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的机理之十——西医应谨慎评判中医|163

整体观医学的对象是整体生命，会产生诸多相对应的观点，会发展有特色的方法，还原论医学处于相对下层，不该依据它的准则和知识加以评判。因为还原论医学无法覆盖整体观医学，正如物理不能覆盖化学。

西医看到某种疾病表现，中医一定能看到，西医检查结果可为中医提供参考，反过来不一定，中医看到的现象不一定能反应到西医那儿，比如将病未病、比如平衡失调。

问题就在这儿，还原论医学相对获得成功，它会指手画脚，中医代表的整体观医学是落后的，人们只能小心翼翼地辩解。

有必要基于层次理论，扭转这种被动局面。

武断中医研究思路

沉迷于现代科学威力的人会批评说：“中医概念，从经络到脏腑到‘六淫’外邪，几乎全是虚拟的，关于外感热病的病理生理则全是想象臆测的，毫无根据。现代医学则完全是实证的结果，每一条结论都是铁板钉钉般的可靠。”岂不知，铁板钉钉的可靠，就证明这种思维只有细节没有整体，只有确定没有灵活，只有物质没有生命。

他们会理直气壮地举出事实来说明：中医对传染病、外伤感染、难产、新生儿病等一筹莫展；他们更会正确无比地说明，中医缺乏解剖学实践，五脏六腑都是臆想，更不懂生理病理的知识。这些都是正确的，也充分揭示如此的事实：西医是下层科学，它擅长搞懂那些它搞得懂的。

他们也会怒气冲冲地反驳说：得某某病是“虚火”高，那么请问，什么是“虚火”？“虚火”怎么测量，达到或者超过多少的单位算高？相比而言，血压就不一样，人们稍加训练就知道怎么测试，单位是什么，多少算是高，血压高了为什么会对人体造成伤害。诸如此类思路，从来就没有跳出过现代科学这个框子，去到更广阔的世界。过于确信某种方法更好，本身就是不确定的态度。

虚火、元气等理念只能存在于整体观的世界，西医方法无论如何先进，无论如何精妙，也无法企及这一存在，原因很简单：规则限制了探索所能企及的维度。

假设有二维空间的纸片人，他们有很发达的科学，有周密而合理的科学准则，也只能在这规则体系中行事，体积之类的概念就不能提出。

认可整体观医学在还原论医学之上，就暗含了这样的含义：中医的概念和见识无法由西医理解，宛如遗传等生物学概念无法被物理学理解。

中医成果也无法由西医使用。西医无法理解中药，并非中药无效，也不是西医搞不清楚其中化学成分，而是无法理解中药的作用机制。西药会取用中药，只是使用它的某些组分。西医也不会多么理解针灸，因为无法认识针灸对生命的影响，人们只能研究针刺对身体的生理作用。

西医用它自身的准则对待其他医疗模式，搞清楚世间一切医疗方法的机理，这是用基于物质的研究解读基于生命的科学，这是对医学创造的降维，降低到那些瓶瓶罐罐和计算机模拟所能到达的维度，而不是人的灵性所能到达的境地。

很多人动不动就说：拿出数据来，却认识不到，数据是高维世界在低维世界的投影，缺乏人的精心照料，必定有东西丢失了；人们忘却了，不同的眼光，会让世界呈现不同的数据，局限于现代科学的人们隔膜于这种不同后面的更深刻道理。

为什么西医没法武断中医思路？我们可从机理上解释，大致分三个层面。

其一，在西医体系，技术元素占据主导，人的发言权愈发被剥夺，更不可能产生脱离于物质的各种主观认识，比如元气、虚火之类（这样是否有效，需要另外展开讨论）。

其二，西医缺乏关于生命整体的知识。

西医通过分解以研究身体各个细节，获得了非常丰富的认识，但这是关于静态的肉体的知识，是关于培养皿中细胞的知识，并非真正的生命表现。越是分解到细节，整体的东西丢失得越多。

