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0年伊始，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仍在世界范围内不断蔓延，抗击新冠病毒这个“看不见的敌人”成为了全人类共同的战役。回溯历史，从14世纪的黑死病到20世纪初的西班牙大流感，人类与疾病和瘟疫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新闻业与大众传播的逐渐发展不仅推动了抗疫的进程，也为我们今天理解瘟疫与人类的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档案。

新闻学院“外国新闻传播史”课程聚焦于新闻传播和全球瘟疫的关系，由选课同学组成9个小组，从新闻史的视角出发分析了新闻与瘟疫的多元关系。“清华全球传播”公众号将于近期分别推出各小组报告的精华版。

瘟疫中最有影响力的信息源的历史比较研究

外国新闻传播史 | 第六组

组长：沈青颜

组员：谢瑾凌、张予安、张韩结、傅圣哲、

杨璐、张敏、杨瑾、朴祗秀、贺一、王子轩

瘟疫是什么

瘟疫是什么？

也许你会说，瘟疫是由一些强烈致病性物质，如细菌、病毒引起的传染病；也许你会说，它是自古以来人类的头号杀手，我们的宿敌。但在中世纪，黑死病是人们心中上帝对世人的罪孽降临的惩罚；在20世纪初，大流感是大众眼里微不足道，只是由饥饿和疲惫导致的疾病；在2014年，社交媒体上的网民们就政府是否制造了埃博拉病毒恐慌而争执不休。

毫无疑问，医学水平，宗教信仰、政治立场、文化素养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每个人对“瘟疫”的认识；但从信息传播的角度来看，大众会对瘟疫产生怎样的看法，与人们能够获取信息的来源息息相关。

接下来我们将会通过对14世纪欧洲黑死病，1918年-1919年大流感，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这三个代表性案例的分析，进一步探讨什么是各次疫情中最有影响力的信息来源，它们何以拥有如此的影响力，以及它们怎样影响了大众对于瘟疫的观念和应对的历史演进。

14世纪：黑死病

宗教信仰的时代

在中世纪的欧洲各国，基督教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罗马教皇领导的天主教会作为权力中心，组织遍布欧洲各地。基督教不仅提供医院和学校，垄断了人们的文化教育，甚至拥有超越王权的世俗权力。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宗教是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有的孩子都接受了洗礼（除非他们是犹太人），每个人都会参加周日的弥撒，教会俨然成为了人们生活的中心，罗马教廷也成为了当时人们获取信息的最主要来源。教会主要通过传教士将教皇和上帝的旨意传递给广大的信徒们，而周日弥撒则是教皇直接进行信息传输的重要活动。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解释都以教会神学为标准，他们相信生活中一切美好的事情都是由于上帝的恩赐，时代的罪恶都是由于他们的罪恶，无知在社会中普遍存在。

1347年黑死病在欧洲爆发，这场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瘟疫，在全球范围内导致超过7500万人死亡，使欧洲人口锐减1/3-1/2。如今我们知道它的传染源是鼠类和其他啮齿类动物身上所携带的鼠疫杆菌，但中世纪的医学技术尚不发达，人们无法对黑死病的来源及病因作出科学的解释。

《死神的胜利》壁画，描绘了瘟疫爆发后死神肆虐的景象

宗教的拯救

受经院哲学（一种为宗教神学服务的思辨哲学。它的研究只允许在基督教教义的范围内自由思维，为信仰找合理的根据。）的影响，基于教义的“天谴说”成为了教廷对病因最好的解释。这种从属于“原罪—赎罪—审判”信仰体系的认识将黑死病看作上帝因世人的罪孽而降临的惩罚，而这种罪孽主要是社会道德上的败坏。《坎特伯雷副主教致伦敦主教的信》中说：“上帝经常让瘟疫，悲惨的饥荒，冲突，战争和其他形式的灾难降临，借此来恐吓和折磨人们，让人们驱赶走自己的罪恶。”

