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偏见根深蒂固，妇女没有权力享受学校教育。上海开埠后，这一现象开始改变。1850年，美国圣公会传教士裨治文夫人格兰德感慨于中国妇女教育程度之低，在上海创立裨文女塾。这是上海第一所女子学校，标志着基督教在上海开办女子学校教育的开始。次年，美国传教士琼司女士在虹口创办文纪女塾。其后，上海的教会女子学校纷纷创办。

至19世纪末，上海教会女子学校已有10余所，约占全国教会女子学校总数的三分之一。其中比较知名的有，创办于1861年的清心女子中学、创办于1881年的圣玛利亚女中、创办于1892年的中西女子中学、创办于1897年的晏摩氏女中等。基督教在上海创办女校的初衷是传教、发展教徒，其本质是一种文化侵略，但客观上却起到了改变中国社会观念，促进上海近代女子教育发展和妇女解放的积极作用。

基督教会女校在上海的创办，刺激了国人自己开办女校的热情，同时也为上海士绅和进步人士自办女校提供了模本。在梁启超、经元善等人的倡议和筹办下，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国人自办的女子学校上海女学堂（又称经正女学）于1898年成立。至1920年代初期，上海已有40余所华人私立女校，呈现华人女校与教会女校并驾齐驱、共同发展之势。

辛亥革命的爆发，上海女子教育进入新的发展期。许多女校在小学基础上发展出中学部，部分教会女校还开设了高等教育。随着女校学制的逐步完善，上海的华人大学与教会大学相继向女学生放开入学限制，使得女子开始享受高等教育。同时，平民女校也逐步创建。李达于1921年开办的平民女校特邀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刘少奇、张太雷、邓中夏等出任学校教员，为学生作专题讲座，传播马克思主义，引导女学生发展自身、走向社会。

至上世纪30、40年代前后，上海女子教育呈多样化发展趋势。上海不仅女子基础教育位居全国之首，而且还出现了国人自办的女子大学。同时，女子职业教育发展迅速。1935年，周振韶在上海创设上海妇女教育馆。这个类似女子教育俱乐部的机构既帮助女性提高文化水平，也有与女子职业教育衔接紧密的妇女职业指导所、妇女工艺传习所。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妇女在政治、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力，妇女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上海的女子教育在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下得以不断发展。目前，上海除女子中学、女子学院外，60余所高等院校和近1500所中小学向女生开放，女子教育的普及面之广、教育程度之高都是前所未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