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理论与传教史研究|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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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超越现代化：基督教在华传播研究的主要范式述评。 后殖民理论与传教史研究

以上大陆和西方的各种范式从不同角度切入近代基督教在华传教史,对这一历史的不同侧面进行了充分的研究,赋予这一历史以不同的意义,但几乎都没有触及或很少触及基督教传教史的另一面,即传教运动对西方自身的影响。实际上,传教运动对西方世界的影响可能并不必对非西方世界的影响小,这种影响涉及外交、社会、文化、科学等各个领域,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认识论层面影响了西方对中国的认识。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西方是通过传教士的描述了解中国的。传教士向西方所传达的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传教士是如何向西方社会塑造中国的?传教土是如何影响西方人的中国观的?这些问题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除了运用文化交流范式对传教士活动进行描述以及对传教士著作进行文本分析外,还可以应用后殖民理论,特别是爱德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理论和分析框架。

1978年阿拉伯裔美籍学者爱徳华萨义德出版了影响深远的《东方学:西方对东方的观念》一书。萨义德认为,在殖民体系瓦解以前,欧洲垄断了现代社会科学体系,占据着文化霸权和知识垄断权,欧洲认知和解释东方的所谓东方学是在殖民主义思想的支配下形成的,西方关于东方的知识充满殖民主义认识论和种族主义解释学,其核心是以文明和野蛮的二元对立审视东方社会,把东方视为非我族类的“他者”。这种东方观( Orientalism)所反映的根本不是东方的现实,而是西方的文化心理和需要。“被殖民”的东方是在与西方的“比较”中存在的,其意义,或者说其文化身份仅仅在于“作为与西方对立的的形象、思想、个性和经验来帮助界定欧洲”。在这种东方观的话语系统里,东方不是为自己存在的,而是为西方存在的,其价值不过在于有助于说明西方的文明与优越。萨义德把殖民主义的清算扩展到西方认识论层面。在萨义德的眼里,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不仅仅是军事征服、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更是一种以主宰为特征对东方的文化态度和认识模式。他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说:“无论帝国主义还是殖民主义都不是一种简单的聚敛和掠夺的行为。他们受到影响深远的意识形态结构的支撑,甚至驱使,这种意识结构包括各种形式的知识体系。萨萨义德还揭示了殖民知识（colonial knowledge)与殖民权力( colonial knowledge)之间的互惠关系。他提出,东方主义既是欧洲在“假想中”的东方进行的帝国主义探险和扩张在根本认知模式上的伴随物,同时也诱导了这种扩张。因此,他认为,“西方主宰,重构和统治东方的独特方式与西方研究和思考东方的独特方式是密不可分的。換言之,东方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学术研究,而且更重要的是建立在东方与西方二元对立和本质论基础上的思想风格或者思维习惯,具有认识论特征,同时东方主义(东方学)也是与殖民权力结合在起的知识生产制度,知识与权力系统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萨义德正是在这一认识论的层次反思西方殖民主义传统的,他提醒人们,必重新思考整个西方知识界认知东方的方式,并提出殖民话语分析(colonial discourse analysis)的概念,意即对欧洲关于东方的著作进行文本分析,解构其殖民话语。这种激进的反殖民主义提出,东方不是一种工具,不是作为西方的”他者”存在的,不是在东西方的二元对立结构中存在的,而是作为自我存在的。因此必须建立非殖民化的东方史。

萨义德的的理论无论对西方还是非西方的学术界都产生“革命性的影响”,其影响所及已远远超出文化批评领域,出现所谓“萨义德现象”( the Said phenomenon),萨义德虽然主要是以西方对中东历史与文化的研究为考察对象,但其思想也可以借用于中国研究。基督教在东方的传教运动与欧洲的殖民扩张不仅在时间和空间上重叠,而且受到那个时代共同意识形态的驱使,并具有相似的目标和功能。对整个殖民主义遗产的清理当然也包括对传教运动的反思。中国虽然仅仅受到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并非欧洲的殖民地,但其在整个世界体系中的边地位和被西方主宰的命运与当时的殖民地并无二致,仍然是殖民主义列强主宰的对象。西方对中国的研究与认识同样带有东方主义的偏见。正如科恩在批判美国现代中国研究中的种族中心主义所导致的歪曲时所言:

