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周勋初先生2006年4月19日在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所作的报告，报告题为《关于论文选题和治学方法》，后收入《艰辛与欢乐相随——周勋初治学经验谈》。
另一个问题就是找不到什么题目。硕士研究生可能好一点，博士研究生更伤脑筋。博士论文选题确实麻烦。因为博士论文选题很重要，选得好，才会写出好文章，也会有一个好的学术起点，在学术界崭露头角，今后还可以不断开拓、发展。所以很重要，应该好好考虑选题。
怎么去做呢？经常有人说，这个问题不能做，那个问题好做。其实，没有什么好做、不好做的，关键是水平的问题。有水平，则什么题目都能够做好；没有水平，好题目也写不好。
如韩愈，写得人很多。我最喜欢读陈寅恪先生的《论韩愈》，就两三千字的文章，但是写得十分漂亮。这种文章不知道大家现在还读不读，好像不太读了吧？像王国维、陈寅恪这样的文章，用的是文言文，与现在的文章不同，读起来疙疙瘩瘩的。大家最爱读的可能还是《文学遗产》《文学评论》等杂志上的文章，但是，这上面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文章不太多。我觉得要真正提高自己的层次，还是要读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文章，因为确实写得好，对人有启发。
我于八十年代在南大带硕士的时候就开了一门治学方法的课。其中举王国维和陈寅恪为例子。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老是喜欢赶潮流，一个潮流接一个潮流的。新中国成立后，一开始就强调立场和观点。观点正确，文章就好，而正确的观点来自正确的立场。站在人民立场的就好，否则就坏。如韩愈就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的，就坏；杜甫因为站在人民立场上，就好。教条主义很严重。当时的文章满是“人民性”“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艺术性”“思想性”等字眼。五十年代，政治决定一切。当时的文章，没有多少能传下来的。八十年代，方法论成为热门，方法决定一切，什么信息论、结构论等等，搞了半天，这些“论”究竟是什么，也不清楚。八十年代后期，就是文化论，提倡“大文化”研究。当时在《文学遗产》上就有好几篇宏观研究的文章。这么弄来弄去，真正取得高成就的东西可不多。
《当代学术研究思辨》
我在南大教书时，曾经与老一辈学者如程千帆先生等探讨，认为讲方法，还不如挑出近百年来最好的一些学术文章，让学生看看学问是如何做的，反而会更有效一些。现在的同学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文章的好坏看不出来，往往看到蹩脚得不得了的文章，却如获至宝似的。所以，自己一定要有鉴别水平。所以我就开这门课程介绍读书方法。我没挑章太炎的文章，因为他主要还属于清代朴学的传统学人，对学术贡献的确很大，但不是主流。
我认为近百年来最有成就的学术成果就是清末到民初的学术研究。这些人在清末的时候到国外留学，回来后在北洋军阀时期，一个个成长起来。所以，我们现在评价古人，也要客观，一些历史应该改写。如，北洋军阀，以前老是被斥责为一塌糊涂，贪污、腐化，一无是处。北洋军阀有的是很坏，但是实际上不一定全部是这样。我们看，史学研究的王国维、陈寅恪，哲学研究的冯友兰、汤用彤等人，都是在清末时候出国，民初回来，在北洋军阀的时代成长起来的，因为当时的学术气氛还是比较宽松。胡适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因此，中国人应该好好考虑过去的那些讲法了。有些是很片面的，是教条主义的东西。
为什么以上学者能够取得很高的成就呢？首先，他们接受的教育是以传统的国学为基础的，而不是分工过细的。如《十三经注疏》等等都读过。后来到了国外，又学习了新学术、新方法。因此，这批人基础好，视野开阔，研究成果最好。对这批人就不能不加以关注。我认为陈寅恪的文章就不能不研究。
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是近百年来最好的文章之一。它将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大家知道，“五四”时期疑古主义思潮严重，要推翻过去的一切，如胡适、顾颉刚等。胡适从美国回来，在大学讲课时，就从周宣王讲起，说中国此前的历史都靠不住。因为他在美国是学杜威的实验主义的，没有证据的东西，都认为靠不住。他认为，在周宣王之后，历史才一年一年地排得出来，此前则没有确切的历史记载。我跟我的老师胡小石先生学过甲骨文，读得懂他的文章。王国维经过考证，认为《史记·殷本纪》中的记载基本正确。王国维的文章一出，胡适等人的论点不攻自破。近几年还陆续发现了许多古书和卜辞，那么古代记载可靠的东西就越来越多，因此有人提出：“走出疑古主义”的时代到了。既然《殷本纪》靠得住，那么《夏本纪》也应当是靠得住的。所以中国历史至少可向上推至夏朝。这样，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完全可以靠得住了。王国维的论文就将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写成这样的文章，就是好文章。
古代文学方面，陈寅恪的文章有许多新论。因为他眼光独到，《论韩愈》才两三千字，其中提出韩愈在中国历史上的六条贡献完全是他自己的独到体会。新中国成立后的文章，教条主义很严重。当时就一味贬低韩愈，抬高柳宗元。陈寅恪就在文章中说：谁骂韩愈，谁就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一般人这么说，可能会被打成反动分子，因此都不敢说。现在学术环境好多了，可以说了。总之，陈寅恪的眼光就是好。现在的研究工作动不动就强调要发现新材料。陈寅恪用的则都是大家都能看见的材料。如《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等等。但是，他就能够从中看出新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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