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龄倒戈反奉战役兵败之后，奉天当局便立即组织了善后会议。但在此会议上，张作霖并没有丝毫止兵休战的意思，反而举兵入关，逐鹿中原之心还越发强烈了！因为在他看来，自己此时兵强马壮，还有一个“钱袋子”王永江坐镇后方，自然无所顾虑。
但王永江并不这么想，相反，王永江对东北此时的财政问题深感担忧。因此当时奉天兵工厂每年的军费花销就高达2300万元，其余的军费开支为1800万元，还有张作霖个人机密杂费，每年也需要要花费1000万元之多。
这也就是说，当时奉天省的军事费用，一年就需要花费5100万元。而相比之下的财政收入是多少呢？答案是2300万元，明显的入不敷出。
连年的战争，已经给东北造成了严重的财政负担，原来固有的税项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连年都在增加，用王永江的话来说就是：
“此时的东北，已无增税之余地”。
由此可见当时东北的财政已然陷入窘境之中。
为此，在善后会议上，王永江力排众议，再次向张作霖提出停止内战，退兵关外，休养生息的建议。王永江认为，此时的东北应该要裁撤军队、恢复生产、开源节流，以此来挽回东北财政破产的必然之势。
然而，张作霖却始终没有同意王永江的建议，入主中原之心依然坚定不移。王永江对此也无可奈何，面对着自己这些年千辛万苦积攒起来的财富随着一声声炮响而付之一炬，他似乎已经感觉到东北前途之暗淡了。
1926年1月7日，王永江向张作霖请假回家探亲，张作霖批准了。其他人则以为这是王永江为了躲避自己生日的应酬，因为再过两日就是王永江的生日了，作为东北地区有头有脸的人物，自然会有一大批人前来祝寿。
但王永江并不是为了躲避应酬而故意为之，而是为了能够让自己顺利辞职。在回家不久之后，王永江便给张作霖送去了一份辞呈。
王永江在辞呈中写道：
“今金融为军事牵动，竟出常规之外，而战事又无时可息，则数年所期望之大政，必无所资以进行可知也。”
“永江在职，不过等于脑满肠肥之一大官而已，无益于桑梓人民，并无裨于将军也。”
“如其进而违心求合，不如退而息影蓬门，倘将来时局变换，有可以实修内政之时，苟余年未尽，尚可勉效驰驱。今非其时，务请开去本兼各职，另简贤能。”
张作霖收到辞呈后，急忙致电王永江，让他留下来。其实，王永江并非真的想辞职，只不过是因为张作霖不听劝告，毅然进军中原才如此的。如果张作霖听从了他的建议，停止内战的话，那么他依然还是会回来的。
但事与愿违，张作霖入主中原之心丝毫没有改变，也完全不理解王永江辞职的本意，反而语气中还带有些许责备，王永江离去之心则更加坚定了。
事后，王永江便致电张作霖，表明自己辞职离去的决心！
但也许是王永江心里还对张作霖抱有一丝希望，他觉得张作霖会回心转意的。于是在三月五日的时候，他再次致电张作霖，对他做最后一次劝谏，其内容跟刚开始一样，都是劝他停止内战，返回关外，休养生息。
王永江还在谏言中说到，如果张作霖答应的话，
“永江虽竭鸳钝，死而后已，其又何辞！”
如果不答应的话，
“永江不忍视将军之投入荆棘，人民之陷于水火，唯有匿迹销声，不问世事而已。”
实事求是的说，王永江所言确实是有道理的。他竭尽所能地力劝张作霖止戈息武，埋头一心搞建设。他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可取的，但此时早已被杨宇霆等主战派包围着的好大喜功的张作霖，已经被这几场胜仗冲昏了头脑，毅然决然进军关内。
而张作霖此举，也最终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王永江的辞职，可以说是张作霖的一个巨大损失，更是东北财政的一大损失，而此时张作霖手下的人才，根本难以胜任这一职位，非王永江不可。
为了能够再度请王永江出山相助，张作霖曾多次派人前往，但王永江都以停止内战为要求，表示如果张作霖不止戈息武的话，那就坚决不复出。
1926年7月，张作霖想亲自劝其复出，但王永江却始终不肯与他见面，张作霖无奈，只好怅然而归。
次年秋，张作霖派彭贤再次去请王永江出山。王永江见张作霖多次诚心相待，如果不复出的话，似乎有点过意不去，于是便想着再去帮他一回。
但谁知道，彭贤还没有回京给张作霖复命，张作霖就已经委任刘尚清担任奉天省省长一职了。王永江听说后，便心灰意冷，一气之下病倒了。
原本张作霖是有意想让王永江出任奉天省省长一职的，但由于受到与王永江素来有嫌隙的杨宇霆的怂恿，才改任了刘尚清。等到后来张学良枪杀杨宇霆时，其罪状中就有这一条。
1927年11月，王永江因病去世，终年56岁。当然了，关于王永江的去世，是有争议的，有人说他是因病去世的，但也有人说他是被日本人毒死的。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张作霖在得知王永江去世的消息之后，悲痛不已，多日茶不思饭不想。他还派人送去五万大洋，为他置办后事，同时还让国使馆为王永江专门立传。可以说，此等殊荣，在当时的奉系中是极其少有的。
后来张作霖还对人说道：
“郭松龄以枪杆子伐我，王永江以笔杆子伐我”
。从此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无论是郭松龄还是王永江，都是张作霖手下不可多得的人才，对于他们的离去，他心中还是很悲痛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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