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城（1878～1926），中国近现代画家。字巩北，一字拱北，原名绍城，号北楼、又号藕湖，祖籍浙江省吴兴县。生于北京，1926年9月6日卒于上海。出身书香门第，自幼天性喜爱绘画，山水花鸟皆能，兼工篆隶镌刻，旁及古文辞。因没有老师传教，就在家里临摹家藏古代名人画迹，到后来所临字画几可乱真。

近代画坛的中国画学研究会的第一任会长便是金城，他不但组织其它老师来评议学生们的画作，自己还亲自授课，中国画学研究会门下培养出的名家众多，耳熟能详的有胡佩衡、陈少梅、刘子久等，因此，金城曾被喻为“北平广大教主”，在近现代画坛可谓举足轻重。有人认为金城算一个优秀美术活动家，并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画家，其实非也，他是一位美术教育家，更是一位有成就的画家，而且是一位“诗书画印论”全才型画家。只是其并不以鬻画为生，没有专门去经营，且其画名为其他功绩所掩盖。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内忧外患，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下，20世纪前期中国美术领域各种观点和艺术风格应运而生，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主张全盘西化者有之，主张以西画改良中国画者有之，主张中西融合者有之，更有一种观点则力主从传统中国绘画中寻找中国画改良之法，希冀在对深入研习传统绘画的基础上广泛吸收、博采新a知，以此应对时代变革的要求。民初北京画坛领袖金城就是这种主张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金城曾是正宗海归

金城，生于开明的富商之家，祖父金桐早年在上海做蚕丝生意，是会说“洋泾浜”英语的“丝事通”。父亲金焘承父业，也十分爱好西洋文化。而湖州地区历来经济富庶，人文昌盛，自元代赵孟、钱选以来，以书画名世的艺术家代不乏人。金城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接受的传统教育，他“幼即嗜丹青，课余握管，辄迥异常人。其乡里士绅富收藏，偶假古人卷册临摹，颇有乱真之概。其作画虽无师承，而动笔即深得古人旨趣。山水花鸟，无一不能，兼工篆隶镌刻，旁及古文辞”。金城对艺术的执着爱好也影响了二弟绍堂、三妹陶陶（名章）、四弟绍坊，或画或刻，后来也都成为了艺术家。

1902年，曾参加过童子试的金城在父亲的安排下，携弟、妹赴英留学，到伦敦国王大学学习英语、政法、哲学、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等课程。留英期间，金城虽为欧洲艺术所感染，但并没有忘怀中国传统国画。回国途中，他还考察了欧美各国美术及博物馆制度，这为他日后筹办古物陈列所提供了知识上的储备。

1905年10月回国之初，金城在上海任英文翻译候选知县，随后在公共租界任美英公廨襄谳（解决租界内华洋民事和刑事纠纷的法制机构，主要为外国陪审官把持）委员职，由于他的坚持正义及对法律条文很好的把握，人送美称“金大力”。他1906年2月辞职，不久任浙江铁路公司股东大会委员。1907年3月赴北京农工商部接办商务官报，后被聘为编订法制馆、协修奏补大理院刑科推事，监造法庭工程处会办等。这期间，他没有间断绘事和艺术活动，把大量的业余时间用在书画研习上，还参与了以发扬传统艺术为宗旨的上海豫园书画善会的发起工作。

1910年3月，金城由法部派充美洲任万国监狱改良会代表，并赴欧洲考察监狱，游历欧美18国，包括美、英、法、荷兰、比利时、瑞典、挪威、丹麦、德、奥、匈、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土耳其、瑞士、意大利、希腊以及亚洲的新加坡。他留心考察欧洲美术馆、博物馆、文化古迹和教堂、皇宫等有西方艺术文化特色的场馆，并将这段游历以日记形式记录下来，写成《十八国游历日记》。翌年5月回国。

民国建立后，金城曾任众议院议员、国务院秘书等职。1913年，他倡议成立古物陈列所及中华博物院。1916年应聘为英国麦加利银行在京总经理。1920年5月创办中国画学研究会，作为主要负责人筹划举办四次中日绘画联展。

