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在无数次摧毁之后｜张玲玲《无风之日》|163

重建，在无数次摧毁之后（创作谈）

小说《无风之日》讲述的是一个所谓的“英雄”之父，因为走投无路，想去绑架当年那个被搭救者之子的故事。里面还内嵌了其他的情节，比如一家企业的倒闭，一个女人的消失，等等。小说叙述时间约一天半，但事情持续了十多年。原计划写个四万字的中篇，但是后来删了又删，最终变成一万四千字的短篇。

我在浙江待了近十年。从2008年开始，可以很显著地看到本地一些传统企业经济状况的恶化。这些年无论是政经还是文学层面，关于东北“衰落”的探讨很多，而东北遭遇的问题往往会跟国企改制捆绑在一起讨论。这会让我想一想自己身处的南方。

南方，非限于浙江，这边开放较早，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有了市场经济的抬头。在很多年里，都是作为全国样本存在的。但是过了四十年，我们会发现还是没什么终极药方。市场和资本也并非总是有效，自由背后依然存有深渊。作为个体的人，都是羸弱而小的，遇到风暴都一样。

2015年，因为萧山一家当地企业倒闭，我和一位摄影记者前去做调查报道，借此在工厂附近的宿舍楼采访了一些不知将被命运推往何处的工人。他们大多来自于安徽、河南及苏北等地。很多人在工厂干了十多年、二十年，几乎半生都搭在里面，遇到问题，一下子束手无策。加上浙江产业的集群特性，以及背后的联保问题等，一出事，往往一个区域的经济都会被波及，所以想跳出，找另一家谋生并不容易。

工厂跑了两次，报道依然没能发出，答应他们的事情没做到。这件事警醒我，自己做记者的时候，实在不算一个好记者，不谈别的，跟我自身的无能、性格的孱弱也脱不了关系。对于很多问题很难看透彻，更是没法像从前的报人一样，以笔杆推进什么。

小说中杨耀裕的愿望自然成不了，就跟他之前面对的很多问题、我们面对的很多问题一样，解决不了，只能由它去。南方是狭小、潮湿、幽闭的，遇到什么也习惯崩塌在内。但他确实是一个好人，他儿子杨志强更是，符合我们被教育的“见义勇为”“自我牺牲”。只是非常戏谑的是，他儿子当时救下的不是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一部黑白诺基亚手机。正如我们知道的那样，诺基亚工厂早于几年前就倒闭，这个手机现在在二手市场上大概也就价值百来块、几十块。如此一参照，难免叫我们怀疑个体牺牲的价值。周老板也是，虽然做慈善的动机谈不上特别纯粹，但也绝非坏人。从我们的角度来看，这世界比之更应该遭受厄运的人难道不是多得多吗，何以非得降临在他身上？

此类事情多了，很容易叫人怀疑善的价值。小说里面，杨耀裕借着真话假说的机会，告诉柴建梅，当时在儿子出事之后，曾经在他的旧衫外套口袋里发现了一张彩票。原本以为不可能倒霉到底，想着一定会中奖，但他在招待所里待了一天，却并没有中。等于上天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也从来不打算做点挽回和补偿。

《约伯记》里，约伯作为虔诚的信徒，因为撒旦和神打赌的原因，忽然遭到了无数的灾难和考验，他的信仰崩塌，于是和神的信徒们展开了数日的辩论，最终被说服。善能获益的时候，选择善是相对容易的，倘若善不能获益，选择善就变成了一个更为艰难的问题。如果我们期盼的正义永不到来怎么办？我们的坚持不就变得虚妄了吗？

或者也正是因此，才有探讨的意义。因为选择艰难，才谓之选择，否则不过顺水推舟。信，也得历经无数的摧毁和重建，否则不过聊以自慰——恰如大卫·福斯特·华莱士所言，如果未经警惕和自觉，我们信仰的一切也会将我们生吞活剥。

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我读了多次马尔克斯《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那是一部十分出色的中篇小说，视角的转换，对白的写法，信息交代的方式都很流畅，并且聪明，他完成于三十岁那一年。如今我三十出头，却时常感到天赋和才能的有限。当然，写作是和失败共生的过程，我明白并且也接受，并将始终如一地热爱它。

