题》里，罗素并没有像其他傲慢的洋人那样指着中国人鼻子骂，相反，他对中国人的性格那叫一个推崇，觉的咱们淳朴又豁达。
但他手里那把手术刀，却精准且冷酷地扎向了中华文明的命门——汉字。
他把话撂得特别狠：只要汉字不改，中国就别想走进现代化。
这话在当时听着简直就是一声惊雷，炸得无数知识分子心里发毛。
罗素不是故意找茬，他是真觉得汉字这套系统成了中国发展的绝症。
在他眼里，一个国家90%的人是文盲，这哪里是文字，这分明是要把老百姓挡在知识门外的“防盗门”。
首先让他感到窒息的，就是那个令人绝望的学习门槛。
罗素是搞数学逻辑的，脑子里装的都是效率。
他看西方的文字，26个字母排列组合，小孩学几个月就能拿着报纸读得津津有味。
可到了中国，他看到的是无数精壮的劳动力，哪怕干了一辈子活，依然是个睁眼瞎。
那时候的中国，文盲率高得吓人，一方面是穷，另一方面确实是字太难认了。
你想想，那时候还没有简化字，一个“龜”字能写得人手抽筋，更别提那些动辄二三十画的生僻字。
罗素断言，一个需要花费10年死记硬背才能掌握读写工具的民族，根本没那个闲工夫去搞科学创新。
当西方的学童已经在用拼音文字学习物理化学公式时，中国的私塾还在让孩子们摇头晃脑地背《三字经》。
这种效率上的“降维打击”，让罗素悲观地认为，繁复的汉字就是拖垮中国普及教育的罪魁祸首。
如果说“难学”只是苦了学生，那“难用”则是罗素眼里的死穴。
作为工业革命的受益者，罗素太懂“标准化”这三个字的分量了。
他惊恐地发现，汉字在信息检索和印刷上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在那个年代的欧美印刷厂，排字工人坐在莱诺铸排机前，跟弹钢琴似的敲击键盘，报纸书籍哗哗地印。
再看中国的印刷厂，排字工简直就是在药房抓药，对着架子上几千个铅字方格跑来跑去，满头大汗找一个字得费半天劲。
这就导致知识传播的成本极高，速度极慢。
更要命的是排序。
西方的字典，A后面永远是B，检索逻辑清晰得像一条直线。
可汉字呢？
步首、笔画、结构，查一个字跟破解达芬奇密码似的。
罗素敏锐地指出，这种无序性会导致信息处理的极度迟缓。
在一个信息就是力量的时代，中国的信息高速公路还没修，就被汉字这辆“老爷车”死死堵在了起跑线上。
他甚至断言，除非中国废除汉字改用字母，否则在这个追求速度的工业世界里，中国永远只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吃灰。
当时的激进派甚至喊出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口号，可见罗素这套理论在当时多有市场。
罗素的第三刀，扎在了“科学”这个软肋上。
他发现汉字在面对现代科学术语时，表现出了一种尴尬的“失语症”。
字母文字是表音的，外来词直接音译，比如“Telephone”，读音和拼写是一体的。
但汉字是表意的，当海量的西方科学名词涌入时，中国学界直接乱成了一锅粥。
同一个化学元素，南方人这么翻译，北方人那么翻译，加上方言的巨大差异，广东人和北京人谈科学，简直就像鸡同鸭讲。
罗素认为，汉字的音义分离导致了概念的模糊，这对于要求绝对精准的自然科学来说是致命的。
这种文字写写朦胧诗还可以，拿来搞科学？
简直就是拿着算盘去造原子弹。
看着那些在租界里努力学习西方科学，却被翻译搞得晕头转向的中国留学生，罗素叹了口气。
在他看来，汉字就像一个穿着长袍马褂的老大爷，无论怎么努力，也没法利索地操作精密的现代机床。
可是吧，历史这玩意儿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它的不可预测性。
罗素千算万算，没算到中国人骨子里的那股“变通”劲儿，更没算到后来会有一个强大的政权，能以举国之力对这古老的文字进行一场外科手术式的改造。
1949年以后，新中国面临的烂摊子比罗素看到的还要糟，但解决问题的决心那是前所未有。
针对罗素诟病的“繁”，1956年《汉字简化方案》横空出世。
这可不是简单的减笔画，而是一场文化平权运动。
几千个常用字被狠狠“瘦身”，原来写得手疼的繁体字变成了清爽的简体字。
那个被罗素视为“不可逾越”的识字门槛，被硬生生地削平了。
紧接着，扫盲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到处都是识字班。
短短几十年，中国的文盲率从80%以上暴跌到现在的极低水平。
罗素预言的“因为字难学所以民智不开”，被新中国的扫盲奇迹狠狠打脸。
至于罗素担心的“无序”和“印刷难”，中国人用技术创新给出了回击。
先是拼音方案的制定，给汉字装上了“音标”的义肢，彻底解决了语音标准化的难题。
普通话的推广，让天南地北的中国人终于能无障碍交流。
最绝的是后来的计算机时代。
这原本被认为是汉字的“鬼门关”，因为键盘完全是为字母设计的。
那时候好多专家都绝望了，觉得汉字肯定进不了电脑。
结果呢？
王选教授发明的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直接把铅字时代给终结了。
再加上五笔、拼音等输入法的问世，让汉字在数字时代实现了弯道超车。
汉字没死，它只是换了套玩法，顺便还超了个车。
如今，我们用手机打字的速度甚至比英文还要快，智能联想功能让信息传递效率达到了罗素无法想象的高度。
回过头看，罗素当年的“三大判词”，在当时的逻辑下确实无懈可击，但他低估了一个古老文明自我革新的勇气。
汉字没有像他预言那样成为现代化的绊脚石，反而通过简化、标准化和数字化，成为了信息时代最精炼的载体之一。
那些曾经被视为缺陷的表意特征，如今在联合国文件中，成了最省纸张、阅读效率最高的文字版本。
历史跟罗素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并没有人废除汉字，但中国依然站起来了，而且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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