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贝日记：日军强奸中国姑娘在阴道插上竹竿

《拉贝日记》中的南京大屠杀

张帅 邓啸林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随之便在南京犯下了罄竹难书的滔天罪行，烧杀劫掠、盗窃奸淫、无恶不作。在不足两个月的时间内，日军残忍虐杀我同胞30万人，史称南京大屠杀，其手段之凶残、暴行之恐怖即便在相隔近80年后的今日看来依旧令人毛骨悚然。

然而，日本人一边犯罪，一边却在世界面前拼命掩盖战争罪行。大屠杀期间，日军封锁南京，避免城内惨况外泄并组织媒体极力进行美化宣传，把自己包装成东亚的救世主。战败投降后，又无视历史事实，对大屠杀事件矢口否认，拒不承认战争罪行、拒绝承担战争责任，毫无悔过、反省之意。更有日本史家，不仅质疑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更指责南京大屠杀乃是中国政府的舆论宣传，持一种匪夷所思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妄图混淆视听。

1997年8月，《拉贝日记》在尘封了近60年终于重见天日，并以全球首版的形式在南京出版，向世界公开发行，这是历史的一个瞬间，却有着永恒的意义，因为它提供了这场惨案的历史见证，书写着铁的事实。透过这本日记，人们仿佛穿越时空，大屠杀的现场得以还原，侵华日军犯下的罪行获得揭露，在战争中无辜死难者的沉冤终得昭雪。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胡绳评价《拉贝日记》称：“《拉贝日记》是近年来发现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量最多、保存最完整的的史料。这本日记所记述的，都是拉贝的亲历亲见亲闻，无人能否认其可信度。”

一

约翰·拉贝（John H.D. Rabe），德国公民，1882年出生于德国汉堡，1908年到达中国，不久便效力于西门子公司。在华期间，拉贝先后在北京、天津、南京等地任职，他与家人在中国生活了近30年的时间，其子女与外孙女均出生在中国，同中国人民结下了深厚友谊。

1937年8月28日，拉贝从业已沦陷的北戴河启程，经过十天半的艰辛旅途，于当年9月7日抵达南京。此时，淞沪会战正在进行，上海守军与侵华日军在前线展开血战，然战事不断失利，日本军机已飞临南京上空进行狂轰滥炸。北戴河此时尽管沦陷，仍比较安全，拉贝选择这一时间返回南京，以后世观之，并不明智。但正是这个不明智甚至有些莽撞的举动拯救了千万人的性命，最终使他成为了一名南京难民口中的“活菩萨”和家喻户晓的英雄。

从1937年9月21日南京城遭受日军飞机轰炸到12月12日南京沦陷，拉贝放弃了乘坐“库特沃号”离开南京的种种机会，他在自己的住所修建了一个防空洞来庇护邻人，且颇先见之明地将之命名为“英雄地下室”。尽管在日记中拉贝毫不客气地批评这个简陋的地下室如老鼠洞一般且常常渗水，但正是这个设计时仅仅能容纳12个人的“小洞”在日军空袭期间，成功地为30多人提供了保护，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防空洞。

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守，因上海与南京的直线距离仅有区区300公里，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日军进抵南京城下遂成时间问题。因前线战事的急转直下，原对战局尚存一线希望的南京国民政府和市民顿时十分恐慌，立即开始转移。11月15日，南京政府交通部的走廊里已经放满了装点行李的皮箱与包裹，次日，铁道部也开始转移，17日夜间，南京大街熙熙攘攘堪比闹市，政府机构的汽车在拥挤的人群之中像长蛇一般向前蠕动，21日，韩复渠的卫兵被迫用手枪来给长官开路。昔日数以百万计的南京市民由于预见到狂风暴雨的临近，纷纷弃城出逃，南京市的100余万市民中，有70—80万朔江而上，前往暂时安全的汉口等地，留在南京的除身肩守土之责的兵士，最多的就是无处可走的贫苦百姓，还包括一些有着国际责任感与人道主义精神的外国友人。这些外国友人在11月19日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并通过努力在南京事实上建立了一个国际安全区，最终凭借安全区，在这个并不绝对安全的地方拯救了多达200万难民的生命，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一页，幸运的是，拉贝先生在22日的会议上，被委员们推举为主席，负责领导对安全区的救济工作。