——张玲玲

张玲玲，1986年生于江苏。作品散见《十月》《山花》《芙蓉》《青年文学》等刊。

无风之日（短篇小说）

文│张玲玲

杨耀裕站在樱花幼儿园大门十米开外的马路对面，看了一个小时。最近他看东西一直模模糊糊，起先以为是老花，但最近连远处也开始看不清了，光能分辨幼儿园保安是个二十来岁的小年轻，黑黑瘦瘦，一张窄脸，帽子比脑袋大一圈，扣下来能挡住半张脸。

上周五四点半，老杨看见那男孩穿着一件深绿色的棉袄和一条牛仔裤，从一群小孩里出来，蹦进一个用黑皮筋扎着马尾的中年妇女怀里，两人手拉手穿过马路，从他身边经过，走进超市。

旁边一个背着黑色环保袋，袋子上印着一个红色胶皮小人的中年妇女估计也在等人，搭话道：“接孩子呢。”

“对。”

“大班？”

老杨摇摇头。

那妇女笑：“没见过你呢，估计来得少。孩子姥姥给接送卡了吧？”

那会儿他就愣住了。

才六点，但天色已经黑得跟八点钟一样，保安开始锁铁门。老杨的连帽棉袄洗多了，内胆棉花结成了坨，在南方十二月无孔不入的寒冷里毫无招架之力。

樱花街口靠近一个城中村，他走到村口的时候，夜宵摊已经摆了出来，铁板煎豆腐，酸辣粉，热气腾腾地在路灯下排成一排。城中村外被一幅巨型地产广告牌给挡着，停着几辆正在揽客的红色残疾人三轮车。其中一辆车上坐着一个跟他年纪差不多的老头，戴着棉毡帽，穿着军大衣和黑棉裤，双手藏在把手上的棉套里，左腿膝盖位置扎着一根红绳，下半截空荡荡。

他看见那残疾老头至少三次了。这么多车老杨只记住了他，但那老头似乎从来没认识过老杨。每次见了，老头总会撩起两片塑料帘子，冲他喊：“老板，坐车不？”

老杨起先摇头，又问：“去萧山红星农场多少钱？”

“太远了，得六十。”

老杨摆摆手，转身准备离开，那人在后头喊：“老板，五十走不走？”老杨还是没作声。他已经走得老远，还听见那人遥遥喊着：“四十五，走不走啊？路太远啦。”

从城西到萧山得转三趟公交，四块钱，运气好费时两小时一刻钟，到家也得八点半了。他应该在外头填下肚子，但柴建梅不等到他一定不吃饭。老杨中途换312路的时候，趁着一个老太太下车，终于在巴士最后一排坐上了位置。他坐在窗边，看着路灯流星一样飞逝而过，心想，其实上了那辆残疾人三轮车也行，至少得光顾一次他的生意，都不容易。

老杨进门的时候，看见柴建梅坐在双层床下铺缝绒布兔玩具，床边摆着两只半米高的大藤筐，一只装着已缝完的，另一只筐里则是玩具部件以及填充用的白涤纶棉。她大腿上落满了棉屑与针线头，姿势跟他下午两点出门前几乎没任何变化，但筐里的成品玩具比出门前多了一半。

她不缝玩具了，准备站起来：“中午剩了点面筋青菜，你要想吃面也行。”

杨耀裕按住了她：“不用。我来。”

他揭开桌上的罩子，看了看盘内打蔫的蔬菜，把菜盘端进露台用木板搭出来的厨房——如果这一张简易煤气灶台和七八只碗碟能叫厨房的话。

吃饭的时候，柴建梅看他面前的米饭只动了两筷子，问：“怎么了？饭太硬？”

老杨道：“没事，肚子不太舒服。”

她看着他缺掉的两颗门牙处，说：“你有空得去镶上。太不方便了。”

老杨说：“犯不着。冬天是冷，但夏天就凉快了。”

他站起来，拿起脚下的热水瓶，倒了一碗水，从外套口袋的锡纸药板抠出一粒药，趁她没注意就着热水吞了下去。

夫妻能申请工厂单人间，虽好过通铺，但单间也不到二十平方米。放了餐桌，就只能放一张床铺。老杨坐的位置，正好能见墙上挂歪的挂历边那一块空荡荡的灰墙壁，墙上嵌着一枚生锈的小铁钉，原先挂着一张杨志强的遗照。前年夏天的一个下午，老杨把相框摘了下来。这么多年过去，墙也老旧了，他不去拔钉子，是担心稍一用力，石灰粉会扑簌掉下来。

