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晓柏　 来源:中国美术报

崔晓柏 胡服骑射·武灵阅兵 中国画 180cm×360.5cm 2016 年

古代辽西是个要命的地方，连接中原腹地与东北，是东北草原民族南下的交通要道。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辽西成为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不断冲撞融合的传统战场。而辽西丘陵的干旱贫瘠和特殊的生命历程，使得这一地域的文化品性粗砺硬朗，民风直率豪横，尚武精神浩荡。在学习绘画的最初几年里，我幸运地与博物馆那些整天“挖坟掘墓”、学富五车的考古专家们，同住在一座辽西的寺庙里。也因为我所在的群众艺术馆没有维纳斯、大卫等石膏教具，外加工资微薄，便整天把博物馆出土的青铜器物和瓷瓶陶罐拿到供奉关二爷的大殿里凝视，并起五更爬半夜地画。正是这些经历，使我被动地走进历史深处，粗浅地触摸到中原民族与草原民族由来已久、撕扯不断的恩怨过节和血肉的融合。所以，当翻开“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的众多选题时，曾被当地文化浸润过的我，便选择了“胡服骑射”。理由很简单：燕赵之地与辽西接壤，文化品性相近，多慷慨悲歌之士。

胡服骑射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军事改革或长裙改裤子的通俗八卦或历史典故，而是一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必然的文化融合。在军事改革的后边，折射的是一代雄主宽阔的胸怀和烈烈壮志，正是这种改革和文化的交融，使赵国短时期内在列国中成为军事强国。这个题材，我喜欢。画家在创作之初，常常把形式感放在首位。

作品局部

对于绘画这种艺术来讲，无可厚非。但我更看重创作的思想。我以为，绘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长久以来一直能够独立存在，一定有其存在的理由，一定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使命，一定与其他的艺术有本质上的区别。美术与同样具有视觉审美价值的工艺之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两者的审美取向不同。前者在形式美感的后边追求的是精神高度，承载的是思想；后者追求的是精湛的工艺，信奉的是难能为艺。前者叫创作，后者更多的是制作。前者叫画家，后者被称为工匠。所以，在翻阅史实和搜集资料的过程中，我没有特意去寻找可以入画并充满矛盾冲突的戏剧场面，而是试图穿越漫长的历史沟壑，希望能走进那段历史，捕捉到那个时代的精神。我一直认为，先人给我们留下的最重要遗产，并不是几件文物、几栋建筑和几座坟茔，而是一脉相承的精神。尤其是中国北方，由于连年战争，先人们所创造的文化，无法以物质的形态大量存留，更多的是以一种精神状态，奔流在中华民族的血液里，沉淀在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中，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整体性格。这也使得任何王朝在立国初期，都显现出雄强的典型特征。

作品局部

一种文明的生长，只有物质文明是远远不够的。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在四大文明中得以独存，是因为它有着有别于其他几大文明的文化基因。正是这种文化基因，才使得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华民族延续至今，才使得中华文明历经五千年依然还能焕发出勃勃生机。中华民族是一个巨大群体，这个巨大群体赖以生存的文化基因，必有庞大的内在结构，而这个庞大结构正是由崇文和尚武两大体系构建的。这个结构能使中华民族具有泰山崩于顶而面不改色的宏大气度；具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高贵气节；具有能承担任何苦难的心理结构；也使得我们秉承至今的文化不仅具有一种海纳百川的阔大胸怀，也具备了一种强大的自我修复和整合能力，从而使中华民族独具了一种百劫不死、浴火重生的顽强生命力。历史深处的那些故事与传奇，不仅仅是故事与传奇，更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的文化资源。正是我们的祖先过人的智慧和勇气，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这个重大文化命题的指引下，我没有把胡服骑射单纯地看成是一项军事改革，而是把这个事件定义为一次深刻的文化融合。中华民族历史进程中的任何一次进步或改变，甚至近现代所遭受的屈辱，都是在面对多种文化冲撞的大背景下产生和进行的。同样，任何国家任何民族任何历史时期的艺术，都离不开其自身的文化背景，而对这个文化背景的解读，决定了艺术家和他的作品的思想成就、文化身份，也决定了艺术的品级。在这个思考的基础上，我明确了“胡服骑射”这一题材的创作方向。

作品局部

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不断冲撞和大范围的民族融合，一直是燕赵之地历史进程的结果和主流。在赵武灵王劝说其他重臣和赵武灵王阅兵等一系列场景的选择中，我选择了阅兵。因为用阅兵的场面，在表达赵武灵王为什么要在赵国坚定推行穿胡服习骑射的目的方面更直接，更有说服力。也因为阅兵的场面宏大和人物众多，能够获得有利于文化或种族融合以及政权内部不同势力的表现空间，并确定了标题：《胡服骑射·武灵阅兵》。在画面中，除了着重表现赵武灵王在猎猎秋风中点兵沙场的仪式，还安排了鼓角的胡人和在马队中驰骋的胡人。同时，在画面的一些角落里，还安排了部分对此心存芥蒂的赵国重臣，使其具有一定的戏剧性，用以表达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的艰难。

中华民族能够走到今天，本身就是个奇迹。在漫长的历程中的每一个历史节点，先祖们所焕发出来的智慧和勇气都令人叹为观止。胡服骑射之所以被作为一个重大事件载入史册，正是因为其阔大的胸怀、聪敏的智慧以及过人的勇气，尤其是中原民族与草原民族进行融合并使其获得新的生命力这个核心。作为中华民族史册中熠熠生辉的一页，我希望这幅作品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厚重的历史感。所以，我选用了传统的原色云龙纸和联屏范式，并在以墨为主的中国画传统技法里，加入了西画的色彩认知，使该幅作品具有一种历史感的调子。在人物局部和马队荡起的烟尘以及环境刻画等方面，也大量使用了西画的方法。

虽然六易其稿，努力劳作，完成了这幅作品，但我还是心怀忐忑，毕竟因功力和天赋所限，这幅作品还有许多不足和遗憾。感谢国家博物馆能收藏我的这幅作品；感谢国家博物馆的孙机和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的杨泓二位先生，他们对史实的详尽指证，纠正了我创作中的一些谬误；感谢以冯远为代表的创作指导组的各位老师，他们对艺术的精准把握，使我受益匪浅。他们从善如流的学者风度和诲人不倦的无私帮助，使我在艺术上及做人方面，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心灵上的成长。■

（原文有删节；作者系辽宁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辽宁画院一级美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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