表：“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名单

二

1937年12月12日下午6时30分，紫金山上的火炮在不断轰击着，山的四周都处于电闪雷鸣之中，由于不知何处的弹药库被引爆，整座山骤然间置身火海。其征兆之不祥似乎印证着一句古老民谚“紫金山焚则金陵灭”。次日，南京城破，日军攻入城中。

在日军进城之前，作为西方人的拉贝绝没有料到会发生“南京大屠杀”这样的惨案。事实上，在12月12日当晚写下的日记中，当拉贝了解到最后一批中国士兵已经得到唐生智命令，奉命于当晚9时—10时撤出时，拉贝的最后一个念头是：“谢天谢地，最困难的时刻终于过去了。”然而，地狱仅仅是刚刚开始。

13日，日军进入城中疯狂烧杀劫掠，却不为拉贝所知，当天他由于担心南京安全区被日本人视作军事据点、进而遭到日军武装进攻的危险，正忙于清缴城内残存的中国士兵的武器，但他的努力似乎并没有收到预期成效。次日，当拉贝开车穿过城市道路时，顿时被日本士兵的暴行震惊的目瞪口呆。下文引自1937年12月14日的日记，相信没有材料能比这段证词更能说明什么叫做“鬼子进城”。

“在开车穿过城市的路上，我们才真正了解到破坏的程度。汽车每行进100米~200米的距离，我们就会碰上好几具尸体。死亡的都是平民，我检查了尸体，发现背部有被子弹击中的痕迹，看来这些人是在逃跑的过程中被人从后面打死的。”

“日本每10人~20人组成一个小队，他们在城市中穿行，把商店洗劫一空。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我是无法相信的。他们砸开店铺的门窗，想拿什么就拿什么……我亲眼目睹了德国基士林克糕饼店被他们洗劫一空。黑姆佩尔的饭店也被砸开了，中山路和太平路的几乎每一家店铺都是如此……我们遇见了一队约200名中国工人，日本士兵将他们从难民区中挑选出来，捆绑着将他们赶走。我们各种抗议都没有结果。我们安置了大约1000名中国士兵在司法部大楼里，约有400人~500人被捆绑着从哪里强行拖走。我们估计他们是被枪毙了，因为我们听见了各种不同的机关枪扫射声。”

在12月13日之后的日记中，几乎每天都有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手无寸铁的无辜兵民横遭杀戮的记录。如12月14日，日军不顾拉贝等三名安全区委员的强烈抗议，强行从安全区将1300名难民拖走进行枪毙，只是由于怀疑他们是脱下军服的中国士兵。12月15日，又有数百名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士兵被拖出安全区枪毙，同时还有50名安全区警察被处决，因为日军认为他们违规放进了中国士兵。12月16日，1000余名中国难民在汉西城门外遭到了日军机枪的射杀，仅有伍长德一人在历经种种磨难后侥幸生还。一直到拉贝离开南京城的最后几天，日军暴行仍在发生，那时已经是1938年的2月21日。当天夜间，日军一名士兵在唱经楼的一家建筑材料商店里强奸了一名妇女。当他醒来发觉那名妇女逃走了，便发火拔枪打死了一名站在附近的中国人。战后1947年3月10日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中描述了大屠杀情形之残酷并统计了我国军民的遇难人数。

“由谷寿夫所率之第六师团任前锋，于26年12月12日傍晚，攻陷新华门……翌晨，复率大军进城，与中岛、牛岛、末松等部队，分窜京市各区，展开大规模屠杀，继以焚烧奸掠。查屠杀最凄厉之时期，厥为26年12月12日至同年21日，亦即谷寿夫部队驻京之期间内。计以中华门外、宝塔桥、石观音、下关草峡谷等处，我被俘军民被日军用机枪集体射杀及焚尸灭迹者，有单耀亭等19万余人。此外，零星射杀，其尸体经慈善机关收埋者15万余具。被害总数达30万人以上。尸横遍地，惨绝人寰。”

