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年开始，处于西方殖民浪潮中的大清朝，确实命运多舛，短短七十年间即寿终正寝。如若没有西方这场全球性的扩张，很多问题并不会发生，大清的统治者遵循祖宗之法，再维系个两百年完全有可能。即便是死，也会痛快得多，不至于被如此折腾。

在被折磨的七十年间，有过许多疆土告急的时刻，所谓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边疆危机，就曾让大清统治者头疼不已。边疆和海洋同时受到入侵，不禁令他们捉襟见肘。手心手背都是肉，哪边都是自家疆土，丢任何一块都会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守住祖宗之地，是王朝后任统治者必须做到的事情。否则，脸往哪里放？

不过，有时候，要不要脸，还得看有没有这个实力。两边兼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战争，从开始到结束，全是钱。左宗棠嘴上说“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其实心里明镜似的，知道这只是理想，甚至是空想，后来也就明确主张压缩海防经费。李鸿章就没这么客套了，上来就撕破脸，把新疆说成是不毛之地，不值得收回来，即使收回来也守不住，又说什么“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其实，以李鸿章这样的政治老司机，岂能不知新疆的重要性，只是屁股决定脑袋，利益决定立场。为了突出海防的重要性，就必须把塞防说得一文不值，这是攻击策略。

作为封疆大吏，左、李二人都深知，以财政现状而言，想塞防、海防并重是不可能做到的，必须舍弃一方，否则哪样都做不好。都说君主乾纲独断，其实他们不仅被所谓天道约束，更受臣子们反制。治国先治吏，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内斗，此最考验平衡之术。两派奏折上交后，清廷并未立刻表态，实在也没法立刻表态，难受至极，只好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二月，在总理衙门的奏请下，亲王、郡王、六部、九卿等高级官员94人在内阁政事堂历时 20 余日，虽未达成一致意见，甚至吵成一锅粥，但海防一派显然占据绝对优势。一时间，舍弃新疆、停罢西征的言论甚嚣尘上。

事态紧急，子弹也不能飞太久，清廷必须尽快做出决断，否则，拖得越久，越是麻烦，只能快刀斩乱麻。决断是：不惜一切代价，必须保住新疆！于是，左宗棠就收到了一份密旨。圣旨称“中国不图规复乌鲁木齐，则俄人得步进步，西北两路已属堪虞，且关外一撤藩篱，难保回匪不复啸聚肆扰近关一带。关外贼氛既炽，虽欲闭关自守，势有未能”，要求左宗棠就收复新疆等事宜通盘筹划、详细密陈。左宗棠收到密旨，非常兴奋，直呼“洞见万里以外”，“此后可邀天鉴，免费唇舌”。

这份密旨背后的真正决策者是谁？慈禧。

显然，在她看来，问题根本不是要不要守祖宗之地，而是哪块地更紧急，更要命。舍弃新疆，则蒙古不保，蒙古不保，则京师堪忧。新疆是西北屏障，必须保住。虽然海疆同样关乎京师安危，此前教训还历历在目，但毕竟当下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可能。两相对比，则西北更为紧急，更为要命。所以，清廷稍后的表态是：一方面指出左宗棠所谓“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边塞大有所妨，所见甚是”；同时也反对左宗棠海防经费“无待别筹”的企图，称“各省设防，事属经始，需款较巨……尚待与各省疆臣共相经画者也”。乍看是塞防、海防并重，实则核心在第一条，也就是，停了西征，海防未必就能立竿见影，但西北屏障则会迅速消失，危害极大。

有了慈禧的御断和支持，事情的走向开始发生变化。在经费筹集问题上，清廷明确向左宗棠倾斜。九月，谕旨明确指出，西征军饷“不得不竭力图维，先其所急”。尽管中间过程一波三折，牵涉众多派系纷争，但在清廷的一力支持下，塞防派大获全胜。左宗棠迫于各方压力，曾将筹款金额由1000万压缩到400万，但清廷却称收复新疆“何惜巨款”，仍坚持1000万的筹款方案，议定：令各省提前预解300万，准左宗棠借洋债500万，由户部借库银200万。而且，按照左宗棠原奏和户部的商议结果，这些借款应从各省拖欠西征军饷内按年拨还。但清廷却否决此议，强令户部所借的库款200万由粤海等关海防经费项下“陆续扣还”。

这，就意味深长了。

新疆收复的首功，当然落在左宗棠身上。对于这一历史功绩，怎么夸赞都不过分。但人们似乎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他背后的支持者慈禧，似乎这件大事与她无关。或许在人们心中，慈禧妥协卖国、顽固不化的形象已经根深蒂固。事实是，如果没有慈禧的力排众议和全力支持（当然也有平衡之术），左宗棠的西征军费根本不可能解决，新疆的命运将是未知数，中国的版图也将是未知数。当然，忽视海防的恶果，在数年之后表现出来，而且来得同样猛烈。

祥说：说到底，在这场应对西方文明冲击下的危机过程中，由于祖宗之法丧失效力，清廷虽然很焦急，也很努力，终将还是跟不上时代的节奏。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应该向西方学习。他们又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究竟应该向西方学什么。到最后，心里虽然明白，却不想交出权力，结果只能是：学的越多，死的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