“今年一场雪都没下。”

“快了。”老杨安慰说。

“我们这边至少有三四年没下过雪，”柴建梅说，“有一年大雪把厂房和电线杆都压垮了。”

“那是2008年，快十年了，”老杨想了一会儿，“后来就没有下过这样的大雪。”

“我们在这都快十五年了。”柴建梅说。

老杨没接话，心想着那事最多只能拖到明天，十五年，如今他一天都不想等了。

晚上老杨做了一个梦，梦见杨志强朝自己扔雪球，两个人隔着一面墙。好像就是他苏北老宅门后面那堵一米不到的砖砌矮墙，但是梦里它的位置发生了变化，从门后变成了门口。从他站的门槛到矮墙差不多五十米，地上雪积得很厚。杨志强看起来十二岁左右，老杨不知道为何十分生气，想追上去打他，但两脚却陷在雪里无法脱身，好像在某种流动的旋涡里一样。他在徒劳的挣扎以及头疼中惊醒了，坐起身，发现柴建梅背对着自己睡得很实。这么多年过去，两人还是挤在一张一米五的双层钢丝床下铺。老杨摸了一把后背，发现又出了一身汗，这盗汗的毛病从他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

老杨爬起来，披了件衣服，从床边提了只电筒，出门右拐，走到四楼的公共洗手间。蹲在蹲坑上，记起杨志强出事三天后，他在招待所正是因为早上一碗葱油拌面腹泻到凌晨，整宿都没有睡好。

没什么动静。老杨只能回到床上，摸了摸潮湿的被褥，躺了上去。他发现自己的睡意消失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床顶，判断那几根钢架到底在哪个位置，但辗转反侧了没几次，依旧在迷迷瞪瞪中睡了过去。

老杨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还不到八点。床边粉色苹果形状的闹铃没响起来。那是他们买电饭锅时候的赠品。用了差不多一年，他才知道怎么调闹钟。电子屏显示的时间永远比实际时间慢二十分钟。

透过封闭阳台上的不锈钢栏杆，可以看见天色很阴。柴建梅已经醒了，他到现在也没弄清楚她是怎样日复一日地不弄醒他去煮好早饭的。

柴建梅用毛巾裹着电饭煲胆，把粥端回到塑料餐桌上。他注意到她手上的冻疮又严重了不少。

“最近一定会下雪。”她看见他那件灰色棉袄的肘部已经磨烂，领口缝针的位置已经断了开来，布料黑得发亮，外套打开的时候，光像能从里面透出来，忍不住再次说道，“要么还是买一件新棉袄吧。超市的衣服正在打折呢。”

“我身上这件不就是打折买的？”

“大润发都改成联华了。”

“你给自己买一件。”

“找工作也需要一件好衣服，”她努力说服他，“马上就要下雪了，买件防滑布料的，雪水都进不来。”

“不用。待会儿我去买菜，顺道去找下老龚，”老杨说，“去问问厂子的事情到底咋样了。”

出门前老杨把鞋子取了出来，他那双毡毛皮鞋的鞋跟五个月前已经坏了，跟老龚借了一只502胶水重新粘好，但不大管用。这会儿他发现虽然鞋跟的缝依旧开裂，但柴建梅把前一天沾上的煤灰和泥土都刷得很干净，并塞了一双玩具布料缝的新鞋垫。

老杨一边系鞋带一边说：“没事的，找不到大不了回家。”他故意大声嚷道，“要饿死可没那么容易。”

柴建梅拿着针线走过来，把他背后那块被铁丝割出的破洞给补上了，她坚持让他嘴里咬一根筷子：“不然容易长针眼。”

老杨虽然不信，但是还是顺从了她，并没说比起他脑袋里的那个炸药包，长针眼实在不算什么。

楼道十分昏暗，每一层楼都只安了一扇窗。窗户都在过道的最西，早上还不如晚上亮堂。厂子停了之后，宿舍楼也没人来打扫了，不时能看见小孩扔在楼梯上的零食袋，或者一小摊融化的粉红色真味棒棒糖。感应灯也坏了。电工小陶三个月前便没再出现过。老杨扶着楼梯小心翼翼走着，差点踢到楼道里放着的几个咸菜桶。302家的门口还放了一只褪色到发白的红塑料面盆，里头放着腌好的几块咸肉。