西医也在观察整体的人，用某种方法处置病人后观察其变化，外在观察用于证明药物的机理，病人表现异常，说明机理错了，或药物引发了毒副作用。这里，宏观工作是为微观服务，不像中医，观察用于验证生命的特性，和药物之于生命的作用。

西医基于流行病学采集到真实的生命变化，比如理解吸烟对癌症的影响，这是局限于主要特征，结论抹杀了个体差异，价值有限。现状就是：相关知识络绎不绝地出现，肺癌的发生率并没有下降多少。

西医会广泛地研究替代物，比如研究吸烟致癌，人们分离出香烟的一些成分，刺激替代物，比如基因，或细胞，或小鼠，得出一些结论。这些仍然是细节的知识，不是整体层面的认识。

其三，西医的进步很不够，没法基于下层知识定义上层。

哲学上看，掌握全部下层知识后，也可定义上层。现状就是，西医在它的方向上还差得远，生命复杂性扑面而来，大量奥秘还没有揭开，没有触及多少真理，无法评价中医。

以上就是西医没法科学地评判中医的一部分理由。

通俗点说，西医没法完美地治疗疾病以前，在不能保证健康以前，它评价中医就需要谨慎。

中药方剂有复杂的分子成分，多种物质混合参加反应，可能导致复杂的变化，效果必然不同。迄今为止，没有一种中药有效成分与该药的全部功效能完全对应上，换言之，用已知的有效成分并不能完全说明相关药物的功效。

比如，交泰丸由黄连、肉桂组成，实验证明该两味药对大脑皮层和中枢神经均无兴奋和抑制作用，两种药物相伍为方，却主治心肾不交之失眠，这就说明，有种新的东西在组合中出现了。

西医过多沉醉于自身的先进性，忘却有其利必有其弊的亘古道理，一些人过分自信，希望基于西医定义中医否定中医，抹杀整体观医学的价值，就非常不妥。

比如，在西医体系，生活和科学研究愈发分割，导致诸多局限，在中医体系两者可以重合，基于生活理解疾病的发生发展，用自然物质直接作用于人，生活和治疗融为一体，因此具备很多能力，能探知很多真相。

臆断中药毒副作用

很多人指责中药的毒副作用，他们列出马兜铃、柴胡、朱砂、雄黄、板蓝根、款冬、蜈蚣、水蛭、黄连、黄柏、麻黄、何首乌、大黄、益母草、厚朴、牵牛子等洋洋洒洒数十种。

他们依靠何等的证据？当然没法再在真人上做实验，只能分析中药组分的影响，多是分子实验、细胞实验，少数是动物实验，没法做人体实验，就只能用动物的反应代表人，真实性值得怀疑。他们只能研究某种组分，就否认了一种可能，即多种药材组合以后，在身体内部发生作用，让单独使用表现的毒性消失或减弱。中医是整体思维，毒性需要在整体层面考量，结论可能不同。

比如，有人认为蒽醌化合物具有致癌性，中药决明子包含此类化学成分，但中医认为决明子无毒，有解毒利湿的功效，实践也没有显示决明子的毒性，相反，该药物还对肝有某种保护作用。

人们对中药的指责，确切的说法是中药组分的毒副作用，更确切地说是中药组分在实验室，在替代物上表现的毒副作用，不应当径直宣称中药的毒副作用。人们得知那些真正发生的毒性事件，然后基于实验室做出解释，事实存在，但理由不一定正确。

可达成如此共识：不应当说中医没有机理，但可评论中医没有疗效；不应当说中药成分有毒，可以说中药让人受到毒性损伤。评判是基于整体的，就可能有道理，从实验室得出的，就不应当过于信奉。

