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2月3日凌晨，大风雪，他离开了这个对他已堪称是绝境的人间。

顾准，他的名字在这个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已经显得沉寂，知名度甚至比不上《小时代》里的一个配角。

顾准曾在与吴敬琏的长谈中提到，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他拆下了自己肋骨当作火把以照亮黑暗，却没有看到光明来临的那一天。

恰如朱学勤写下的那样：我们不敢说“愧对顾准”,哪怕小声地说一次都不敢,我们这一代恐怕就难以产生自己的顾准。

在十五岁那年，他以自己在会计学方面的成就和造诣，在上海工商界被誉为“奇特的少年天才”。19岁那年，他又完成了《银行会计》一书，这本书了成为国内第一本银行会计教材。21岁之时，他身担上海职业界救国会党团书记、江苏省委副书记等一系列官职。31岁他回到华东，先后担任中共中华分局财委委员，山东省财政厅厅长。38岁，他又成为了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兼税务局长、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和华东军政委员会财政部副部长。用了三年时间，将这座中国最大的工商城市从国民党手里濒于崩溃的烂摊子变成支撑共产党新中央政府的最大财源。

这可堪说是多么耀眼的经历，这又可说是多么才华横溢的一个人。

图片中的顾准站在长城之巅，意气风发。可就是这样一个人，在1952年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从此在政治海洋中浮浮沉沉，终还是坠入最深的海底。

当时有领导说他，“不听话。”

因为不听话，他被开除职务，从此苦难像排着队的迎面冲向他，两次被打成右派，被批斗、毒打，顾准想通过繁重的劳动强迫自己变得麻木，以忘掉内心的痛楚，他也曾说自此唯愿青灯黄卷，但他始终学不会撒谎。

易中天《书生傻气》中写到顾准，他说：“在顾准看来，人也好，世界也好，目前这种状况都是不对头的，而且是有办法的。因为不对头，所以他要革命；因为有办法，所以他要思考。他在晚年不要命地阅读、翻译、思考、写作，就是想找出一个使人类避免苦难、得到幸福的办法来，并把这办法告知世人。”

从这文字中，我们能够读出——顾准甚至是有些天真了。

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者——他相信一切终将有个出口，相信世界总会变好。

可惜那个理想模式虽然伫立在那里，却难以被套到这个世界之上。像这样的乐观主义者是不会开心的，他要面对的只有痛苦。

更何况他在此时失去了终其一生深爱的妻子。

一九六九年，曾与他一起做革命地下工作，一起流亡，一起度过无数温暖的日日夜夜的妻子汪璧自杀了。

她将据说能使人“肠穿肚烂”的来苏水一饮而尽，其间有多煎熬不得而知，但想必比起精神上的折磨，肉体上的痛苦还稍能令人接受吧。

她将顾准的手稿尽数销毁，全部冲到下水道里，这样的事情，她在做地下工作的年代里不是没有为他做过。只是这次却被冠上了为"反革命分子销毁资料"的罪状。

“此生所有欢乐场面，都是她给的”

汪璧的离开似乎也带走了一半的顾准，那最意气风发的顾准——妻子逝去之后之后的日记里，他再也没有往年的汪洋恣肆，几乎看不到任何个人化的议论和描述，仅有三次从梦里"痛哭而醒"的纪录，都是关于妻子的回忆。

妻子已逝，孩子们却也不曾与他靠近一分一毫。他们那时候是恨他的吧——当做阶级敌人一样的痛恨。

他们送来了一张签了四个名字的薄纸，宣称与顾准彻底断绝了关系。

他们说：“在对事业的热爱和对顾准的憎恨之间，是没有什么一般的父子关系可言的。”甚至在他临终前，也未曾再见一面。

"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顾准在临终前为孩子留下的一句话，却在十年后才首次得到答复，小儿子高粱说“我们现在是全中国最大的不孝之子了”。

这样的原谅，迟来了十年，是否已经太晚。千里孤坟，该到何处话凄凉，又该如何话凄凉。

“他是很骄傲的”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老所长赵人伟给予了顾准这样的评价。

但他最终还是低头“认罪”了，为了给孩子们更好的处境。

虽说千古艰难唯一死，但他不打算为理想而死，他要为理想忍辱偷生，瓦全于世，用余下的生命去探究这吃人的“革命”到底从哪儿来，又往哪里去。

学者林贤治在《读顾准》一文中写下：当城头变换了五星旗开始，三十年间，中国知识界几乎只有两副大脑在掘进:张中晓和顾准。他们一个如电光石火般来不及引燃便熄灭了，一个长期在釜底下自我煎熬。

贫困，饥饿，疾病，孤独，各种羁限和毁损……革命在某种角度上说遗弃了顾准，顾准却从未遗弃革命。在漫长的黑暗里，他吞咽着书本，反刍着苦难，从未停止过思想的脚步。

航海是必要的，生命是其次的。

顾准燃尽了自身，最终成为那无尽大海上静立的持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