老杨推开铁门，看见垃圾桶边斜靠着一把灰黑色的格纹折叠伞，扔的人没有耐心放进垃圾桶就走了。他撑开看了看，发现只断了两根伞骨，收好后放了回去。犹豫了一会儿，又走回去重新捡了起来，夹在了胳膊下面。

宿舍楼大门往左，是沈建能开在红星中路110号的小卖部。门口塑料架子上挂着一串袋装咪咪虾条，袋装飘柔洗发水，还有星球杯。最外面的木架子上摊着一摞报纸，七八本杂志。杂志早过期了，外面的透明塑料皮上落满了灰。其中两本旧杂志，《环球人物》和《福布斯》，被人拆开，扔在报纸上，封面打着卷边，印着2015年。

老沈主动招呼他进来。老杨没有拒绝，坐上了他递来的那张浅蓝色镂空塑料凳。老沈说：“我老婆昨天晚上睡不着，看了半天，说那是中控车间的李萍。”

“哪个李萍？”

“我不记得，但我老婆有印象，”他说，“这个，经常带着女儿来我们这边买草莓和葡萄味儿旺仔QQ糖的。”

老杨接过手机。视频是打横拍的，把人拍得过扁过宽，脸很模糊，只能分清眼和嘴大概位置，他努力想了想，但依旧没什么印象。

沈建能说：“你怎么会想不起来呢？说话大舌头，脖子有块癫痫红斑的那个。老公在隔壁的义乌物流公司当货车司机。”

沈建能又回到她咬人的那一段上。老杨没什么头绪，盯着街对面，发现沿街的树木叶子已经掉得差不多了，树木下半部分刷着防虫用的白石灰。对面奶茶店整天都在用两台立式音响大声放着DJ音乐，闹闹哄哄。奶茶店外头停着一辆安徽牌照的米卷货车。紫色、米白色长短不一的米卷扎在透明的塑料袋里，好几个小孩拉着母亲的手嚷着要买。老杨想起以前带着杨志强拿着半袋玉米去村口看人摇爆米花，其他小孩捂着耳朵也要站在爆米花筒边上，等着那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但杨志强一定躲得远远的。

想到这里，老杨不免感到有些好笑，这么胆小的人后来怎么就成了英雄？

他站起身，把板凳还给沈建能，打算像过去几个月那样，看看路边有没有新鲜的蔬菜。冬天一来，蔬菜价格变得越来越贵。红星路沿道零星摆着几个蔬菜摊，胡萝卜比超市一斤便宜一块，青菜和芹菜每斤至少便宜五毛。他在路边找了一圈，想找上次一个住在农场边上的老太太，她家的西葫芦和葱都比别家要便宜几毛钱。

他出门前数过钱，钱包里还有一张五十，两张十块，一张五块，一张一块的纸币，还有四个一块、两个五毛钢镚。一张整钱也没了，前天就破开了，是在老沈的小卖部里买了一筒机器卷面、一瓶海天酱油。

他看见了601的老葛正蹲在地上，皱眉捏着一把西兰花，老杨拍了他肩膀一下，老葛回头见是他，道：“我把喜糖给你老婆了。”老杨点点头，深吸了一口大米焦香的味儿，从他们中间穿了过去，决定今天买点肉，毕竟他们已经快两周未见荤腥了。

过去的时候，老杨看见卖米卷的中年男人在寒风中忙着把吃的分装成小袋，手和耳朵冻得通红。等到雪天一来，这些膨化米卷就会因潮湿变韧而无人问津，就跟他们这些老人一样。

超市四处挂着年终促销的牌子。他很快就看见了柴建梅说的正在打折的衣服，就在卖场中央，一堆衣服四仰八叉地躺在带扶栏的手推货架上，架子上面用黄地黑字标注着“现价199，原价399”，“399”上打了一个大叉。他拎起一件看了看，又放了回去。过道一侧卖方便面，另一侧是卖粮油。整个超市空荡荡的，几乎没什么人。售货员比之前少了很多，连收银台都关了三个。