从此，这位一度曾醉心于官场的海归学子，“由一位政府官员变成了课徒教画的画学导师，变成了一位兢兢业业的画会组织者和艺术活动家”。不幸的是，1926年9月6日，赴日参加第四次中日绘画联合展览归来后，金城积劳成疾，病逝于上海，年仅49岁。有《藕庐诗草》《北楼论画》《画学讲义》等著作存世。

金城的画学思想

金城的画学思想主要体现在1920年中国画学研究会成立之初他提出的16字短语：“提倡风雅，保存国粹；精研古法，博采（取）新知。”其要义就是弘扬中国绘画的传统，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画的精髓。由此可见金城对传统国画的基本态度和坚定立场。他提出的具体方法和步骤是“精研古法，博采新知”，意即首先要对国画的具体技法进行深入研究，取其精华，同时广泛地借鉴、学习异域美术之长。很显然，他是针对当时否定国画的思潮而言的。如1917年，康有为提出“中国画学至国朝衰弊极矣”的言论，主张“合中西为绘画新纪元”；而陈独秀提出“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指清“四王”）画的命”；蔡元培则成立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提倡“以科学方法入美术”。其后，徐悲鸿发表《中国画改良之方法》，提出对中国画的改良看法。他们的主张虽各有差异，但共同点都是通过否定文人画的价值进而否定国画，希望国画向写实和中西融合的方向发展。

金城的这一思想的提出与1914年2月古物陈列所的成立有着重要的关系。古物陈列所可谓近代中国国家博物馆之滥觞，此虽非金城一人所创，但他是最早生此设想，并直接负责操办的主要人物，功不可没。这期间临摹古物陈列所藏画，成了他的“日课”。金城临摹的不少属于宋元名作，这在当时还颇为迷信“四王”末流画家的北京画坛，不啻是一声响雷。在金城眼里，“中国画学”已不再是明清正统文人画所能代表的了。他提出以工笔为画学“常轨”、强调摹学宋元的主张，与这段一直持续到1922年前后的临摹古物陈列所名作的经历有直接的关系。这一“闭门自精”过程促使他更坚定地选择从临摹入手把握传统绘画精髓的途径。此期大量精致的临仿之作确立了他在画界的地位，使他成为当时国粹派在美术界的主要代表之一。

这段时间，在金城的绘画生涯中具有转折性意义，不仅是他在绘画上的大进期，也是他画学思想的成熟期。对古代画史的重新清理，使他形成了自己独到的画学思想，这较为集中地体现在1919年北京大学讲演录及其后的《画学讲义》中。前者以《北楼论画》为题发表于《湖社月刊》第一册，后者分100期连载于该刊。金城站在守护国画的立场，论述了中国画的优越性，否认中西绘画有高下之分，既肯定西方绘画的风格与成就，对中国传统绘画也充满信心。他认为国内盛行的西画潮流，也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中国传统元素的特点，汲取了东方美学的优良因素，国人应该对国画传统充满信心，尤其要重视其精粹。主张从国画内部寻找更新的资源与方法，反对将“复古”和“更新”对立；对于西画元素的借鉴，他并不反对，而是主张在师法传统的基础上灵活运用。这场关于中国画命运与发展方向的论争，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最有代表性的理论之争。

金城的绘画作品由摹古之作和写生创作两类构成

由于金城自幼习画，再加之在古物陈列所的研习，使他成为一位传统功力极为深厚的画家。他初学戴熙的精细笔法，后接近陆廉夫画风，擅长山水、花鸟，师法宋元，笔墨谨严，以工带写。其山水、花鸟、人物都有古意；晚年的写生之作更富生气。其绘画作品由两类构成，第一类为摹古之作，唐宋元明清各代都有涉猎，涵盖历代名家，如唐王维，五代荆浩，宋徽宗，元黄公望、钱选、陈汝言，明仇英、文徵明，清石涛、金农等等，从不拘泥于一家成法。其摹古精心之作有二三百件之多。这种学习的态度，正体现了他“精研古法”“温故知新”的画学主张。在他看来，古法并不意味着保守与僵化，与之相反，学习古人成法“是一种‘求新’的手段：通过对古人视觉表现经验的学习来理解画面的再现程式，并从中吸取养分来成就自己‘新’的再现方式”。

