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卿美

给洋人道歉，还是出国道歉，惊诧不惊诧，意外不意外？威武不屈的清政府就是这样有勇气、有魄力。奴颜婢膝的洋人面对登门道歉的清政府官员，他们竟然打起了刁难的主意，清政府官员不卑不亢、大义凛然地粉碎了洋人的阴谋，让洋人乖乖地刁难。

晚清时期，中外矛盾比较突出。矛盾若激化，产生恶劣事故，西方诸国一旦受到重大损害，就会把清政府拎出来教训一番，轻则赔礼道歉，重则割地赔款。割地赔款的事情，已经知道太多了，是我们主要的控诉内容。但奇怪的是，赔礼道歉这事却少有提及。或许我们没有道歉的传统，或许我们更爱面子，也或许认为赔礼道歉这事太丢人。虽然割地赔款、赔礼道歉都事关国家主权与尊严，但性质完全不同，割地赔款是受人欺凌，责任在对方，而赔礼道歉则意味着自己做错，责任在自己。所谓割地赔款事小，赔礼道歉事大。

第一次出国道歉因为天津教案的发生。1870年的春夏之交，天津城内有大量儿童死亡。不明真相的群众四处传言，说是外国人以传教为名，杀死中国的小孩做药引子。一时间，谣言四起，愤怒的情绪在整个城市蔓延。6月20日，天津百姓围攻、焚毁天主教堂，杀死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众多侨民与修女、神父。事后，外国军舰威逼天津，七国公使向清政府提出强烈抗议。最终，清政府派出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出使法国道歉。

天朝上国破天荒要去给蛮夷道歉，视为奇耻大辱，顿时惊动朝野。李鸿章为此深深担忧 “法之君臣恃强好战，各洋官、教士再加怂恿，非崇公所能勾当”，“即使运气不错，侥幸与之议和，“伤财亏体必多”。

1870年10月28日，崇厚一行从上海启程，乘坐法国邮轮赴法国。次年1月27日，崇厚抵达马赛。崇厚的到来非常不巧，正值普法战争期间。虽说是大清帝国的高官远道而来，但法国人根本没时间理睬。崇厚等人途经波尔多时，只能原地休整，继续等待。这一等就是40天。

崇厚派张德彝前往巴黎，结果又赶上了巴黎公社革命，城内秩序大乱。等巴黎公社革命结束，崇厚等人进入巴黎，却发现法国总统梯内尔根本不想见他们，各种理由推脱。崇厚等人只能在法国各权贵间游走，逢山必拜，好话说尽，只希望能尽快当面向梯内尔递交国书，赔礼道歉，办完事赶紧回国。经过多方努力，依然无法得到机会。崇厚等人无奈，只能先去英国、美国游历。谁知，就在崇厚在别的国家正玩得高兴时，梯内尔又反复发电报，催促他们回到巴黎。崇厚一边痛骂帝国主义，一边无奈返回。

据《随使法国记》记载，11月23日，崇厚终于获得机会，在爱丽舍宫觐见梯内尔。崇厚代表清政府就天津教案一事向法国政府道歉，“惟望妥当了结之后，两国来往毫无伤损”，“ 惟望两国和好，更为坚固也”。梯内尔却非常傲慢，竟然指责崇厚，“朕想贵国人民愚昧，如何将大国领事官打死，洵属获咎不浅。”崇厚完全一副俯首听命的样子，不断向梯内尔鞠躬。

屈辱这事，只要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四年后，出国道歉再次发生。这次是因为英国人马嘉理。1875年1月，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带领英国探测队闯入云南，并扬言进攻腾冲。中途与当地景颇族百姓发生冲突，马嘉理向群众率先开枪。此举引发百姓愤怒，将马嘉理及随行人员打死。英国向清政府施压，双方签订《烟台条约》，清政府答应出使英国道歉。

载沣在德国

清政府拟定郭嵩焘出使英国，郭嵩焘多次请辞。无奈，慈禧亲自召见，当面安慰郭，“此时万不可辞，国家艰难，须是一力任之，我原知汝平昔公忠体国，此事实无人任得，汝须为国家任此艰苦。……旁人说汝闲话，你不要管他。他们局外人随便瞎说，全不顾事理，不要顾别人闲说，横直皇上总知道你的心事。”