除了杀戮数目庞大，日军残害我军民手法之残酷更是令人发指。在南京鼓楼医院的停尸房中，有着这样一具男尸，他的身上有两处严重的刀伤，整个人的头部和身体由于受到严重的烧伤而变得面目全非，狰狞恐怖。日军入城后将他从金陵大学蚕场的一栋大楼里带走，随后用机枪和刺刀加以杀害，最后浇上汽油点燃，这位男子虽然受到残酷虐杀，侥幸没有当场死去，在他艰难抵达医院20小时后，方才于世长决。拉贝在威尔逊大夫的陪伴下，在医院的停尸房中，让人解开受难者的衣物，并确认了相关细节，将尸体的惨状摄入照片并收入日记当中。

屠杀之外，更令人震惊的是日记中铺天盖地的强奸记录。日军入城之后，军纪立即崩溃，对南京妇女——上至80岁老妇，下至八九岁女童——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规模强奸和强奸后的虐杀。如12月14日中午，日本士兵闯入锏银巷的一所房屋，强行拖走4位姑娘，强奸了她们。12月15日夜，7个日本士兵闯进金陵大学图书馆大楼，拖走了7名中国妇女，其中3名妇女被当场强奸。12月15日，日本士兵闯入汉口路的一个中国居民住家，强奸了一位年轻妇女，强行拖走3名妇女。其中2名妇女的丈夫跟在日本士兵后面追赶，结果这两名男子被这些日本士兵枪杀。12月17日的日记中拉贝记下了一位美国人对日军强奸疯狂程度的评价：“安全区变成了日本人的妓院。”这句评价没有丝毫过分，因为单单12月16日夜间，即有1000名姑娘和妇女遭受强奸，仅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名姑娘被强奸。从日军入城到拉贝离开南京，日军士兵的强奸罪行每一天都在发生。其中一名年轻妇女被日军从南京安全区带走后囚禁长达38天，在此期间，每天被强奸7~10次，患上了3种最严重的性病，阴道也大面积溃烂，最终由于无法供日军发泄兽欲方获得释放。1938年2月3日，南京东门街附近的小屋里面的17人，有6人遭到枪杀，原因仅仅是他们向日本士兵下跪求不要伤害他们的女儿，在杀人之后，姑娘们仍然被拉走强奸，最后被残忍杀害，杀人现场遍地都是女尸，有的阴道里还戳着竹竿。

与屠杀、强奸同时进行的是在城内的疯狂抢劫，南京每一家店铺都被日军砸开，物品被日军抢走，一些士兵甚至征用人力车将抢劫来的物品整车整车拉走。日军士兵在对中国难民进行搜查的同时，将难民手中仅剩的一点点可怜的钱财也要抢走，许多人因此变得赤贫，不得不依靠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所施舍的一点稀粥来勉强活命，即便如此，他们还要遭到日军士兵的变态羞辱。1938年1月25日，一名中国工人给日军干了整整一天的活返回家中，他疲惫的和全家人坐在桌旁，妻子给端上了几碗稀粥，全家六口只有这么一顿可怜的饭。谁知饭刚刚上桌，一个路过的日本士兵寻开心地向这几只半满的碗中撒了一泡尿，随后笑着扬长而去，而没有受到任何处罚。