因此，在黑死病肆虐期间，向上帝忏悔的宗教仪式就变得格外重要起来。教会在瘟疫期间制定了驱逐黑死病的详细计划和行动方案，教皇亲自为驱逐黑死病而设计了弥撒，并通过红衣大主教向英国全境推行。在约克镇，大主教苏支规定每周的周三和周五都要举行虔诚的游行和祈祷，并且为了减轻瘟疫，每天作弥撒时都要朗诵特别的经文。方案还规定要组织僧侣和民众低头、赤脚、禁食，带着一颗虔诚的心来忏悔他们的罪孽，让他们在走动时尽量多念主祷文和万福玛利亚。

Josse Lieferinxe画作，画面中圣塞巴斯汀为瘟疫受害者向上帝说情

Care，not cure

教会对“天谴说”这种解释的迅速传达和有关措施的周密布置证明了它面对瘟疫的积极态度。不可否认，教会的这些措施起到了重要的安慰人心和稳定秩序的作用。由于黑死病引起了人口的大量死亡，“1348年，总计1800人的小村子日夫里死亡750人”，恐慌充斥于每个民众的内心和社会的每个角落，社会秩序混乱不堪。忏悔和祈祷虽然在实际上无法抵御疾病，但对人们普遍的恐慌心理是一种极大的安慰。

但是，教会基于“天谴说”的应对措施对于控制瘟疫来说不仅毫无成效，并且部分如人群的集中游行等类似活动反而使瘟疫更加肆虐。因为与患病者的高频率接触，大量教职人员因感染疫病而死亡。由于人员损失太大，瘟疫后期甚至有的文盲也加入了神职人员的行列。

总而言之，在宗教支配思想的中世纪，基督教会成为了人们对瘟疫最主要的信息来源，教会的积极传播使“天谴说”迅速成为社会的主流认知和疫病防治依据。由于对瘟疫流行原因的误解，教会对黑死病的解释和防治没有起到令人满意的效果。为了体现基督的爱，当时教会医疗的目的也并非治愈(cure),而是照护(care)。

1918-1919年大流感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投降而告终，战争造成了1000多万人死亡，然而不久之后，“1918-1919年大流感”的到来却使得战争的死亡幽灵相形见绌。这场大流感是中世纪以来致死率最高的瘟疫，被称为“历史上最大的医学大屠杀”，它带走了数量超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总和的生命。从1918年春开始肆虐，经历三次高峰, 到1919年5月基本结束,大流感在全世界的感染者可能有10亿，而当时全世界仅有18亿人口。

战争中的各国

与历史书上一致，对于当时的各国政府来说，战争是浓墨重彩的主角，大流感不过只是一则小小脚注。

1918年3月，一战已经靠近生死关头，俄国被迫与德国签订条约退出一战，大批德军转战西线，形成对英法的军力优势。法国总理克里孟梭甚至公然请美国记者发动美国社会“恶战即将发生，请美军急速来援”。但美国士兵带来的不仅是枪炮，还有更致命的流感。

《大流感: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中写道：“他们（美国士兵）可能是在1918年2月28日到3月2日之间抵达欧洲战场的, 而部队医院首次开始接纳患流感士兵的日期是3月4日。这个时间段恰好同流感的潜伏期相吻合。”目前认为，美国堪萨斯州哈萨克尔县征召入伍的人将病毒带进了该州一个大型军事基地，随着美国源源不断地从这里向其他美军基地及欧洲提供兵力,流感病毒就这样不断扩散,在三个月内席卷了全球。

1918年8月8日，梅德营寄出了William Earl Wright的信，此后，马里兰州的第一批流感病例于1918年9月17日出现在米德营地。

20世纪第二次工业革命让人类社会步入电气时代，无线电的发展和应用催生了广播这一新媒介，它与各类报刊、通讯社一起形成了相对多元的媒介传播体系。但正如加利福利亚参议院约翰逊所说：“战争一降临，遭难的首先是真理。”严格的战时新闻审查制度限制了这些传播手段能够发挥的作用：报刊、通讯社都被政府严格管控，无线电广播更被认为是战争武器而遭到民众抵制。这场大流感在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席卷全球，其不幸之处不仅在于让本就因为战争而元气大伤的参战国雪上加霜，更在于战争中政府对于信息的极端控制，这为疫情的肆意泛滥埋下了伏笔。