根据科学的层次理论，我们要立足于上层言说上层，不应当立足于下层武断上层。

中医认为，中药的毒性也正是其疗效所在，《尚书·说令》有“若药弗暝眩，厥疾弗廖”，意思是：药物没有一点药力反应，就治不了病，所以“聚毒药以供医事”，即用有性味偏差的“毒药”，纠正身体气血阴阳的偏差，但要遵循“有是证用是方”的原则。中医认为，正确的辨证施治能最大限度地避免不良反应的发生；中药配方的“君臣佐使”能起到增效、降低不良反应的作用；临床上的毒性事件，往往没有遵循相关原则。从形式上看，这类观点是正确的，至于它的内涵如何正确，如何在实践中保证安全，需要更深入的工作。

我们还可调用下层为上层服务。人们认识到，毒副作用往往是药材的一种成分导致的，有些只在少数人身上发生。这就暗示，用现代工艺将该毒性成分剔除后供医学使用，其他成分还在，效果很可能没有丧失，毒性已经消除；还可根据病人的基因信息决定如何使用。

西医追求精确可靠，在分子层面搞清楚药物的作用机理，所以人们有了道义上的自信，开始指责中药，认为搞不懂药物的分子机理是危险的，并用少数毒性事件来证明其观点的正确性。其实，西医也只是稍微进步了一点，西药是能搞懂一些机理，那是针对研究靶点的机理，该化学分子还会制造丰富的反应，导致何等的毒性，没法提前预知，只能等应用了再说，长期影响更没人顾及。

不应当脱离正面效果，静态讨论毒性。毒分长期和短期的，可修复的和不可修复的，生命能承受的和不能承受的，需要承担的和可以避免的。只要是药，就是有毒的，西药几乎都是毒，对不需要的人是毒，对需要的人也是毒，人们只能靠牺牲其他利益换来某些好处。所以，只要中药的正面效果好过负面影响，就可以考虑使用，并采取炮制加工、组合应用等多种方式降低毒性伤害。

中医确实出现了很多毒性事件，很多药材确实危险，中医的看法也有大量错误，这不需要回避，是必然的，因为我们还局限于古代的科学水平。这里的观点，是希望避免使用两套标准，看不到西药的毒副作用，苛刻地要求中药。

中药需要科学化的改进过程，基于数据反馈体系，有毒副作用的组分容易识别，然后控制使用，甚至要禁止使用。但应当立足于整体，不能走西药的流程，不能用西药的标准来要求中药。

药物的毒副作用是无法彻底掌握的，人们在不断推出新药，希望它具备更强作用力，虽说科学管理上改进了很多，还是遇到层出不穷的毒性事件。相对而言，中药不是新事物，历史经验有助于毒性的避免。

西药早期经历了大量恶性事件，探索形成了一整套规范，以避免毒性事件的发生。这是好的，也导致药物开发效率的降低，比如，所有前期实验都有别于真正的身体，它们否定的药物可能反而有效。相比而言，中药长期保持不变，毒性损伤已经相对充分地探明，就能发挥更多的价值，这方面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西医无法充当裁判员

经常能听到如下的说法：“从针灸、顺势治疗到‘量子治疗’，绝大多数的另类治疗提供的只不过是安慰剂效应而已—所谓的安慰剂效应，就是某种疾病的有些患者只要认为某种疗法是针对他们所患的疾病，即使该疗法对该疾病完全不可能有什么直接的疗效，其病情都会有缓解的倾向”；“要打击那个‘有替代医学这样一个东西’的观念，如果它见效，就意味着它是医学而且应该要像其他医学一样进行监管，如果它不见效，就意味着它并不是医学”。

甚至还有关于西医以外的替代医学的更绝对和直截了当的结论：“几乎所有的替代医学都是在胡说八道”、“这个产业里95%的产出都是噱头”、“提供给大众的无非是安慰剂效应”、“替代医学工业的出色之处只在于其安慰剂分销服务”、“除了主流的现代医学外，癌症没有其他可行的替代方法。”