他终于找到了猪肉柜。猪五花打折，十三块五一斤，灯光下看着还好，但拿出一盒来，却有些变色，他看了看，攥紧了一下口袋，冲着正在打瞌睡的年轻人喊道：“师傅，麻烦切一斤五花。”

……

他终于看见那孩子从幼儿园里头出来，跟着同一个中年女人。他们会穿过马路，走过一个小商业广场，一家西式面包店，一家馄饨店，一家快餐店，一家宠物美发店，一家快倒闭的儿童创意水彩中心，还有一家夫妻水果炒货店，瓜子和花生一包包摆在门口，烂掉的水果就扔在门口的筐里，散发着一股腐烂的甜味。然后就是超市，超市门口摆着三台摇摇车，最大的是有升降的红色小汽车，小汽车的前脸是一个卡通脸，很难分清楚究竟是狗，还是小熊。这车坐一次两块钱。另外两台一个是喜羊羊，一个是孙悟空，坐一次一块钱。只要一投币，车身上的彩灯就会亮起来，放美羊羊喜羊羊的歌曲。那小孩每回都得坐两次孙悟空，有一次他看见他缠着那妇女坐小汽车，坐了没一会儿就下来了。还要过两回糖，那妇女没同意。

那妇女去了里间超市前，给孙悟空投了币。孩子坐了进去。车子停了，他还坐在上面发呆。老杨给他投了一个钢镚。车子重新动了起来。

老杨问他：“你叫什么名字？”

“陈稼睿。”

老杨想了一会儿，依然没法判断究竟是哪两个字，他发现孩子的脑勺后面留了一根细长的辫子，辫子尾梢扎了一根红绳。

“你是男孩吧，还扎辫子呢？”他逗他，“几岁了？上小班？”

那小孩不解释，盯着前面快速闪过的画面。

老杨想起口袋的糖，掏了出来：“给你。”

“不用，我不能吃，”他摆摆手。过了一会儿，又问，“你糖什么味道的？”

“橘子，葡萄硬糖，奶球……”老杨在手掌上拨拉着那把五彩缤纷的糖纸，“这两袋是巧克力。”

“我最喜欢巧克力豆，”他说，“有一次我爸爸从美国还有日本给我带回来两盒，我一天就吃完了。”

老杨发现他一点也不怕人，跟杨志强小时候完全不一样。但所有男孩都虎头虎脑，他把巧克力递给他：“你喜欢自己拿。”

他抓起两袋，又放下了一袋：“你一袋，我一袋。”

“没事，你拿吧。我有。”

“这糖很甜，”他拿着巧克力，热情跟老杨解释，“我上大班了。明年会上小学，小学的房子就在我们幼儿园边上。”

老杨笑了：“那你是个大孩子了。”他帮孩子把袋口撕开：“超市里那女的是你奶奶吗？”

“不，是我家保姆。我没见过我奶奶。”

“你牙齿也是蛀坏的吗？”那孩子忽然指着自己的门牙，又点了下老杨嘴里的豁口，张大嘴巴，把右手手指头伸到牙龈上，给老杨看里头那颗发黑的蛀牙，“就这儿，你看见没？蛀了。但是没关系，乳牙蛀了还有恒牙，等到长大就好了。”

他宽慰老杨：“你那两颗牙也是，长大了就好了。”

在那妇女出来前，老杨已经悄悄走了。绕到在广告牌后面他就吐了，之后蹲在那大片未开发的泥地上，看着从泥潭里长出的星点野草，号啕大哭。他想了那么多次才决定，整整一个月，一直在筹划去做这件事情，想着把那孩子带走，把那些他分不清是应得的还是不应得的钱要回来，然后再清楚地追问那孩子的父亲——这些年到底怎么了，去尝试抹平自己的失意和不足，但最终他什么也没做，什么也不能做。甚至走不到幼儿园和小区门口。只要一靠近，他这样一个衣衫褴褛的羸弱老头就会被时刻戒备的保安拦下——从头到尾，他所拥有的只有那一辆摇摇车的时间。

但老杨最想追问和诅咒的，却是那至高的高处，他没法原谅他多年的懈怠、残酷和傲慢，一再将其生活碾成碎末，从未善罢甘休，而他从来没能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