政府的信息控制与发布

法国将卫生信息视为战时最敏感的内容之一，大流感被法国军方以“疾病11”的代码取代，新闻媒体不得随意报道。德国也视“隐瞒疫情”为上策，在德国政府的遮掩下，1918年夏初的德国社会认为，当前盛行的这种疾病不是源于病毒或微生物，而是战争导致的饥饿和精疲力竭。

在疫情最早爆发的美国，总统威尔逊签署了《煽动法》，将任何可能阻碍战争努力的行为定为犯罪。通过公共卫生部门、地方当局和官员以及被控制的官方报纸，政府从多渠道发布经过严格审查的信息以避免人们的恐慌。

直到疫情出现一个月后，流感相关的消息，才首次出现在美国政府的每周公共卫生报告中。然而，该报告只向堪萨斯州的官员通报了18起严重病例和3起死亡病例。8月上旬纽约已经有患病船员登陆被送往医院，而卫生部长科普兰和港口卫生官员联合发表声明：“绝无爆发流行病的风险”。9月初，一艘美国军舰将变异后的流感病毒重新带回美国，费城水师基地的两名水兵病死，但费城政府卫生部门仍慰藉民众说“这只是普通的感染病”。9月28日，费城举行大游行，但费城五大日报均未刊登忧虑疫情的内容。

1918年大流感的感染者

尽管如此，由于当时医疗技术落后，掌握主要医疗设备和相关技术的便是政府，官方提出的“呼吁”“建议”“宣称”等仍然是战争中恐慌的民众心目中关于流感为数不多却最有效的消息。

姗姗来迟的应对

疫情的恐怖阴影全面笼罩，在已有上几万人因流感而死去之后，部分地区终于愿意开始对流感预防措施进行宣传。英国的地方政府委员会制作了与流感相关的电影《怀斯博士关于流感》，介绍防御流感的措施，但为时已晚——当该电影于1919年放映时，第二波疫情已经结束。

费城卫生局在市政厅外面张贴的宣传流感预防措施的标志

1918年大流感与一战紧紧相随,带来了如此巨大的杀伤力。除了流感本身的威力外，公共卫生部门、地方官员以及被控制的官方报纸联合进行的淡化、压制的处置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各国政府通过各种强制性手段垄断了瘟疫中的信息传递，大大阻碍了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流感发病率和死亡率的早期报告，错过了对流感进行早期防控的最佳时期，并最终导致疫情肆意泛滥，让各国都付出了更加惨重的代价。

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

2014 年初，埃博拉肆虐西非国家，蔓延速度惊人。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称，自2014年2月埃博拉病毒开始爆发至2014年12月2日，几内亚、利比里亚等国累计出现埃博拉确诊、疑似和可能感染病例17290例，其中6128人死亡。与以往不同，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兴起，让这场起源于西非的大规模病毒疫情在爆发之初就吸引了大量关注并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的讨论。

话语权力的下沉

截至2014年底，世界上有30亿人能够连接互联网，占总人口的40%，当中三分之二来自发展中国家。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媒介使用习惯,社交媒体日益成为人们获取信息的重要来源，Facebook、Twitter等已然成为部分公共事件中信息流通的主要传播平台。

2012-2014网民社交媒体使用率

社交媒体“去中心化”的特性让任何人都可以在平台上发布有关疫情的信息并获得广泛的传播，进行权威信息发布的中心组织，民间自发的健康组织、媒体以及个人用户构成了埃博拉期间社交媒体上相对多元的信息传播主体。

2014年8月，疫情爆发之初，WHO和CDC等就开始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及时对公众进行告知、解释以及辟谣。8月8日WHO辟谣了关于喝盐水和洗盐水澡可以预防埃博拉的谣言，CDC则在8月9日发推科普了埃博拉的传播方式，官方公共卫生相关机构为社交媒体平台上信息传播的准确性提供了保障。

