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徐州那个鬼地方,空气紧得像要爆炸。
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气得手都在抖,死死按在桌子上,脸铁青铁青的。
就在刚才,前面的汤恩伯又抗命了,还要带兵跑路。
按电影里的拍法,这会儿李长官肯定得拍桌子吼一声“把这货拉出去毙了”。
可现实没那么爽,镜头一关,这位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愣是把到了嘴边的“杀”字给吞回去了。
你猜怎么着?
在这个指挥部里,如果他敢下令抓汤恩伯,下一秒被几支冲锋枪指着脑门的,绝对不是姓汤的,而是他李宗仁自己。
这事儿吧,真不怪李宗仁胆子小。
你看当时的局面,简直就是个巨大的黑色幽默。
李宗仁虽说是战区司令,挂着上将衔,但在那个奇葩的生态圈里,这位置其实尴尬得很。
真正说了算的,是远在武汉遥控指挥的蒋介石。
汤恩伯是谁?
那是蒋介石的“天子门生”,手里的第20军团是中央军的心头肉,那是亲儿子待遇。
李宗仁手里只有个作战指挥权,最要命的人事任免权,也就是那个能定人生死的“尚方宝剑”,被蒋介石死死锁在保险柜里。
说白了,对于汤恩伯这种带着御赐黄马褂的将领,李宗仁这个司令只有“建议权”,也就是只能去蒋介石那儿打小报告。
在官场厚黑学里,一个没有任免权的上司,在下属眼里不过是个挂名的“房东”罢了。
你想赶人?
人家连正眼都不夹你一下。
咱们再扒深一点,看看这背后的经济账,那才叫一个露骨。
同样是在前线提着脑袋干仗,命的价钱可是天差地别。
我刚查了一下1938年的账本,汤恩伯的一个师,每个月军饷预算是12万元法蔽,而且基本都能给现钱;再看李宗仁自己的桂系部队,一个师才给8万,这还不算完,还得经常被上面找理由克扣点。
这种“同命不同价”的现实,让中央军天生就带着一种俯视杂牌军的优越感。
在汤恩伯这帮人眼里,老板只有一个,那就是蒋介石。
至于李宗仁的战区长官部?
那不过是个用来协调杂事的临时办事处。
想让他们听话?
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
更绝的是,李宗仁当时的处境,说好听点叫坐镇指挥,说难听点就是蹲监狱。
虽然号称统帅几十万大军,但他自己的桂系老底子多半还在安徽大别山那边,远水救不了近火。
围在徐州长官部边上的,除了汤恩伯这号惹不起的爷,就是庞炳勋、孙连仲这些杂牌军。
这些人表面上喊李宗仁长官,可粮饷弹药全捏在蒋介石手里,到了站队的关键时刻,谁敢为了个“房东”去得罪真正的金主?
这还不算完,最让李宗仁后背发凉的,是他身边的环境。
那时候的长官部里,参谋、电报员,甚至门口站岗的警卫,里面不知道掺了多少戴笠手下的军统特务。
这些人名义上是来服务的,其实就是蒋介石安插的摄像头和窃听器。
如果李宗仁真的头脑发热搞“鸿门宴”抓捕汤恩伯,命令恐怕还没出指挥部的门,特务的枪口就已经抬起来了。
这种双标玩到最后,连稍微有点脑子的人都看不过去。
就在同一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也因为跑路、抗命,被蒋介石以开会为名,骗过去直接枪毙了。
为啥韩复榘能杀?
因为他不是嫡系,杀了他既能立威,又能顺手把山东的地盘收回来,一箭双雕。
可汤恩伯呢?
哪怕后来在河南那仗打得稀烂,37天丢了38座城,照样稳坐钓鱼台,官还越做越大。
李宗仁是再军阀混战里滚过来的老狐狸,这笔账他算得比谁都精。
他手里其实还有张牌,就是利用战区的那些外国记者搞舆论战,把汤恩伯见死不救的事儿捅给全世界,逼蒋介石挥泪斩马谡。
但这招太险了,他最后还是忍了。
因为桂系虽然在广西有地盘,但在抗战这种烧钱的机器面前,每个月还得靠中央拨50万协饷来续命。
一旦撕破脸,蒋介石把这根输血管一切,桂军不用打,自己就得饿散伙。
在庞大的利益算计面前,个人的荣辱、战场的军纪,都成了可以妥协的筹码。
所以啊,那天的徐州指挥部里,李宗仁只能把那口恶气硬生生咽下去,换上一副笑脸,用高超的太极拳去哄、去劝那个嚣张的下属。
这种靠互相牵制来维持平衡的权术,看着是高明,其实是从根子上把军队的魂给抽走了。
当纪律要给人情和派系让路的时候,这支看似庞大的军队,其实早就注定是一盘散沙。
后来到了1949年,汤恩伯守上海,又是这套路,最后不得不狼狈逃到台湾,1954年在日本死在了手术台上,终年55岁。
参考资料: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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