初次接触这些言之凿凿，又显得权威的观点，有人会选择认同，当我们深化认识，理解身体的复杂性、和西医所达到的阶段，和西医所处的困局，就不会那么自信了。我们希望这些观点是对的，因为我们并不非得排斥或支持某种医学、某种观点，我们希望从疾病中康复，这是目标，根本来说是唯一目标。

可是，一旦人们受尽折磨后离开人世，医生就说这没办法，谁也“搞不定”，或是我们观察到有人不经过医生的方法，而获得新生，我们就会产生疑惑。

针对性地，我们可以问：如何证明西医这门“真正”的医学就不是安慰剂效应？既然疾病和生命复杂系统相关，如何证明西医的癌症疗法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不是胡说八道；如何证明西医的产出不是噱头；上述校验中医是否有效的方法是否属于西医方法？还是公正的方法？如何证明其公正性；谁许可西医定义“医学”这个概念的？西医是如何被赋予“公正评价所有医疗模式，为人类选择最好的医学方法”的权力？西医已经成为主流医学了，就有权力评价别的医学模式吗。

这样的问题几乎不能回答，因为方法的缺失，因为生命探索的难度。西医主要的思路，就是搞清楚药物的分子机制，得出关于替代医学的诸多结论，这思路在某些疾病上有效，对那些高度相关于生命整体的疾病就不一定。

西医是对生命的肢解，只能抽取丰富生命现象的部分特征，是对高维生命的降维观察。用西医方法否定中医，就是用下层工作否定上层。

西医和其他医学已经有相当的差距，但还不至于到如此地步：替代医学就是胡说八道，只能靠安慰效应工作，西医则完全脱离这类境界，去到科学的殿堂。

我们就看到对事实的选择性采纳：要论证中医等替代医学无效，有些人会拿出科学准则来理直气壮地要求，要回复人们关于西医无法治好病的责难，他们就会说身体就是这么复杂，科技就是这么落后，这两种态度无法共存于一个科学的大脑。

随着人们思辨能力的进步，还有更“科学”、也更有诱惑力的说法被提出，比如有人旗帜鲜明地提出：世上并没有什么科学或不科学的医学，只存在经过校验的和没有经过校验的科学。

这种观点是认识上的改进，人们明白，对科学一词的定义和判定极为困难，他们务实地转向医学校验环节。此类观点具有诱惑力，细分起来就能发现其中的暗示，即把“经过校验”与否和“科学与否”画上等号，进而驱动人们进入某种场景，即要求中医受校验，如何定义这“校验”被遗漏了。用什么眼光，用什么方法、用什么准则校验医学，就是问题的关键。

人很难公正地看问题，人心不是一张白纸，他会受到历史和环境、文化的影响。所以，号称科学的人们，看似使用科学方法的人们，往往还有更高层面的因素影响他们的科学性，这方面往往隐蔽而不易察觉。

在传教士医学时期，人们后来反思，有那么一些错误至今仍然有借鉴意义：一、他们所来自的美国医学界正进入一个把“庸医”驱逐出业界的阶段，它对任何被认为是对医学的科学基础的偏离都不能容忍；二、医学传教士碰到许多在传统医生手里受了折磨的悲惨患者；三、纯文化的观点，在一些传教士眼中，东方诸民族正处于灭亡的阴影中，“没有希望、没有上帝，自愿成为罪恶和撒旦的奴隶”。

这结论在当下仍然适用，自诩为“正规军”，有高度专业知识的医生，看待那些“不入流”的方法，也同当时驱除“庸医”的心态相似。这种心态下，人们往往选择性地使用证据，很多对中医的反思，往往基于民众自我治疗失败的例子，或中医治疗失败的例子，这就丢失了样本的整体性和随机性。

几乎任何对中医的批判，都立足于下层的知识评价上层，根据层次理论，我们能指出它们的不足，但工作还没有做完，还要基于整合的方法，证明中医的有效性，这样才算是完整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