第二类，是写生创作作品。依据绘画题材，金城的写生作品可划分为三小类：花鸟画、山水画和动物画。花鸟画包括花鸟、花卉、蔬果、鱼藻等，其中《金北楼先生百鸟谱》较为著名，描绘了数百幅不同姿态的鸟类，神态灵活逼真。所绘鸟类结构精确，造型写实，体现出“一种非传统的科学分析性 ……具有了较强的客观体量感”“空间感、实体感”以及“自然之美”，这在中国传统花鸟画平面化的表现手法中从未有过。

金城的山水画设色多样，金碧、青绿、浅绛等兼而有之，在用笔、赋色方面都十分精致细腻，不仅运用传统技法体现出师法古人的深厚功力，而且将自己对自然景物的深刻观察与写生精研包含其中。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还将西方透视构图及光影表现融汇于其中。正如研究者指出的那样，金城是一位诗书画兼擅，山水、花鸟、工笔、写意兼能的艺术家。他不以画谋生，而是把振兴传统绘画看作是一种文化责任。

金城发起成立中国画学研究会

金城有感于“近代画家争尚西法，苟便简易，形见古人精意日就渐灭”，于是联络当时北京地区代表性的传统画家周肇祥、陈师曾等同道于1920年5月发起成立中国画学研究会，一直活动到1926年。其初衷是希望凝聚当时北京地区传统派画家的群体力量，以回应激进的新派画家，保存和发扬国画传统。初入会者达200余人，会长金城，副会长周肇祥，名誉会长为爱好书画的代总统徐世昌。此外还有评议员、会员（助教）和研究员（学员）。在金城等人的影响下，中国画学研究会将研究传统的美术领域从“四王”、娄东以及较为单纯的文人水墨画，扩展到整个传统绘画范围，并着重推崇宋元绘画。这在应对片面强调以西方艺术改造国画的潮流时显得十分宝贵。

中国画学研究会的日常活动包括辅导研究员习画和成员定期开会观摩、切磋交流画艺以及举办画展等。在活动中，金城时刻将“精研古法，博采新知”贯穿其中。他所要复兴的画之“国粹”，是以“北宗”为主，因此，他提倡以工笔为常轨，写意为别派。该会采取师徒授课的教学方式，精研古法，以临摹为主。这种摹古不是一味复古，而仅是将临摹作为手段，达到“以本国之画为体，舍我之短，采人之长”的目的。该会培养了大批绘画人才，如胡佩衡、秦仲文、管平、马晋等人，他们后来是湖社画会的主要创办人和骨干，成为北方画坛传统国画的中坚。

为了弘扬中国画艺术，金城带领中国画学研究会与日本绘画界分别于1920年在北京，1922在东京，1924年在北京及上海，1926年在东京及大阪举办了四届中日联合绘画展览。在历次展览中，中方主要以金城和中国画学研究会成员的作品为主，日方参加者有横山大观、川合玉堂、竹内栖凤、小室翠云等，都是日本近代绘画史上具有代表性的画家。这四次联合展览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受到广泛好评。在第四次交流活动中，中方以金城为代表，与日本画家渡边晨亩商谈于1926年成立了一个固定性的机构“东方绘画协会”，其具体活动包括：举办绘画展览，两国艺术交流及考察，以及其他有关东方绘画的研究、发表等事宜。后由于1928年日本制造了“济南惨案”，中日关系严重恶化，协会无法开展正常活动，东方绘画协会于1930年正式解散。

由于金城的重要影响，1927年在他逝世几个月后，中国画学研究会的部分会员由其子金潜庵发起，组织了湖社画会以纪念金城（“取北楼旧号藕湖渔隐以示不忘之意”），并编辑出版了半月刊《湖社》，后改为月刊，刊登社员及名人作品，介绍古代名画，宣传维护传统画法，弘扬金城的画学思想。湖社成立后，一直奉金城为精神导师，无论在教学、举办画展，还是发表的理论文章和绘画作品方面，都以金城的16字短语为指针。一时间，湖社在京津地区“形成了自清以来中国绘画史上最具传统、最得宋元真传的艺术流派”。成员几乎遍及全国，盛极一时。而金城的画学思想则由于湖社的大力推崇，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金城这位传统文化的捍卫者，尽管只活了49岁，逝去几近百年，但他弘扬传统画学理论及其积极投身实践的精神，将永载中国现代美术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