为了掩盖所犯下的罪行，日军在施暴后常常要将犯罪现场一把火给烧个干净，导致安全区外的南京城几成一片废墟。在1937年12月19日的日记中就出现了日军大规模纵火的记录一直持续到拉贝离开南京城的1938年2月。日军常常在对一批房屋进行抢劫后即开始大规模的纵火，对城内建筑造成了无以复加的伤害。1938年1月17日，拉贝与德国驻华大使秘书罗森博士乘车查看了南京城内的许多地方，许多在1937年12月13日尚保存完好的建筑已经荡然无存。太平路原为繁华的商业区，其声名可与上海的南京路相媲美，已变成一片废墟，再没有一处完好无锁的房屋，整条街道变成了一片巨大的瓦砾场。从前的娱乐区夫子庙、大市场和国家剧院等地也都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拉贝估计南京城至少一半以上都成为了一片废墟。大屠杀发生时正值严冬与年关，日军大批焚毁城内的建筑使灾民纷纷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被迫拥挤在较为安全的安全区中瑟瑟发抖，艰难度日，单单在拉贝的住所中便聚集了多达600余人的南京难民。日本报纸谎称南京的纵火罪行完全是由中共所为，但是身处南京现场的拉贝完全明白真相，且在日记中明确指出“凡是最近一个月内在这里逗留过的人，对报纸上俄国驻南京大使馆失火的那篇报道就无需讨论了。——谁要是看到过日本士兵在这里烧毁了一栋又一栋房子，就绝不会相信那篇报道。”

在目睹了日军所犯下的种种罪行后，拉贝在日记中沉痛地写到：“人们也许会认为，日本军队都是由释放出来的囚犯组成的，正常的人不会做出这等事来！”但同时他又对中国民众对征服者罕见的顺从态度感到惊奇，在1938年1月25日的日记记下了一家中国工人的晚餐被一日本士兵匪夷所思般的侮辱后，拉贝评价道：“听到这件事，我想起了《别让我们当奴隶》这首诗。但是我们不可能指望一个贫穷的中国工人能表现的像那些自由的佛里斯兰人一样。中国人遭受了太多的凌辱，长时间以来已经习惯了逆来顺受了。这件事未受到重视。如果每起强奸案都能遭到致命的报复，那么相当一部分占领军早已被消灭了。”

毫无疑问，南京大屠杀是我国历史上罕见的外敌入侵所造成的恐怖灾难，它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1937年的中华民国国力不振，尽管政府军队竭力抵抗，仍旧无法御敌寇于京城之外。大屠杀所揭示惨痛的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每一位中华儿女铭记在心即——落后就要挨打，不仅会挨打，还会惨遭屠杀。但是，在牢记灾难、铭记历史的同时，我们也同样应该记住并感谢那些在大屠杀的过程中不顾个人危难挺身而出庇护难民的外国友人。他们自1937年11月19日成立国际委员会以来，一直在同中国政府与军队、日本政府与军队以及自己国家的政府进行沟通与协调，促成了南京安全区的成立，并在此期间竭尽全力、动用一切资源为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提供最基本的生存物资，同时与凶残的日本士兵展开斗争，为那些生命遭到威胁、尊严饱受践踏的难民提供保护，体现了高尚的国际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正是他们的努力，为残酷的大屠杀抹上了一笔人性的亮色，使人们在绝望中又收获着希望，最终战胜苦难、走向进步。

约翰·拉贝尽管加入了国社党，但他在南京的行动挽救了南京无数民众，其中绝大多数多数与他素味平生，但他依然决定去保护他们，因为在危难之际他无法抛弃这里的民众而独自逃生。拉贝已经成为了德国的一张名片，彰显着德国的形象，表现着德国公民中可贵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如今，中国正在成长为一个世界大国，中国公民遍布世界，在世界履行义务、行使权利，代表国家形象。曾经中国所遭受的苦难我们有信心不再重演于神州大地，但世界依旧不太平静，热点问题连绵不绝，地区冲突此起彼伏，世界人民仍旧有许多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而被迫沦为难民，遭遇着类似于80年前南京人民所身受的那种灾难。中国形象的提升其实不仅需要更加发达的经济，更加强大的军队，更加多元的文化，也需要更多海外的中国人去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承担国际责任，而不仅仅是在危难来临时，迫不及待地登上祖国的包机与军舰仓促回国。固然，国际主义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并非人人都能做到，但《拉贝日记》所书写的目的并不是要仅仅当作一本谴责日本暴行历史证词，它所希求人们感受的也绝非民族之间的仇恨，它所期盼的是更多的有着责任心与道德感的“义人”，正是这些“义人”推动着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从彼此杀戮转向相互和解。唯此，放下干戈、铸剑为犁方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