“我们尽可不必同意赛伊德对东方学的所有非难,不过仍然可以接受他的比较一般性的见解,即一切智力上的探讨、一切求知的过程都带有某种“帝国主义”的色彩,而且,如果探讨者一一或者更确切地说,探讨者所置身其中的文化、社会和政治世界一一还曾在历史上影响或左右过探计的对象的话,则表述错误的危险性最大,其帝国主义性质也最为有害。”

众所周知,西方的汉学起源于传教土对中国的介绍和研究,无论是欧陆还是北美,最早的汉学家大多是传教士。早期的汉学传统也主要是由传教士奠定的。对于体现西方对东方的认知偏见和知识霸权的“东方主义”的形成,传教士是难辞其咎的,东方被“他者化”,传教士是始作俑者。为了论证向东方宣道的合法性和必要性,传教士有关中国报告的一个主题就是东方在文化和宗教上的低劣。在布道冲动和爱国主义激情的驱使下,传教士报告和传教活动记录充满有关中国文化落后和基督教战胜偶像的记载。在很多传教士著作中,中国的形象和存在是建立在一种二元对立观之上的西方与中国,白人与黄种,文明与野蛮,基督教与异教徒。传教士几乎总是在与基督教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比较中来讨论和描述中中国文化与中国人,把中国作为自身的参照,中国成为美国国形象的衬托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日本传教和担任大学神学教授的著名美国传教士西徳尼古立克的一段话典型地反映出当时的美国人是如何以自己的意识形杰标准来评判中国,把中国置于西方现代性的对立面。他说：

东方代表着这样一种文明:它不承认个人的价值和权利,它代表政治上的专制绝对主义,它强调高等人的权力和低等人的责任,它相信男人天生优越于女人,大众教育或代议制政府在这一文明中没有位置,它赞赏勇武好战为最高美德。也就是说,在东方文明中,集体( community)是至高无上的,个人无论如何是没有价值的。

概言之,传教士中国观的主题就是中国是一个停滞、堕落、野蛮,走向死亡的异教国家,需要西方文明和基督教的拯救,美国应承担其拯救中国的责任。这即是传教运动合法性,甚至主宰中国合理性的基础。鸦片战争前后传教士主办的英文杂志《中国从报》向在华外侨和欧美国家传达的中国就是一个地道的“他者”的形象。中国被作为反树欧美自画像的底色,底色越暗淡,画面越鲜明。传教土塑造的这一中国形象更多反映的是19世纪西方福音派教会的文化心理、动机和抱负以及迎合教区会众的心理需要,而不是中国的现实。中国在相当程度上被扭曲,被“他者化”。

传教士对中国的介绍与研究,对西方人如何审视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传教土塑造的中国形象不仅误导西方民众,而且影响西方各国对华政策。例如美国传教士塑造的中国形象主导了19世纪乃至20世纪上半叶美国人的中国观,导致美国民众对中国普遍的“家长”情结( paternalism)和“施恩”心态。传教运动对西方的影响当然不限于这些方面。

后殖民取向并不否认专教土对中国社会的积极贡献,而是在承认这些贡献的同时,看到传教运动产生的另一后果,即对中国形象的歪曲。运用萨义徳的“东方主义”理论可以从三个方面拓宽传教史研究的新领域:其一是分析传教土著作与西方汉学传统的关系,即传教士与西方关于东方的知识生产之间的关系;其二是通过对浩如烟海的传教土著作进行文本分析,解构其殖民话语,反思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形象,分析传教士著作在哪些方面和在何种意义上参与了东方主义思维风格的塑造,也就是说研究在东方被东方化的过程中传教士所扮演的角色;其三是从知识与权力的关系的角度分析传教士如何塑造西方,特别是西方各国民众,对中国的认知和普遍的“施恩”心态,以及这种认知和心态又是如何为西方对中国的控制提供认识论上的支持和道义上的合法性,并如何影响其国家的对华政策的。

本书作者简介：王立新，1966年10月出生，毕业于南开大学，现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