他不记得自己哭了多久，但最后他还是兑现了承诺，坐上了那辆残疾人三轮车。老头把帘子用拉链仔仔细细封好了，连一小丝风都吹不进。暗橘的夜光从车外渗进，照在老杨的手上、肩上。车子开得摇摇晃晃，脆弱的避震系统使得一颗小石子也能让它颠簸半天。他靠在车厢的一侧，听见那残疾老头大声唱着快活下流的歌，不知不觉睡着了。老杨做了一个梦，梦里他只能看见那接近自己的一片乌云。而他只能等，或者无望地期待，一阵柔软的风从四面八方聚集，把那晦暗巨大的云彻底吹散，直到呈现完完全全的光明。

（节选）

原发《芙蓉》2018年第6期

《中华文学选刊》2019年第1期“实力”栏目选载

点评

张玲玲的小说读起来有一种沉稳的感觉，这样的沉稳让阅读变得很舒服。虽然“80后作家”已经成为了一个标签化的称谓，但我还是愿意从这个代际视阈去观察她的写作。张玲玲的写作中没有市场和严肃文学两极间的拉扯，这反倒让她愈发显得自如。像《湖泊》《平安里》《三舅舅》《自由落体》《神奈川冲浪里》等篇，不管是对生活之流的细密端详，还是记录城市改造拆迁中的世相百态，抑或是对精神内维的雕镂，在小说艺术表现以及深蕴于其后的思考方面都可谓成熟与独到。在这样的书写中，她的关怀投向的大多是那些芸芸众生的平凡日常，这些人物的希冀与挣扎、琐碎与困顿，现实中的伤痕与心灵的萎顿。

新作《无风之日》中处处都透露着一种“节制”。张玲玲似乎有意地在保持着距离，尽管身处于其中，但又始终是一个冷眼旁观者。每一笔都不动声色，点到即止。在这样的叙述中，作者把场景推到了前台，又为读者留下了空白——这样的留白是与“理想读者”的交流期待，同样也可以看作是小说书写可能性的实验。此外，小说的几个关键转折都是在人物对话中完成的，看似漫不经心，但又是某种意义上的叙事动力，故事的逻辑就在其中成型了。

小说中最打动人的还在于老杨自始至终的善良本性，尽管自己度日已是十分艰难，却还惦记着自己周遭的人和事。对偶遇过的一个开三轮车拉客的残疾老头，他总想着“其实上了那辆残疾人三轮车也行，至少得光顾一次他的生意，都不容易”；也在瑟瑟发抖中担忧安徽男人所卖的米卷在雪天到来之后会受潮而无人问津，“就跟他们这些老人一样”；就连电视上的广告他也总会选择善良地相信。这正是老杨对待世界的态度，可无奈的是，这成为了荒诞的原点。儿子的“见义勇为”换回的是一部如今连一百块钱都不值的诺基亚手机和受助者没了踪影的回报，慷慨帮助自己的周老板也因疾病离世，自己随之下岗。日常生活的残忍就像那楼道里的昏暗一般，从各个角落里浩浩荡荡地涌过来，压得人透不过气来。回头望去，我们在时代的雾翳中看到的是“老杨”们单薄、凛冽的身影。

张玲玲在一篇创作谈里提到，写作“需要保持偏狭的坚持”，我想这样的坚持可以是文字内在一维的，也会是浸透在人生中的态度。回到小说中，在碾压之下，老杨（或者说我们）所执拗思考的是一个似乎没有办法理清楚的悖论：好人到底有没有好报？那么，对这样的困惑我们能够追溯的到底是命运还是现实呢？或许什么都不是，他只是能够在那份沉重之下继续无望地希冀着，而这份沉重恰恰来自于他自然秉持的善良，这一真相让人悚然。小说的结尾，老杨放弃了那场筹划了很久的“绑架”，并非因为时间冲刷后的释然，而是他本性使然。善良成为了伤口，同样，善良却也保持了世间的温度。这正是作家在文字之中展示出的精神的纵深感之所在，也让我们心怀敬意。

——李晓伟

作者简介：李晓伟，男，白族。文学博士，青年评论家，现任职于山东理工大学。

聚焦│Focus

请回答，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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