WHO 推特内容

BBC动态新闻、CNN等媒体紧随其后在推特上发表了相关内容，报道这一国际卫生紧急情况，跟进埃博拉疫情的最新进展。

BBC Breaking News 推特内容

个人用户和民间组织在信息时效性和丰富性等方面的优势，使其成为了官方信息源的有益补充。

在2014年7月24日, 尼日利亚官方公开宣布发现埃博拉疫情的前两天，就有一则推特上的留言表明发现了尼日利亚境内第一起埃博拉病例，提醒人们预防病毒传染。

民间组织Sermo致力于为医生提供案例讨论、研究和实践的社交网络，而另一个由对关注埃博拉疫情的医生和普通公众自发形成的民间组织letstalkebola发布的内容则收获了大量的转发和讨论。

埃博拉期间，不同主体提供的多元信息共同建构了民众对于病毒和疫情的认知。

信息与噪音的竞逐

然而，如今关于疫情的冗余信息在某种程度上反而成为了一种噪音，让恐惧通过社会关系网络的高速扩散在社交媒体上蔓延。2014年10月，在美国尚只发现了一例感染案例时，推特上就已经有了成千上万个高喊“害怕”埃博拉病毒的留言。根据RiteTag的统计，每个小时有2455个关于埃博拉病毒的新留言和4240个转发，潜在阅读5610万次。当类似的信息如潮水般涌来，民众所感受到的疫情往往比真实世界里严重得多，他们的紧张情绪反而会加重。

更何况，除了真实准确的信息，谣言和不实信息也在社交媒体上得到了同样的传播，言论责任缺失的困境在疫情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埃博拉爆发之初，“进入诊所接受治疗的患者会被直接处死”的谣言在社交媒体上泛滥，McLysaght在2014年写道：“这种错误信息意味着被诊断出的人有时会逃跑，拒绝可能挽救生命的治疗，同时将疾病传播到未受污染的城镇和乡村。”

疫情也成为了部分人制造矛盾冲突的绝佳利器，关于是政府制造了埃博拉病毒恐慌的阴谋论甚嚣尘上。这种言论始于2014年9月利比里亚报纸《每日观察家》发表的一篇文章，几周后嘻哈歌手Chris Brown向当时的1300万追随者发了推文，“我不知道……但我认为埃博拉疫情是控制人口的一种形式”，获得了3.5万转发。

Chris Brown 推特内容

互联网时代，越来越多的传播主体借助社交媒体拥有了发布信息的渠道和舆论影响力。传递准确及时的疫情信息可以帮助人们采取预防措施，及时识别感染人群并进行更有效的治疗。然而信息生产权力的下放，也会造成信息爆炸，信息的源头不明确，以及谣言的泛滥，如今科学家在寻找病原以及当局在防疫之余，还要忙着应对网络上未证实的信息。当人人都拥有麦克风，那么我们必将面对一场信息与噪音的竞逐。

总结

回顾历史上的三次瘟疫，从信息来源的角度进行考察，我们对于大众看待瘟疫为何如此不同这个问题会有更深刻的认识。

在中世纪这样一个“信仰的时代”，基督教控制着社会意识形态，人们能够获取信息的来源极度受限，正统教会作出的“天谴说” 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认知。1918-1919年大流感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殊时期，为了维持民众高涨的战争热情，各国政府通过战时新闻审查制度封杀了大多数民间信息来源，并严格控制官方信息的发布，以此压制大众对流感疫情的关注和严重程度的认识。21世纪，科技进步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打破了对信息权力的垄断，“人人皆有麦克风”使埃博拉疫情中的信息来源日趋多样，但信息传播权的下放也造成了信息冗余，信息源头不明确，谣言泛滥等问题。

最近的新冠疫情中，“信息疫情(infodemic)”的概念被广泛提及，也正集中反映了这些问题。关于疫情的信息呈爆炸式增长，过多的信息让人们难于发现值得信任的信息来源；负面信息的过度重复、信息茧房会误导人们对情势的判断，加剧恐慌；疫情中借机泛滥的谣言和虚假信息产生的危害更是难以估计。信息本该是力量，如今却成了一股阻力，信息病毒成了另一种隐性瘟疫。

通过回顾历史上的重大瘟疫并对其信息来源进行考察，我们认识的不仅是历史，更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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