清政府这次学聪明了，既然总要道歉，那干脆让郭嵩焘常驻欧洲算了，以后再道歉也方便。于是，郭嵩焘又成了第一任驻外大使。

1876年12月2日的上海，风雨交加，58岁的郭嵩焘抱着虚弱的老迈之躯登船起航。次年1月21日抵达英国伦敦。相比崇厚，郭嵩焘幸运很多，向英国女王道歉并没受到什么羞辱与刁难。但郭嵩焘的日子也很难过，主要原因是受内部人的刁难、诋毁。这个人就是郭嵩焘的副手刘锡鸿。

刘锡鸿不断向国内打报告，诋毁郭嵩焘出卖国格。刘锡鸿所列之事，全是鸡毛蒜皮小事，比如接受郭嵩焘英国人披衣服，迎巴西国王起立鼓掌，翻阅音乐会的音乐单，与外国官员行握手礼。这些小节，在今天看来是完全正常的，在当时也是完全符合外交礼仪的。

下属刁难还不算，国内一些保守顽固派也肆意攻击郭嵩焘。郭嵩焘的出行日记《使西纪程》按规定寄回国内后，遭到守旧派大臣的猛烈批判。批判的原因就是，郭嵩焘把西洋国家说得太美好，说什么英国“政教修明”，把外国说的跟一朵花似的。守旧派攻击郭嵩焘是“极意夸饰，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李鸿藻更是说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强烈要求将其撤职查办。

这些还不是让郭嵩焘最难受的。最难受的是，1879年，当他回到湖南老家时，家乡发生了激烈的排外风潮。大街小巷都在批判郭嵩焘，骂他是“汉奸”、“卖国贼”、“勾通洋人”。当他乘坐的船要靠岸时，岸上百姓对其大声羞辱与辱骂，让郭嵩焘独自黯然神伤。

再说第三次出国道歉，同样是因为一位外国大使被打死了。1900年，义和团祸乱华北，大闹京城。6月19日，清政府要求各国使节24小时内一律撤出北京。次日，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与随从独自乘坐轿子去总理事务衙门交涉，在东单西总布胡同西口，遭遇神机营巡逻部队，被章京恩海开枪打死。

同样的外国施压，同样的要出国道歉。在清廷选择困难时，德国新任大使穆默提出，让18岁的载沣出使德国。载沣是光绪的弟弟，是皇室代表的最佳人选，而且他与义和团也没有牵连。

1901年7月12日，载沣一行从北京出发，经上海前往德国。9月3日抵达德国波茨坦。按外交程序，接见外国高官，最重要的是见面礼节问题。德国政府的要求是“德皇在白厅坐见，王爷行三鞠躬礼，递书，致颂。其参赞随同入见者，切照中国臣下觐君礼节叩首。”

德国的意思就是照办中国那一套，你们怎么要求西方人，我们就怎么要求你。三跪九叩不能少。载沣倍感羞辱，断然不能接受，此事便僵在了那里。最后，还是德国媒体做出了呼吁，德国议院提出了反对，让德国政府改变了主意。因为，如此礼节实在是不合当代外交要求，羞辱性质明显。

9月4日中午，载沣觐见德皇威廉二世。威廉二世非常傲慢无礼，不管是接受国书，还是发表致辞，全程都是坐着。他还说，“断不能因贵亲王来道歉之忱，遂谓前愆尽释”。意思是说，不能因为你们来道歉就原谅你们。这完全是不给载沣面子。即使这样，载沣自然也没脾气。

道歉完，又参观了德国各种现代化工厂。载沣一行本打算去其他国家再考察下，遭到了德国反对。德国人认为“若往欧洲英意比，有违专诚之意”。那意思就是，到德国道歉，然后再去其他国家，显得态度不真诚。无奈，载沣只好原路返回。

三次出国道歉，三次外交屈辱。打死法国大使，去法国道歉；打死英国大使，去英国道歉；打死德国大使，又去德国道歉。几番道歉下来，相信在满清权贵看来，已经把爱新觉罗家族的脸都丢尽了。

也正是从这三次道歉开始，清政府再也不敢对洋人有任何冒犯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