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3月，第五战区司令部里，李宗仁手里捏着那张薄薄的电报纸，气得手都在哆嗦，那架势感觉下一秒就能把桌子给掀了。
这时候前线台儿庄已经打成了绞肉机，守在那儿的“杂牌军”拿人命往里填，尸体都要堆过战壕了。
可偏偏那个装备最好、拿钱最多、被当成救命稻草的王牌军团，居然像个幽灵一样在山东的山沟沟里转圈圈，死活不露头。
那种绝望感，就跟现在你看着家里着火了，消防车却停在路口等红灯一样让人抓狂。
如果那个电话打不通，或者那位拥有“通天背景”的军团长再玩一次失踪，别说台儿庄，整个徐州防线都能被日本人像撕窗户纸一样捅破。
那时候的李宗仁，杀人的心都有，可惜他手里的刀，砍不动那个有“御赐黄马褂”的人。
这事儿咱们得把时间轴往回拨一拨，看看当时那个烂摊子究竟有多烂。
现在的神剧看多了，大家总觉得国军那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其实在1938年那会儿，这就是个勉强拼凑起来的碎瓷盘。
蒋介石这人玩了一辈子权术，最擅长的就是搞平衡，手底下的部队分得那叫一个清楚：嫡系那是亲儿子，要枪给枪要炮给炮，还得是德国进口的；杂牌那就是后娘养的，甚至连后娘养的都不如，基本就是用来当炮灰填线的。
这种畸形的生态平时也就是大家互相看不顺眼，可一旦到了这种要命的时刻，这道裂痕就成了致命伤。
李宗仁当时的处境，说实话，比现在那些背锅的职业经理人难多了。
名义上他是总指挥，第五战区老大，可手里这一大把牌，除了汤恩伯的第20军团是蒋介石的心头肉，剩下的像孙连仲、张自忠、庞炳勋这些人，全都是各路“杂牌”。
整个台儿庄战役，参战的22万大军里，居然有将近18万人是非嫡系部队，占比快到了80%。
这什么概念？
就是让你带着一群平时被老板穿小鞋、随时担心被裁员、工资还发不全的员工，去和世界上最凶残的竞争对手拼命，而那个老板的亲信还站在旁边嗑瓜子看戏。
就在这种背景下，汤恩伯的表演开始了，这一出戏码，真的能把人气出脑溢血。
按照李宗仁原本的剧本，他是要把最硬的骨头交给孙连仲这些杂牌军去啃，让他们在台儿庄正面死扛日军的精锐濑谷支队，然后让汤恩伯这把“牛刀”藏在侧翼。
等日军冲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汤恩伯的第20军团突然从侧面杀出，这就是一个完美的“铁锤砸砧板”的战术。
说实话，李宗仁这个安排已经卑微到尘埃里了，他把容易立功、伤亡相对较小的侧击任务给了嫡系，把送命的活儿留给了杂牌，这已经是在照顾蒋介石的面子了。
可汤恩伯这人，算盘打得太精，简直就是个人精里的战斗机。
他那一肚子的私心杂念，全写在行军路线上了。
就在3月22日，前线打得火热的时候，汤恩伯居然擅自更改了作战计划。
他觉得台儿庄那帮杂牌军肯定顶不住日本人的疯狂进攻，万一到时候防线崩了，自己这支精锐陷进去，岂不是要把老本赔光？
到时候没了兵权，他在蒋介石那儿还怎么混？
于是，这位汤军团长居然玩了一手“神龙见首不见尾”，他把自己的老底子85军藏进了抱犊崮那一带的山沟里，只派了稍微次一点的52军在外面晃悠，甚至一度命令部队向北移动，离台儿庄越来越远。
这哪里是打仗，分明就是在玩“大富翁”，只不过赌注是几万战友的性命。
这一下，前线的孙连仲急红了眼，李宗仁更是坐不住了。
电话打过去，汤恩伯那边理由还挺充分，张嘴就是“正在与日军激战，无法脱身”。
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
当时的情报网虽然慢，但几万大部队的动向谁看不见？
李宗仁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哪是遇敌激战，这分明就是想保存实力，等着看杂牌军和日本人拼个两败俱伤，他好最后出来收拾残局，甚至可能连残局都不想收拾，只想保住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
那几天，台儿庄里的战况惨烈到什么程度？
守军几乎是在用尸体堵缺口，负责指挥杂牌军团的关麟征也急了，请求汤恩伯协同作战，结果人家依然按兵不动，稳如老狗。
李宗仁在那几天里，可以说是度日如年。
他一遍遍地发电报、打电话，语气从一开始的协商，变成了严厉的命令，最后甚至带上了恳求的意味。
很多人都在猜测，当时李宗仁握着电话听筒的时候，脑子里是不是闪过把汤恩伯拉出去毙了的念头？
从一个军人的角度看，汤恩伯这种临阵脱逃、违抗军令的行为，枪毙十回都够了。
但李宗仁是个老练的政治家，他太清楚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了。
动杀心？
肯定动过，任何一个有血性的指挥官看到友军在流血、主力在看戏，都会想杀人。
但李宗仁不能动这个手。
杀了汤恩伯容易，可这第20军团是蒋介石的御林军，一旦动了汤恩伯，不仅这支部队会立刻哗变，甚至整个第五战区都会因为中央军和杂牌军的彻底决裂而瞬间崩盘。
那时候，别说打赢台儿庄，整个抗战大局都可能因此产生剧烈震荡。
所以，李宗仁忍了。
这种忍耐，是一种极为痛苦的政治妥协，也是被逼无奈的下策。
他没有选择动用军法，而是玩了一手“越级上访”。
眼看着汤恩伯软硬不吃，一直拖到28号晚上还在磨蹭，李宗仁直接把状告到了蒋介石那里。
这其实也是没办法的办法，在这个奇葩的指挥体系里，只有蒋介石的话，汤恩伯才会听。
最终，还是蒋介石亲自下了一道死命令，逼着汤恩伯南下。
这事儿说起来也挺讽刺的，前线总指挥调不动部队，还得靠远在武汉的“委座”遥控指挥。
直到3月31日，汤恩伯的主力才磨磨蹭蹭地到了兰陵镇。
说实话，这个时间点已经晚了，如果不是台儿庄里面的杂牌军用命死扛了这几天，如果不是孙连仲把预备队都填进去了，日军早就把防线穿透了。
虽然最后的结果是好的，中国军队完成了合围，取得了震惊中外的台儿庄大捷，但这场胜利的背后，却透着一股浓浓的悲凉。
大家都在庆祝胜利，可谁又记得那些因为援军迟到而多死掉的几千几万兄弟？
这场战役就像是一面照妖镜，照出了当时国民党军队内部那深不见底的裂痕。
前方的将士在浴血奋战，不论是川军、桂军还是西北军，都在为了民族大义舍生忘死，穿着草鞋拿着老套筒去和坦克拼；而后方的指挥层级里，却还充斥着派系斗争和保存实力的算计。
在这场国运之战里，有人在流血，有人在算账，而算账的人往往活得比流血的人好。
如今回过头来看，台儿庄大捷确实值的大书特书，那是中华民族不屈精神的体现。
但我们也不能忘了这其中的“小插曲”，正是因为有汤恩伯这样的反面教材，才更显得那些在没有援军、没有重武器、甚至被友军“卖”了的情况下，依然死战不退的杂牌军将士们，是何等的伟大与悲壮。
李宗仁没杀汤恩伯，保住了当时的统一战线，也保住了那场胜利，但这笔历史的账，后人看的清清楚楚。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